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母亲蹲在灶房门槛上数鸡蛋，一个一个往柳条筐里搁。

数到第九个的时候，她的手顿了一下，抬起头来跟我说：“建平，你爹昨儿夜里又翻出你那些信了，一封一封摊在炕沿上，点了三遍。”

我没吭声，把手里的柴刀抡得更紧了。木柴劈成两半，在院子里溅开细碎的木屑。

那些信我都知道。红格子的信纸，部队发的，每一封都写满了字。那是七年前我离家当兵的时候，周秀兰托她弟弟转给我的。一共十七封，摞起来有小半拃厚，压在炕柜最底下，用一方已经发黄的的确良手帕裹着。

母亲没等到我的回应，叹了口气，把数好的鸡蛋端进了灶房。

我抬头看了看天。正月十七，日头不毒，挂在村口老槐树的梢头上，懒洋洋的。远处的麦地里，冬小麦刚返青，一片浅绿铺到天边。

二十七个年头了。我头一回觉得，站在自家的院子里，喘气都顺畅了些。

身上这套军装是前年发的，四个兜，比当战士时候两个兜的布料厚实多了。肩膀上的星杠头一回压上去的时候，我对着镜子站了半个钟头，翻来覆去地看。看着看着，眼眶子就红了。

从列兵到排长，这条路走了整整六年。

说起来不过是六个春夏秋冬，可每一天是怎么熬过来的，只有自己知道。新兵连那阵子，天不亮就起来压被子，豆腐块不压出棱角来不让吃饭。三九天趴在冻土上练瞄准，棉袄里头结了一层冰碴子。后来到教导队集训，别人过礼拜天进城逛，我窝在宿舍里啃书本，一本军事教材翻得起了毛边。

都过去了。

可真正过不去的，是心里头那个人。

我放下柴刀，直起腰来，望向东边那条通往镇上的土路。尘土在日头底下泛着灰蒙蒙的光，空荡荡的，连个骡子车的影子都没有。

“建平！”院子里忽然响起一声喊，是隔壁的张二婶，声音尖得像锥子，“有人打电话到公社了，说是你的，让你去回！”

我愣了一下。谁会往公社打电话找我？

洗了把脸，换了件干净的衬衣，我骑上家里那辆二八大杠就往公社赶。土路坑坑洼洼的，车轱辘碾上去颠得人五脏六腑都跟着晃，可我心里头比这路还晃荡。

公社的话务员是个新来的小年轻，不认识我，把话筒递过来的时候，眼神里藏着点打量的意思。

“喂？”

“建平哥，是我。”电话那头的声音低低的，有些沙哑。

我握着话筒的手骤然收紧。那是陈卫国的声音。

秀兰的亲弟弟。

“卫国？你……”我喉咙发紧，“你姐她……”

“建平哥，”陈卫国的声音顿了一下，像是在措辞，“我姐……她还没嫁。”

我的呼吸一下子停了。像是一把铁锤猛地砸在了胸口上，耳朵里嗡嗡作响，后面他说了什么，我一个字都没听清。

“……建平哥，你在听吗？”

“在，我在。”我哑着嗓子说，“卫国，你说。”

“我姐让我告诉你，你要是有空了，就去家里坐坐。”

放下电话，我在公社门口站了很久。

正月的风从田野上刮过来，带着泥土腥气和麦苗的青涩味。远处有一个老汉赶着牛车慢慢悠悠地走，牛脖子上挂的铃铛“叮当叮当”地响。

七年了。

我仰起头，把眼泪憋了回去。

那年我二十岁，周秀兰十八，我在她面前连句囫囵话都说不出来。她爹周德厚在镇上供销社当主任，家里吃的是商品粮，住的是带院子的砖瓦房。她本人更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俊俏姑娘，两条大辫子又黑又粗，甩在腰后头，走起路来一荡一荡的。

我呢？我家三代贫农，住的是土坯房，院墙是夯土打的，连个门楼子都没有。一年到头吃不了几顿白面馍，穷得烧不起炉子，冬天一家人挤在炕上盖一条棉被。我爹腿脚不好，干不了重活，家里全靠我娘和我撑着。

你说这样的门户，我怎么敢去高攀？

可架不住缘分这东西不讲道理。那年夏天，生产队还没散，我们大队和镇上中学搞“支农”活动，周秀兰分到了我们队。她不会割麦子，镰刀拿在手里跟拿绣花针似的，没割两把就把手指头割破了。我从地上薅了把刺儿菜嚼碎了给她敷上，她疼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硬是一声没吭。

后来好上了，也是偷偷摸摸的。她下了学绕道从我家地头走，我假装在锄草，两个人隔着半人高的玉米秆子说几句话。说的话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可每一句都记得真真儿的。

再后来，事情传出去了。

周德厚听说了以后，骑着那辆飞鸽牌自行车直接蹬到了我家门口，连车都没下，一只脚蹬在地上，铁青着脸跟我爹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却像一把刀子，把我全家的脸面都剐了。

那话我记了一辈子——“你们家建平，配不上我家秀兰。以后不要再来往了。”

当天晚上，我爹一个人坐在院子里抽旱烟，抽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起来，满地的烟锅子灰，他的眼睛红得像兔子。

那年冬天征兵，我没跟任何人商量，直接去公社报了名。

走的那天，全村敲锣打鼓地送。我穿着没有领章帽徽的新军装，站在大解放车上，眼睛往人群里扫。扫了一圈又一圈，就是没看见她。

后来才知道，她被周德厚关在了家里，连门都不让出。

她在屋里头哭了整整一个上午。

这些事，是我在部队收到她的第一封信才知道的。那封信皱皱巴巴的，字迹有些模糊，不知道是蘸水还是眼泪洇的。

我站在公社门口，把这些往事在心里头过了一遍，胸口堵得慌。

定了定神，我骑上车，往家蹬。

车轮子在土路上颠得直响，我的脑子里却渐渐清明了。

当年周德厚看不起我，是因为我穷，我没出息，我配不上他闺女。

现在呢？

我在部队入了党，提了干，肩膀上扛着星。虽然一个排长在部队里算不上什么，可在咱们这十里八乡，那是正经八百的军官，吃的是国家粮，端的是铁饭碗。

够不够资格去周家提亲？

够不够底气站在周德厚面前，把七年前他撂下的那句话还回去？

回到家的时候，母亲正在院子里晾衣裳，看见我的脸色，手里的搌布停在半空。

“咋了？谁打的电话？”

