2026年，不仅是美国独立建国250周年，而且是亚当·斯密《国富论》问世250周年。八十余年前，经济思想家卡尔·波兰尼曾经这样将二者联系起来：英国工业化景象警示了美国的建国者们，他们将经济领域置于宪法之外，由此赋予私有财产权最为严格的保护，从而创造出世界上唯一一个具有明确法律基础的市场社会。波兰尼是在告诉世人，亚当·斯密在美国，从美国建立之日起从未离开。
深受波兰尼思想影响的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家乔万尼·阿瑞吉，外祖父是工厂主，父亲是企业家，在攻读经济学博士之际就继承了家族企业，毕业后还曾经在联合利华公司工作，然后辗转任教于罗得西亚、坦桑尼亚、意大利和美国纽约等地的大学，他是70年代初的葛兰西小组联合创办人之一，在美国期间加入布罗代尔中心，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共事多年，这些经历让他对当代世界的政治经济根源有了颇具现场感的深入思考。
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以来，在人生的最后十年，阿瑞吉反复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崛起，是否意味着两百五十年前的亚当·斯密预言成真，即，欧洲民族与非欧洲民族之间实现了真正的平等和相互的尊重。由此出发，为了向人们描绘21世纪的政治经济谱系，2007年，阿瑞吉提出与波兰尼不同的看法：亚当·斯密不在美国，不在华盛顿；亚当斯密在中国、在北京。
两个斯密：一个被无限放大，一个被刻意抽离
在阿瑞吉织就的这幅谱系图中，穿针引线的，是两个斯密：一个是经济的，另一个是政治的。经济的斯密鼓吹自生自发自我调节的市场无形之手，以及作为经济发展永动机的资本主义。政治的斯密主张政府是市场的母体，国家的调控干预是市场生存发展的条件。很明显，波兰尼借以警示世人的，是经济的斯密；而阿瑞吉借以展望未来的，是政治的斯密。
经济的斯密是自由主义的，他主张在分工社会中，交换是人的秉性，每个人仅靠自己的劳动产品只能满足自身欲望的极少一部分，所以都需要用自己劳动的剩余产品来与交换他人劳动的剩余产品，这样才能满足自身的全部需要。如此一来，人的利己之心就实现了利他的社会效果。在这种交换的秉性面前，人人生而平等，不存在道德意义上的高低贵贱之分。每个人都是商人，都要依赖交换而生活，这种交换的秉性，就像一只无形的手，推动着这个商业社会的经济繁荣。不过，这个商业社会还需要三个实验室般的严苛条件：一是听任万事万物自然发展，一切听其自由；二是每个人都能自由选择自己认为适当的职业并能随时自由改业；三是每个人都从自身利害出发趋利避害。显然，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社会能够满足这三个条件，这样的经济乌托邦 从未存在过，也不可能存在。
考虑到斯密构筑的经济自由主义是在《国富论》问世七八十年后，也就是1844年英国市场社会正式确立，并通过殖民战争扩张成为“日不落帝国”之后，才变成了英国的国策，经济的斯密对现代世界的影响还不到两百年。但这不妨碍经济的斯密被西方社会奉为经济自由主义的宗师，《国富论》也被视为经济学的圣经。这是因为，人们认为，正是斯密揭开了经济人的面纱，彰显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威力，为经济自由主义构建了利己之心达至利他社会效果的正当性。仿佛从他开始，市场的交换法则就成了市场运行的核心机制，成了支配一切的上帝法则，成了约束人世间万事万物的真理法则。人人以获利为动机，人人以利己为天性，一切都有价格，万物皆可买卖，宛若不可触碰不得违背的天条。
但在阿瑞吉看来，政治的斯密不相信这天条，因为他看到经济的购买力总想也总能转化为政治的支配力，所以并不把自我调节的市场作为新旧自由主义的信条；他提倡亲劳动者而非亲资本的政府行动；他不主张容易导致工资降低的劳工间竞争，而主张把利润降低可接受水平的资本家间竞争；他把政治经济学描述为政治家或立法者科学的一个分支，把自己的思想贡献描述为“有关法律和政府的一套总原则”；他非但没有建立一个自我调剂的市场理论，反而预先假定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它创造并不断催生市场存在的条件，它利用市场作为政府的有效工具，它调节市场的运行，它还积极干预以便校正或克服市场所带来的不良的社会或政治后果。
政治的斯密的目标，既是要向国家提供用于公共服务的充足财政收入，也是要向人民提供丰富的生活资料，他出于这种社会的、政治的而非经济的考虑，主张非常广泛的政府干预：治安、国防、司法、贸易、通讯基础设施、货币、信用调控和教育。因此，阿瑞吉认为，当代流行的经济学理论颠倒了斯密的思想，刻意抽离了政治的斯密，无限放大了经济的斯密。
两种未来：如何实现大多数人的美美与共？
政治的斯密看到了中国市场的巨大规模效应，看到了非资本主义的市场发展的历史和当代形态。这让阿瑞吉做出了颇具颠覆性又很有吸引力的论断：在欧洲，马克思活在意识形态中；在美国，劳资关系客观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与之类似，当代西方只是在思想上信奉自由市场，而古代中国却在客观上实践着市场经济，在很多方面进行着充分的竞争。进而，阿瑞吉剥离了市场经济的历史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市场经济不是现代才有的，也不是资本主义才有的。因此，所谓“斯密在北京”，说的既是政治的斯密在北京，也是真正的、自然的市场经济。
阿瑞吉是这样得出这个结论的。首先，现代世界历史的首要特征在于，国家间对流动资本的竞争，这种竞争刺激并推动了金融扩张（这来自马克斯·韦伯）；其次，金融晚秋论：某个正在经历金融扩张的国家的晚秋，恰恰也是另一个地方的春天（这来自布罗代尔和马克思）：在威尼斯积累的剩余去了荷兰，在荷兰积累的剩余去了英国，在英国积累的剩余去了美国。再次，美国或者说西方积累的剩余正在流向东方，流向中国。美国的黄昏会不会变成中国的春天，这取决于中国走什么样的政治经济道路。
引申而言，中国走什么样的政治经济道路取决于，中国能否既引导工人竞争来获取资本、利润和经济繁荣，又抑制消化消除不良的社会政治后果；中国能否将工业革命与杉原熏所提出的“勤劳革命”融合起来；中国能否将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能源节约型工业化结合起来，解决中国内部的城乡、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发展问题，走出一条非资本主义的国家市场道路，而非西方世界军国主义、工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能源过度消耗型的、不自然的发展道路。走上这条“自然的国富之路”的中国，将更有可能代表非欧洲民族实现与欧洲民族的真正平等和相互尊重，也将更有可能为人类社会的前途命运做出更大的贡献。
由是观之，经济的斯密在美国，政治的斯密在中国，这两个斯密两条道路之争，也正代表着人类社会的两种未来：究竟是一小撮人盆满钵满、垂拱而治、优哉游哉、不亦乐乎，还是大多数人勤劳革命、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面对这两种未来，人类社会将何去何从，这关乎每个人的生计生活、健康幸福和前途命运。
编辑｜冯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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