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移民体系内部的紧张正在加剧。这本可以成为自由党提出一套有别于政府、并能回应这些矛盾的移民政策的机会。
但到目前为止，自由党并没有做到。相反，它拿出的只是一套令人失望的移民政策，目的似乎只是把一个民族党的支持者重新拉回自由党。
自由党的政策路径，实际上把移民塑造成不受欢迎的人。比如，反对党领袖安格斯·泰勒宣布，自由党提议将海外净移民规模与住房供应水平挂钩，设定上限。
他还表示，一些福利的获取资格将被限制为澳大利亚公民，包括国家残障保险计划。同时，政策还会更强调“澳大利亚价值观”。
按照已经公布的自由党政策，移民规模将完全依据新建住房竣工数量来决定：一套住房对应一名“净”移民。尽管满足技能短缺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是移民政策的核心标准，但现在看起来，这已不再是判断移民规模的依据。
阿尔巴尼斯政府虽然知道移民体系中存在这些紧张关系，却选择把问题掩盖起来。但反对党的政策同样行不通。
正如我此前所写，海外净移民，也就是一个人口因移民而产生的净流入或净流出，是一个非常滑动、并不稳定的概念，不应成为政策制定的基础。
比如，2012年至2015年间，仅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公民的海外净移民就减少了50000人。这样的波动并不受政府控制，难道这就意味着需要少建50000套住房吗？
包括自由党内部一些人在内，许多评论者都准确指出了自由党这种负面路径的问题。要应对移民体系中不断加剧的紧张，澳大利亚需要的是对移民政策进行根本性改革。到2026年3月31日，澳大利亚持过桥签证的人数达到前所未有的432000人。短短三年间，这一数字增加了约250000人。
所谓过桥签证，是指申请人正在等待另一类签证申请结果期间所持有的签证。其中包括数量迅速增长的澳大利亚公民配偶和子女。按照法律，他们有权获得永久居留，但却被迫等待多年，迟迟拿不到签证结果。其中也包括雇主担保永久居留的申请人。这个类别过去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一直非常积极。
还有一些持过桥签证的人，正利用法律机制延长自己在澳大利亚停留的时间，这也减少了离境人数。当前推高海外净移民水平的，主要不是入境人数过多，而是离境人数过少。
过桥签证问题必须尽快解决，因为澳大利亚公民的配偶申请人正被困在一种不公正的悬而未决状态中。那些本应受到欢迎、由雇主担保的高技能工人，其申请处理不断拖延，也有可能让澳大利亚经济失去这些劳动力。最后，利用法律漏洞延长停留时间的问题也必须处理，它正在迅速失控。
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的核心问题在于，政策一直把移民规模视为规划的输入项，而不是规划的结果。换句话说，财政部预算和代际报告会先假定未来的移民规模，再据此分析在规划层面需要做什么。
正如我和同事艾伦·甘姆伦所主张的，移民规模应当是一个经过复杂规划过程后得出的结果。这个过程需要把劳动力需求、住房、基础设施和能源等因素一并纳入考量。
缺乏规划带来的一个重要后果，是临时人口持续增长。如今，澳大利亚的临时居民人口约为170万人，占总人口的6.2%，而且这一群体还在继续扩大。
除了技能移民之外，临时移民也已经成为多个行业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养老护理、园艺和酒店餐饮业。长期以来，澳大利亚一直坚持永久移民原则，而不是像许多其他国家那样依赖客工制度。
但现在，一个规模可观的客工群体已经成为澳大利亚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移民政策需要做的，是管理这种临时性，而不是任由它在缺乏规划的情况下继续扩大。
如果采取有管理的路径，政策就需要判断哪些领域适合用临时移民来满足劳动力需求，同时也有助于确保临时移民不被剥削。这也会让临时身份向永久居留的境内转化，得到更好的治理。
加拿大最近已经正面处理了这个问题，明确规定任何时候临时居民占总人口的比例为5%。加拿大还规定，每年的永久移民项目规模应设定为总人口的1%。
按人口比例计算，这一水平明显高于澳大利亚目前的做法。如果按总人口的1%来设定，澳大利亚的永久移民项目规模将比现在每年高出约70000人。
加拿大虽然提供了一个方向，但它在落实临时人口目标时推进过快，结果导致人口下降，国际教育也遭到重创。澳大利亚应当朝着与加拿大相同的方向前进，但相关测算应建立在更审慎的长期规划基础上。
相关研究工作现在就需要启动，为未来实施做好准备。自由党的政策本可以在这一过程中展现领导力，但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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