“娘，”我走到她跟前，一字一顿地说，“我想去周家提亲。”

母亲的手哆嗦了一下，搌布掉在了地上。她弯腰捡起来，嘴唇翕动了半天，才憋出三个字：“周德厚？”

“嗯。”

“你……”

“我想好了，”我说，“明儿就去。”

母亲没再说话，转身进了灶房。过了一会儿，我听见里头传来锅铲碰锅沿的声响，夹着她低低的叹息声。

我爹从里屋挪出来，拄着那根跟他年纪差不多大的竹拐棍，在门槛上坐下来。他沉默了好一阵子，才说：“要去了？”

“去了。”

“有把握没有？”

“没有。”我老实说，“但总得去。”

他又沉默了。末了，他从腰间摸出烟袋锅子，塞上碎烟叶，划了根火柴点上。烟雾缭绕里，他眯缝着眼睛，看着远处的地平线，哑着嗓子说了一句话。

“去吧。大不了，再丢一回人。”

我说：“爹，这回不会了。”

声音不大，可话里头的意思，是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

夜里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月光从窗棂的缝隙里漏进来，照在糊着旧报纸的墙壁上。我把双手枕在脑后，想起了很多年前的一个黄昏。

那会儿麦子刚收完，场院上空荡荡的，碾场的石磙子歪在一边。我和她坐在麦秸垛后头，日头从西边山梁上沉下去，把半个天都烧成了绛红色。

她问我：“建平，你将来想干啥？”

我说：“不知道。”

她说：“你就没想过，咱们以后……”

我没让她说完。

因为我不敢想。

那时候的我，拿什么去想以后？三间土坯房，几亩薄地，一头半大的猪，还有炕上躺着的老爹——这就是我全部的家当。

可现在不一样了。

我在部队待了六年，学会了打仗的本事，也学会了做人的道理。跟着老连长学的那些话，到现在一个字都忘不了——“一个人穷不可怕，怕的是认了穷的命。”

我不认命。

明儿一早，我就去镇上买两瓶好酒，再去供销社买两斤白糖，然后直接蹬上周家的大门。

不管结果怎样，这一趟，我必须走。

窗外起了风，老槐树的枝条抽在屋檐上，发出沙沙的声响。远处不知谁家的狗叫了两声，又安静下去。

我翻了个身，闭上了眼睛。

心里头那个攒了七年的念想，此刻安安静静地待在那里，不声不响，却烫得人睡不着觉。

第二集

天还没亮透，我就醒了。

炕头的窗户纸上刚透出一点灰蒙蒙的光，院子里已经响起了母亲扫地的声音，竹扫帚刮过冻硬的土地，“唰——唰——”，一声接一声，不紧不慢的。打我记事起就是这个声音，不管刮风下雨，雷打不动。

我翻身坐起来，从枕头底下摸出那方发黄的的确良手帕。十七封信被我按日期码得整整齐齐，每封信的折痕都磨出了毛边。最上头那封的邮戳是一九七八年三月的，信纸的边角已经脆了，稍微用力就会碎。

秀兰的字不算好看，一笔一划却写得认真。头几封信里她还在公社中学当代课老师，信纸上偶尔会沾着红墨水的印子。后来她转正了，信里夹过一张小小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她瘦了一圈，两条辫子剪成了齐耳短发，站在学校门口，抿着嘴笑，眼睛却红红的，像是刚哭过。

我把手帕重新包好，塞进了军装的内兜里。

吃早饭的时候，母亲端上来一碗荷包蛋，比平时多放了两个。她把碗搁在我面前，什么话也没说，转身去灶台边擦锅盖，擦了一遍又一遍，那锅盖早就亮得能照人了。

我爹坐在炕沿上，把烟袋锅子在鞋底上磕了磕，清了清嗓子：“东西备了没有？”

“备了。”我说，“前天在军人服务社买了两瓶汾酒，四斤白糖，还有一条大前门。”

大前门是我用攒了三个月的军用票换的，平时自己连根烟都舍不得抽。我爹点了点头，又沉默了。过了半晌，他哑着嗓子说：“见了周德厚，别低三下四的。你现在是军人，是国家的人，不比谁矮一头。”

“知道了，爹。”

我把那身新军装穿上了。四个兜的干部服，料子挺括，裤线熨得笔直。帽子戴正了，领章对得齐齐的，风纪扣系到最上面一颗。打了盆水照了照，水面上映出来一张脸，跟七年前离开家时那张青涩的面孔相比，颧骨高了，下巴硬了，眉骨底下压着一双沉甸甸的眼睛。

二十六岁的赵建平，到底和十九岁那个毛头小子不一样了。

从我家到镇上十五里路，骑自行车要四十分钟。出了村口，上了那条通往镇上的砂石路，两边的麦地还没完全化冻，地垄上结着一层薄薄的白霜。有勤快的庄稼人已经在翻地了，老黄牛拉着犁铧慢慢悠悠地走，犁过的泥土翻出湿润的深褐色。

路过陈家村的时候，我下意识地捏紧了车把。

村口那棵大柳树还在，枝条上刚冒出一点鹅黄的嫩芽。树底下的石碾子也还在，当年我和秀兰就是在这石碾子旁边见的第一面。那时候她穿着一件白底碎花的衬衫，袖口挽到胳膊肘上头，露出一截白生生的手臂。她在帮生产队称麦子，记账的本子上写满了数字，手指头上沾着蓝墨水的印子。

我看了一眼，没停车，脚下猛蹬了几下，车轮子碾过路面，扬起一片灰尘。

到了镇上，我在供销社门口停下来，又买了两瓶水果罐头。柜台里的大姐认得我，笑呵呵地说：“建平，穿这一身真精神，去相亲啊？”

我没答话，笑了笑，把罐头放进车筐里。

周家住的那条巷子在镇子北头，清一色的砖瓦房，院墙刷了白灰，比村里那些土坯房子气派多了。巷子口有一棵老槐树，树冠遮住了半条巷子，夏天的时候树荫底下能坐一排人纳凉。

我在巷子口下了车，整了整军帽，深吸了一口气。

手心里全是汗，跟七年前在生产队地里等她时一模一样。那时候我蹲在田埂上，手里攥着一把刚摘的野花，攥到花瓣都蔫巴了，她还没来。

巷子里很安静，偶尔传来几声鸡叫。我推着车往里走，走到第三家，门牌上用红漆写着“周”字，铁皮门上贴着去年的春联，风吹日晒的，红纸已经褪成了粉色，只剩下“勤俭持家”四个字还算完整。

我站定了。

门虚掩着，从门缝里能看见院子里晾着的衣裳。有一件碎花的棉袄，洗得有些旧了，袖口上打着补丁，针脚走得细细的，一看就是她的针线活。

七年前，我连这道门都不敢靠近。每次送她回来，都是在巷子口就停下了，远远地看着她推开那扇铁皮门走进去，身影消失在院墙后面。有一回被她爹撞见了，周德厚站在门口，脸黑得像锅底，一声不吭地瞪着我，那眼神像刀子一样，剐得我浑身不自在。

从那以后，我连巷子口都不敢站了，只敢在对面的街角远远地看一眼。

我站在门前，把手里的东西又理了理，正准备敲门，忽然听见院子里传出来一阵咳嗽声。那咳嗽声又急又深，像是要把肺都咳出来似的，咳到后来声音都劈了，变成了干呕。

我的心里“咯噔”一下子。

这声音不对。

我顾不上敲门了，伸手推开了那扇虚掩的铁皮门。

院子里的景象让我一下子愣住了。

靠墙的竹椅上躺着一个人，盖着一床半旧的棉被，被子上头露出来的那张脸，苍白得像糊墙的粉连纸。颧骨高高地凸出来，眼窝深深地陷下去，原先圆润的下巴尖得能戳人。

她的头发剪得很短，乱蓬蓬地堆在脑袋上，额头上搭着一条湿毛巾。

是周秀兰。

我的秀兰。

她闭着眼睛，呼吸又浅又急，嘴唇干裂得起了皮，眉心紧紧地拧着，像是在忍着什么疼。那只搁在被子外头的手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手背上的青筋一根根地凸出来。

我的腿一下子就软了。

手里拎着的汾酒“咚”地一声砸在了地上，酒瓶子倒是没碎，在地上滚了两圈，发出咕噜噜的声响。

她听见响动，慢慢地睁开了眼睛。

那双眼睛，那双我记了七年的眼睛，瘦得凹进去了，眼皮上的褶子一层叠着一层。她看见我，先是愣住了，过了好几秒钟，眼睛里才慢慢聚起了一点光。

然后她的嘴唇哆嗦了一下。

“建平？”

声音很轻，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才挤出来的，沙哑得几乎听不清。

我把手里的东西搁在地上，快步走到她跟前，蹲下来，想握住她的手，又不敢用力，只敢轻轻地搭上去。她的手冰凉冰凉的，手心里全是冷汗。

“秀兰，你咋了？你这是咋了？”

她没回答我，只是看着我，怔怔地看着。那双眼睛里的光一点点地亮起来，又一点点地暗下去，像是在辨认，又像是在确认。过了好一会儿，她的眼眶里慢慢蓄满了水，亮晶晶的，一眨眼，滚烫的泪珠顺着脸颊淌下来，淌进了耳朵里。

“你……你来了。”她说，声音抖得厉害，像是风里的芦苇。

“我来了。”我握着她的手，把自己的手心贴在她的手背上，想把那点凉意焐热了，“秀兰，你病了多久了？”

她摇了摇头，嘴角扯出一丝笑意，那笑意却比哭还让人难受。

“不要紧的，”她说，“就是一场感冒，拖了些日子。”

“感冒？”我看着她瘦脱了相的脸，心里头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剜了一下，“你这哪是感冒？你看了大夫没有？”

她没说话，把目光移开了，看着院子里那棵石榴树。石榴树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蒙蒙的天空，树下堆着几捆干柴。

我正要再问，身后的房门“吱呀”一声开了。

我转过头去，看见门槛上站着一个人。那人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头发花白了一大半，腰也佝偻了，手里拄着一根竹拐棍。他眯缝着眼睛朝外看，目光从秀兰身上挪到我身上，停住了。

是周德厚。

他一共才七年没见，可我差点没认出来。

当年那个蹬着飞鸽自行车、腰板挺得笔直的供销社主任，现在变成了一个干瘦的老头子。眼角的皱纹像是用刀刻上去的，深得能夹住一粒米。头发虽然梳得还算整齐，可怎么也遮不住那片花白。他看见我，手里的竹拐棍抖了一下，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

我站起身来，立正，对着他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周叔，我来看秀兰。”

周德厚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目光从我肩膀上的星杠挪到我脸上，又从脸上挪回星杠上。他的喉咙动了动，像是咽下去什么东西，过了好半天，才从嗓子眼里挤出一句话来。

“你回来了。”

声音沙哑，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

“回来了。”我说，“部队批了探亲假。”

他点了点头，慢慢走到院子里，在秀兰旁边的石凳上坐下来。他的动作很慢，像是每一块骨头都在疼。坐下来以后，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皱巴巴的烟，抽出一根叼在嘴上，划了根火柴，手抖得厉害，划了三下才点着。

秀兰轻轻咳嗽了一声，他赶紧把烟掐了。

这个动作，让我心里头一酸。

“周叔，”我把放在地上的东西拎起来，搁在石桌上，“这是我从部队带回来的，不成敬意。”

周德厚看了一眼，没有说话。他的目光始终在我身上转悠，像是要把我这六年来的变化一点一点地丈量清楚。

“卫国呢？”我问。

“去镇上卫生院拿药了，”秀兰轻声说，“一会儿就回来。”

院子里安静下来。石榴树被风一吹，枝丫发出干涩的摩擦声。墙头上蹲着一只花猫，眯着眼睛晒太阳，尾巴慢慢地甩来甩去。

周德厚又开口了：“你现在在部队……”

“排长。”我说，“去年提的干。”

他没有接话。过了很久，他忽然说了一句没头没脑的话。

“那年的事……是我不对。”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猛地抬起头来看他。

周德厚没有看我，他低着头，两只手交错地握着竹拐棍的把手，指节攥得发白。阳光照在他的脸上，脸上的皱纹像是干涸的河床，每一条都刻着这些年熬过的日子。

“那时候，”他的声音更沙哑了，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我是怕她跟着你受苦。你家里什么光景，我心里清楚。我不是看不起你，我是……”

他的声音哽住了，别过头去。

秀兰躺在竹椅上，眼泪又淌下来了，无声无息地，顺着脸颊流进耳朵里，流进凌乱的短发里。她伸出手来，轻轻地拉住了我的衣袖。

“建平，不怪爹，”她的声音又轻又颤，“真的，不怪爹。”

我蹲下身来，握住了她的两只手。那双手冰凉冰凉的，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手心里的纹路都磨平了。

“秀兰，”我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我这回回来，就是来娶你的。”

她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肩膀抖得厉害，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话来。她只是摇着头，一遍又一遍地摇头。

“不行的，”她哭着说，“建平，不行的，我这身子……我怕拖累你……”

“说什么傻话。”我把她的手贴在自己的脸上，让她感受到我脸上的温度，“病能治，天塌不下来。”

周德厚猛地站起来，竹拐棍“笃”地杵在地上，转过身去，肩膀剧烈地抖动着。他背对着我们，一只手指节粗大的手抬起来，飞快地在脸上抹了一把。

那一刻我才发现，这个当年在我面前趾高气扬的男人，这些年到底熬成了什么样。

这时候，院子外面传来一阵脚步声，陈卫国拎着几包药推门进来。他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咧开嘴笑了，眼眶却红红的。

“建平哥，你可算来了。”

我站起来，拍了拍他的肩膀：“卫国，你姐到底得的什么病？”

陈卫国脸上的笑容僵住了。他看了周德厚一眼，又看了秀兰一眼，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

院子里的气氛忽然沉了下来。

秀兰轻轻拉了拉我的衣袖，声音平静得出奇。

“肺结核，快两年了。”

我的脑子里“嗡”地一声响。

石榴树上的花猫跳下墙头，发出一声懒洋洋的叫声。远处的巷子里有小孩在追跑打闹，笑声隔着院墙传过来，又飘远了。

我攥紧了秀兰的手，一句话都没说。

第三集

“肺结核”三个字砸进我耳朵里的时候，我脑子里头“嗡嗡”地响了好一阵子。

当兵六年，我不是没见过这病。我们连队有个河北籍的战士，老家来信说他娘得了肺痨，没钱治，硬生生拖了两年，最后咳血咳死的。那战士接到信的时候正在操场上训练，当着全连一百多号人的面蹲在地上嚎啕大哭，两个班长都拽不起来。

我蹲在秀兰的竹椅旁边，攥着她的手，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她的手冰凉冰凉的，骨节硌得我手心生疼。

陈卫国把药包放在石桌上，低着脑袋说：“县医院的医生说，这病能治，就是得吃好药，得养着。可……”

他后半截话没说出口，但意思再明白不过了。

钱。

周德厚被供销社清退好几年了。前些年供销社改制，他那主任的位子说没就没了，连个退休金都没捞着，就发了一笔遣散费。一家三口，全靠陈卫国在镇农机站那点工资撑着。秀兰当代课老师攒下的那点钱，头一年吃药就花得差不多了。

“链霉素，一瓶十好几块，”陈卫国掰着手指头算，“隔一天打一针，一个月就是十五瓶。还有异烟肼，一瓶也十来块……”

“卫国。”秀兰轻轻叫了一声，打断了他的话。她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像是在说别人家的事，“别说了。”

“姐！”

“我说别说了。”她的声音不大，却有一种说不出的倔强。这倔强我太熟悉了，当年在生产队割麦子割破了手，她也是这样，疼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硬撑着不让它掉下来。

周德厚始终背对着我们，拄着那根竹拐棍，一动不动地站在石榴树下。阳光把他的影子投在地上，拉得又细又长，像一根被风吹歪了的枯木。

我慢慢站了起来。

“周叔，”我说，“秀兰的病，我来想办法。”

周德厚的肩膀猛地抖了一下。他转过身来，浑浊的眼睛盯着我看了很久，嘴唇哆嗦着，像是有什么话堵在嗓子眼里，怎么也说不出来。过了好半天，他忽然把竹拐棍往地上一顿，哑着嗓子吼了一声。

“你凭什么想办法？”

我被他吼得一愣。

“你是她什么人？”周德厚的眼眶红了，声音抖得厉害，“你跟她什么关系？你凭什么管她的事？当年是我把你撵走的，是我说的难听话，你心里头恨我都来不及，你凭什么……”

他说不下去了。竹拐棍“啪”地摔在地上，他蹲下去，两只手捂住脸，肩膀剧烈地抖动着，泪水从指缝里渗出来，一滴一滴地砸在冰冷的泥地上。

秀兰从竹椅上撑起身子，嘴唇发白，眼泪也跟着掉下来。

“爹，爹你别这样……”

我走过去，把竹拐棍捡起来，搁在石桌边上。然后蹲到周德厚面前，等他的哭声慢慢小下去了，才开口说话。

“周叔，那年的事，我记着。”我说，“可我不是来算旧账的。我是来娶秀兰的。”

周德厚抬起头，老泪纵横的脸上满是不可思议。

“她有病，”他声音嘶哑，“你知道她有病，你还要娶？”

“知道。”我说，“不就是个肺病吗？能治。我去找战友，去军区总医院，去省城，我就不信治不好。”

“你疯了？”周德厚眼睛瞪得溜圆，“你一个当兵的，你上哪弄那么多钱去？”

“我有津贴。当了排长，一个月七十多块。我不抽烟不喝酒，攒得住。”我把秀兰的手又握紧了些，“再说了，治病的钱，花多少都值。”

秀兰在我身边，哭得说不出话来。她只是一个劲儿地摇头，把我的手往外推，力气不大，却执拗得很。

“建平，你别犯傻……我这病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好，我不能耽误你……”

“耽误什么？”我看着她，“我在部队这六年，天天想的都是你。训练的时候想，站岗的时候想，半夜睡不着觉的时候更想。我想过一百回，回来以后去找你，怕你嫁了人，怕你不在了。现在你就在我面前，你让我怎么放手？”

她不说话了，只是看着我，眼泪一颗一颗地滚下来。

那天下午，我骑着自行车跑了十五里路，到县人民医院找到了内科的张主任。张主任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他翻出秀兰的病历看了看，眉头皱了起来。

“这个病人我知道，周秀兰是吧？她的情况不太好，”他说，“浸润型肺结核，双肺都有病灶。链霉素和异烟肼都在用，但效果不太理想。如果能用上利福平的话……”

“利福平？”

“一种新药，进口的，国内刚能仿制。”张主任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疗效比链霉素好得多，但价钱也贵得多。一瓶五十多块，一个月至少要用四瓶，还得配合其他药物。整个疗程下来，至少要……”

他说了一个数字。

那个数字像一盆凉水从头顶浇下来，把我浇了个透心凉。

够我们全家吃大半年的。

我从医院出来，推着车走在县城的街道上。街上的人来来往往，有说有笑的，谁也不会注意到一个穿着军装的年轻人，站在电线杆子底下，愣愣地看着马路上扬起的灰尘。

五十多块一瓶。一个月四瓶就是二百多。再加上其他的药，一个月得三百块出头。

我一个月七十多块津贴，全算上也不够。

可我不能不管。

我在街上站了很久，脑子里翻来覆去地盘算。战友里头有几个关系铁的，能借一些。连队的司务长老周是个厚道人，实在不行跟他开口。还有，县武装部有个当年的老班长，姓孙，转业以后在县里当科长，说不定能帮上忙。

天快黑的时候，我才骑上车往回走。路过镇上的时候，我拐进了供销社。柜台里的大姐正要关门，看见我进来，又把手里的门板放下了。

“建平，又来买啥？”

“大姐，你认识县里或者省城的药材公司的人不？”我趴在柜台上，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不那么急，“我想打听一种药。”

大姐看了我一眼，像是从我脸上读出了什么。她放下手里的抹布，想了想，说：“我有个姐夫在省城医药公司，我给你问问。你要找什么药？”

“利福平。”

我把这三个字写在一张烟盒纸上，递给她。她接过去看了看，点了点头。

“行，我给你打听。不过建平，这药可不便宜，你得有个准备。”

“我知道。”

回到周家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巷子里的路灯亮了，昏黄的光洒在地上，把影子拉得很长。我推开那扇铁皮门，院子里点着一盏煤油灯，秀兰还躺在竹椅上，身上多盖了一件棉袄。陈卫国蹲在门槛上，端着一碗稀饭在喝。周德厚坐在石凳上，手里的烟卷早就灭了，他还夹着，目光空洞地看着前方。

“回来了？”秀兰看见我，眼睛亮了一下，“吃了没有？锅里有稀饭，卫国给你留着呢。”

“不饿。”我在她旁边坐下来，从军装内兜里掏出一个信封，搁在石桌上，“这些钱，先拿去买药。”

那信封里装着我攒了大半年的津贴，还有临回来时跟战友借的一部分，一共八百多块。

陈卫国放下饭碗，看了看那个信封，又看了看我，嘴唇动了动，没说话。周德厚盯着信封看了很久，慢慢伸出手去，把信封拿起来，打开封口看了看，手抖得更加厉害了。

“八百块。”他喃喃地说，“你哪来这么多钱？”

“攒的。”我说，“还有一些跟战友凑的。先用着，后面我再想办法。”

周德厚攥着那个信封，低着头，肩膀又开始抖。过了很久，他忽然站了起来，走到我跟前，弯下腰，一把攥住了我的双手。

“建平，”他的声音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沙哑得几乎听不清，“叔当年对不住你……叔瞎了眼，叔不是人……”

“周叔，您别这样。”

“不，你让我说。”他攥着我的手不放，力气大得惊人，“那年我把你撵走以后，秀兰不吃不喝躺了三天。后来你当兵走了，她偷偷给你写信，我发现了，把信全撕了。她不哭不闹，就是再也不跟我说话了，整整两年，一个字都不跟我说……”

我转过头去看秀兰。她躺在竹椅上，侧着脸，月光照在她的脸上，泪水无声地淌着。

“后来她病了，”周德厚的声音越来越哑，“我带她去看病，大夫说是肺痨。我当时两条腿都软了，跪在大夫跟前，求他想办法。大夫说能治，就是得花钱。我把能借的钱都借了，把家里能卖的都卖了，卫国把他结婚攒的钱都拿出来了……”

他抬起头，老泪纵横地看着我。

“我不怕花钱，我也不怕穷，我就是怕她……怕她等不到……”

他的手抖得说不下去了。

我把他的手握住，一字一句地说：“周叔，您放心。她等得到。我说了，我要娶她，我就一定把她治好。”

那天晚上，我没有回家，在周家的堂屋里凑合了一宿。躺在硬邦邦的木板床上，我听见隔壁屋子里秀兰压抑的咳嗽声，一声接一声，像是钝刀子割在棉絮上，闷闷的，却割得人心口疼。

我睁着眼睛，盯着天花板上被煤油灯熏出的黑印子，在心里头盘算着明天的打算。

第一件事，去找县武装部的孙班长。第二件事，等供销社大姐的消息，看看能不能从省城直接拿药，便宜一点是一点。第三件事……

第三件事是跟部队打报告。

探亲假还能续几天，实在不行就申请延期。治病的钱不够，就厚着脸皮跟战友们凑。要是还不够……

我的目光落在那身挂着的军装上，肩上的星杠在月光下泛着微微的光。

实在不行，就把老家的三间土坯房卖了。

天亮的时候，我才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会儿。醒来的时候，院子里传来了轻轻的脚步声。我推开门，看见秀兰披着棉袄，正扶着墙慢慢地在院子里走。她的步子很慢，每走一步都要喘一口气，却还是咬着牙往前挪。

“你怎么起来了？”我赶紧过去扶她。

她抬起头来看我，晨光里，她的脸色比昨天好了一些，眼睛里也有了点亮光。

“躺太久了，想走走。”她轻声说，然后低下头，过了好一会儿，才又说，“建平，你昨晚上说的话……是真的吗？”

“哪句话？”

“你说……你要娶我。”

我看着她的眼睛，那双瘦得凹进去的眼睛，此刻亮得像是浸了水的黑葡萄。

“真的。”我说，“比真金还真。”

她的嘴唇颤了颤，没有哭，却笑了。那笑容很浅很淡，像是冬日里的一缕阳光，虚弱却温暖。

“那我得赶紧好起来，”她说，“好起来了，才能做你的新娘子。”

我把她揽进怀里，感觉到她瘦削的肩膀在我胸口微微发颤。院子里那棵石榴树的枝丫在晨风里轻轻晃动着，枝头不知什么时候冒出了一个小小的芽苞，嫩绿嫩绿的。

第四集

孙班长转业后在县武装部当优抚科长，我去找他的那天，正赶上他在办公室里整理档案。他看见我穿着军装进来，先是一愣，然后站起来，给了我一个结结实实的拥抱。

“好小子，听说你提干了！”他拍着我的肩膀，上下打量，“排长，可以啊！这才几年光景，出息了！”

我跟孙班长是实打实的交情。当年我还在教导队集训的时候，他是我的区队长，手把手教过我军事地形学。有一次夜间拉练我扭了脚，他背着我走了十几里山路，肩膀上的皮都磨破了。这份情义，我一直记在心里。

我把秀兰的事原原本本地跟他说了。

孙班长听完，沉默了很久。他从抽屉里摸出一包烟，递给我一根，我摆了摆手。他自己点上，吸了两口，烟雾缭绕里，他的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

“兄弟，”他终于开口了，“利福平这药，县里搞不到。别说县里，市里都不一定有。这是新药，产量少，供不应求。你想在县医院拿到，难。”

我的心沉了半截。

“不过，”他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站起来走到文件柜旁边，翻出一个通讯录，哗啦哗啦地翻了半天，“我有个老战友，在省军区后勤部卫生处当处长。他那边有路子，能拿到部队医院的药。你等我打个电话。”

那天中午，孙班长请我在县城吃了一顿饭。吃饭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让我心里头热乎乎的。

“建平，当兵的人，讲究的就是个战友情。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你那个对象的事，我帮定了。”

三天后，孙班长的电话打到了周家巷口那个公用电话亭。

他从省城弄到了利福平，价钱比市面上便宜了三成。每个月按时寄过来，够秀兰吃一个疗程的。

接到电话那天，秀兰正在院子里晒太阳。她听我说完，没有哭，也没有笑，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看着石榴树上那个越长越大的芽苞。过了很久，她忽然说了一句：“建平，等我好了，我想跟你去部队看看。”

“行啊，”我说，“我们营区后头有一大片菜地，种的全是小白菜，绿油油的，可好看了。”

她笑了。那笑容比前几天又精神了一些。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着。我续了探亲假，在老家待了下来。白天帮周家干些零碎活，劈柴挑水修房顶；晚上就守在她屋里，给她煎药、量体温。链霉素打针的日子不能断，我跟着镇卫生院的护士学了几天，学会了怎么配药水、怎么消毒、怎么找血管。头一回给她打针的时候，手抖得厉害，针头在她胳膊上戳了好几次都没找对地方。她疼得直吸冷气，却咬着嘴唇硬是一声不吭。

“疼不疼？”我问。

“不疼。”她摇头。

可我知道她疼。她的手腕被我攥出了一圈红印子，额头上全是冷汗。

第二个月头上，陈卫国带来一个消息。镇上供销社要招一批合同工，优先安排老职工子女。秀兰当年在公社中学代过几年课，算是有工作经验，符合条件。但唯一的难题是，报名得本人去，还要体检。

秀兰的身子骨，哪经得起折腾？

可她却从竹椅上坐了起来，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我。

“建平，我想去试试。”

“你这身子……”

“我好多了，”她打断了我的话，“你没觉得我这几天咳嗽少了吗？夜里也能睡整觉了。我能行的。”

她说这话的时候，下巴微微扬着，眼睛里有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头。这股劲头我太熟悉了，七年前那个在生产队里割破了手也不肯认输的姑娘，此刻又回来了。

我还是不放心，背着她去问了张主任。张主任看了看最近的化验单，点了点头：“病灶吸收得不错，适当活动活动也好，别老躺着。不过不能太累，一定要注意休息。”

第二天一早，我借了隔壁张二婶家的架子车，铺上两床棉被，把秀兰扶上去坐着。陈卫国在前面拉，我在后面推，一路往镇上去。

正月的风吹在脸上还带着寒意，可日头暖洋洋的，照在棉被上，泛起一层金光。秀兰靠在被垛上，脸色虽然还是白的，但眼睛里那股精神气儿，是这两个月来从没有过的。

“建平，”她忽然叫我。

“嗯？”

“你说，我要是真能招上工了，咱们的日子是不是就好过了？”

“就算招不上，日子也好过。”我说，“只要你病好了，什么日子都好过。”

她抿着嘴笑了，把头靠在被垛上，眯起眼睛看着远处碧绿的麦田。

到了镇上，报名的人不少，在供销社门口排了长长一溜。秀兰坐在架子车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不少人认出了她，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有说闲话的，也有真心实意替她高兴的。她一概不理，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手里攥着户口本和代课教师证明，等着叫号。

轮到她了，我扶着她慢慢走进办公室。负责登记的是个四十来岁的女同志，戴着老花镜，仔细看了看秀兰的材料，又抬起头看了看她的脸色，眉头皱了一下。

“你这身体……”

“我能行的。”秀兰抢先开了口，“我以前代过三年课，公社中学的学生成绩在全学区排前三。我的病也在好转，大夫说再吃几个月药就能痊愈。我不耽误工作。”

她的声音不大，却说得斩钉截铁。那女同志看了她半天，终于拿起笔，在她的名字后面打了个勾。

“行，先登个记。回头体检通过了，再来报到。”

从供销社出来，秀兰坐在架子车上，脸上的笑意怎么都藏不住。她笑了一会儿，忽然转过头来，对着我和陈卫国说了一句。

“我想吃碗酸汤面。”

陈卫国愣了，我也愣了。这丫头，从生病以后，胃口一直不好，每顿能喝半碗稀饭就不错了。今天居然想吃面。

我跑着去街口那家老面馆端了一碗酸汤面回来。红油浮在汤面上，撒着一把葱花，酸辣味冲得人直咽口水。秀兰接过去，呼噜呼噜地吃了起来，吃得很慢，每一口都细细地嚼，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吃到最后，她抬头看了我一眼，眼圈红了。

“真香，”她说，“好久没吃过这么香的饭了。”

那一瞬间，我感到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涌上心头。像是在黑夜里走了很久很久，忽然看见前面有一盏灯，虽然还隔着一段距离，可是那光是实实在在的，就在前面等着。

一个月后，秀兰拿到了供销社的录用通知。

三个月后，张主任看了最新的X光片，把老花镜摘下来，对着秀兰笑了。

“病灶基本钙化了，”他说，“再巩固一个月，就可以停药了。”

周德厚蹲在诊室门口，听见这话，站了几次都没站起来。最后还是我伸手把他拽起来的。他抓着我的胳膊，手上的茧子硌得我生疼，泪水顺着满脸的皱纹横流，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那天晚上，周家院子里热闹得像过年。陈卫国不知道从哪弄来一只老母鸡，炖了一大锅汤。周德厚喝了半碗，放下筷子，咳嗽了两声，所有的目光都聚到了他身上。

他慢慢站起来，端着酒碗，手还是抖的，但比从前稳当多了。

“建平，”他说，“叔这辈子没服过几个人。你，是头一个。”

他把碗举起来。

“以前的事，叔不说了。从今往后，你就是我周家的女婿。”

我仰头把酒喝了。那股辛辣从喉咙一路烧到肚子里，烧得人浑身都热了。

秀兰坐在灯下，抿着嘴笑，脸颊上终于有了两团红润。那红润真好看，比院子里的石榴花还好看。

第五集

秀兰的病好了以后，我回部队续了假，又多待了半个月。

这半个月里，我和秀兰把结婚的事定了下来。两家老人坐在一起吃了顿饭，算是正式过了礼。我爹那天穿上了压箱底的的确良中山装，袖口的褶子拿搪瓷缸装了开水熨了好几遍，坐在周德厚对面，两个老头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半天说不出话来。

最后还是周德厚先开了口。他给我爹斟了一杯酒，站起来，端着酒杯的手还是有些抖，但声音很稳。

“老赵哥，以前的事……我敬你一杯。”

我爹一辈子老实巴交，被周德厚这么一来，慌得差点把筷子打翻了。他哆哆嗦嗦地站起来，两只粗糙的大手捧着酒杯，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周主任……”

“别叫主任，”周德厚摆摆手，“叫我德厚就行。以后咱们是亲家了。”

两个老头碰了杯，一仰脖，都干了。酒辣得我爹直咧嘴，可他笑得比谁都欢。笑着笑着，眼角就湿了。

母亲在灶房里帮厨，和周家婶子一起包饺子。我娘擀皮，周婶包馅，两个人配合得倒是默契。我娘说：“我家建平嘴笨，不会说好听话，以后秀兰到了我们家，我得教他勤快点。”周婶笑了笑，说：“秀兰那丫头脾气倔，还得建平多担待。”

两个女人在灶房里说话，声音不高，可我站在院子里全听见了。那语气里透着的，是满满的踏实。

婚礼定在了麦收之后。

那几个月，我回部队处理工作交接的事。临走前，秀兰站在巷子口送我，穿着一件新做的碎花衬衫，头发长长了一些，扎成两条小辫子搭在肩上。她没哭，安安静静地站在那里，看着我骑上车。

“路上慢点。”她说。

“知道了。”

“到了部队记得来信。”

“一定。”

我骑出去老远了，回头看，她还站在巷子口的槐树底下。风吹着她的辫子，碎花的衣角轻轻飘动着。那一刻，我的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我等这一天，等了整整七年。老天爷待我不薄。

回到部队以后，我把结婚报告打上去了。老连长看了报告，又看了看我，嘿嘿笑了两声，拍了拍我的肩膀。

“好小子，不声不响地就把终身大事解决了。行，这报告我批了。”

消息传开以后，全连的战友都来恭喜我。司务长老周送了我一对搪瓷脸盆，连队的文书小刘给我写了一个大大的“囍”字，说是结婚那天贴在新房里。还有几个老兵，凑份子给我买了一床大红被面，绸子的，绣着鸳鸯戏水，那叫一个鲜亮。

我被这群小子闹得不好意思，可心里头是真的热乎。当兵的人，情义最重。他们在你最苦最难的时候站在你身边，这份情，一辈子都还不完。

麦收的季节到了。

我请了婚假，坐了整整一天一夜的火车回老家。火车上挤得脚都站不稳，可我心里头敞亮。窗外的田野一片金黄，大片大片的麦子在风里翻滚，像是铺了一地的金子。这场景跟我七年前离开家时看到的一模一样，可心情却是天差地别。

那时候，我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也不知道前路是什么。现在不一样了，我知道有个人在等我。

婚礼在老家的堂屋里办的。

不大。没请太多人，两家的亲戚，村里的近邻，加上我从部队带回来的几个老战友，拢共摆了四桌。可人少归人少，热闹是真热闹。

张二婶是司仪，她那嗓门在村里是出了名的，一嗓子吼出去，半个村子都听得见。二婶端着一碗酒，站在院子中间，扯着嗓子喊道：“各位父老乡亲，今儿个是咱们建平和秀兰大喜的日子——”

话音还没落，院子里的鞭炮就噼里啪啦地响起来了。红纸屑满天飞，落了满院子，落了满满头的喜气。

秀兰从屋里出来的时候，我整个人都傻了。

她穿着一件大红棉袄，头发盘起来，鬓角别着一朵红绒花。脸上没擦多少粉，可那股子由内而外的红润，比任何胭脂都好看。她的眼睛亮晶晶的，像是含着水光，又像是蓄着笑意，低着头，慢慢地朝我走过来。

我穿着簇新的军装站在院子中央，看着她一步一步地走近，心跳得像擂鼓。

想起七年前，我蹲在田埂上等她，手里攥着一把蔫巴的野花。她来了，又走了，连句话都没说上。我在她身后看了很久，看到她的背影消失在玉米地的尽头。那时候我对自己说，这辈子，怕是再也见不着她了。

可她现在就在我面前，穿着大红嫁衣，要嫁给我了。

拜堂的时候，她跪在我旁边，离得那么近，我能闻到她头发上淡淡的皂角味。她的手指头悄悄伸过来，勾住了我的手指头，凉凉的，微微发着抖。

“建平，”她轻声说，声音只有我一个人听得见，“我从十八岁等到现在，可算等到了。”

我的鼻子一下子就酸了。

张二婶扯着嗓子喊：“一拜天地——”

我们跪下去。

“二拜高堂——”

又跪下去。我看见我爹和我娘坐在堂屋正中间，两个人都哭了，脸上却笑得像是开了花。周德厚坐在旁边，端着茶碗的手抖得茶水都洒了，可他硬撑着，嘴角扬得老高。

“夫妻对拜——”

我转过身，面对着秀兰。她抬起眼睛来看我，那双眼睛里映着红烛的光，映着我的脸，映着我们身后满院子的亲朋好友。我弯下腰去，额头差点碰着她的额头。她噗嗤一声笑了，笑得肩膀直抖。那笑声轻轻脆脆的，落在满院子的热闹里，像是一颗石子投进了春天的池塘，荡开一圈又一圈的涟漪。

那天晚上，闹洞房的人散尽了，院子里安静下来。月光照进新房里，照在那床大红的鸳鸯被面上，照在秀兰的脸上。她坐在炕沿上，手里还捏着那朵红绒花，低着头，不说话。

我在她旁边坐下来。沉默了好一会儿，她才开口。

“建平，你说，咱们这是真的吗？”

“怎么不是真的？”我握住她的手，“你看看，喜字贴着呢，被面铺着呢，证也领了，堂也拜了，你说是不是真的？”

她抬起头来，眼眶红红的，却笑得无比踏实。

“我当年代课的时候，住在学校那间小屋子里，半夜咳得睡不着觉，翻来覆去地想，这辈子怕是就这样了。没人要我了，也没人管我了。可我偏不信这个命。”她靠在我的肩膀上，声音轻得像羽毛，“我告诉自己，我得活着，得等到你回来。”

我把她揽进怀里，下巴抵着她的头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院子里的石榴树开了花，红艳艳的，在月光底下静静地绽放着。

大结局

三年后，我升了副连长。

秀兰的身体彻底好了。她在供销社干了两年，后来调到了镇上的文化站，负责管理图书室。每个星期天，图书室里挤满了来看书的小孩，她坐在柜台后面，一边登记借书卡，一边给孩子们推荐书看。有时候她还把家里的糖块带过去，分给那些把书还回来的好孩子。

我每年探亲回家，都能看见她变一个样。头一年，脸上长肉了，颧骨不那么凸了。第二年，头发又黑又亮，扎成两条大辫子甩在腰后头，走路的时候一荡一荡的，跟十八岁那年一模一样。第三年，她站在巷子口接我，怀里抱着一个小包袱，等我走近了，她才把包袱掀开一角给我看。

是一张小小的脸，皱皱巴巴的，睡得正香。

“你当爹了。”她说，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是个闺女。秀兰给她取名叫“盼盼”，说这孩子是她等了半辈子才盼来的。我抱着那个软乎乎的小东西，两只手都不知道往哪放。她那么小，那么轻，闭着眼睛，小嘴一撇一撇的，像是在做什么好吃的梦。

那一刻，我忽然就明白了。

人这一辈子，兜兜转转，起起落落，说到底图的不过是个“圆满”。可圆满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是一天一天熬出来的，是一针一线缝出来的。

我抱着盼盼，走到院子里。石榴树已经长得很高了，树冠遮住了半个院子。这个季节正是石榴花开的时候，满树红艳艳的，挤挤挨挨地簇拥在一起，像是一团团红火的云彩落在了枝头上。

秀兰从屋里出来，站在我身边，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

“建平，你说咱们这日子，算不算好日子？”

我想了想，说：“算。”

声音不大，可是稳稳当当的。

那些年受过的穷，吃过的苦，熬过的难，一下子涌上心头，却又像是隔了一层什么。恍恍惚惚的，不真切了。真切的是怀里这个小生命的温度，是身边这个女人的气息，是院子里这满树石榴花的红火。

“爹一直有个心事。”秀兰忽然说，声音有些低沉。

“什么心事？”

“那年你提亲的时候，他当着你的面说过，当年是他不对。可他觉得光嘴上说不够，心里头一直过意不去。”

我看了看堂屋里坐着的周德厚。他正在逗盼盼玩，拿着一个拨浪鼓，摇得咚咚响，盼盼咯咯地笑，他也跟着笑，脸上的皱纹挤在一起，像是一朵盛开的菊花。他的背更驼了，头发全白了，可是精神头比从前好多了。

“跟爹说，过去的事就过去了，”我说，“咱们往后看。”

秀兰点了点头。

那天傍晚，我一个人走到村口，站在那棵老槐树底下。夕阳从西边的山梁上沉下去，把半个天都烧成了绛红色，跟七年前那个黄昏一模一样。

我回头看了看家的方向。土坯房早就翻修过了，现在是一色的砖瓦房，院墙也重新砌了，刷了白灰，从村口就能看见。烟囱里冒着炊烟，袅袅地升上去，融进了绛红色的晚霞里。

那缕炊烟，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好看的风景。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