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6年初，古生物学家苗德岁的新书《物种之眼：达尔文传》在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正式出版。此前，苗德岁老师回国参加“苗德岁写给孩子的自然科学”丛书宣传活动，在紧张的日程中，他抽出近一个小时，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会议室里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从大学二年级在《化石》杂志发表第一篇科普文章，到翻译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再到退休10余年创作了20余本科普佳作，他的作品被读者评价为“孩子读了不觉深，大人读了不觉浅；外行读了不觉深，内行读了不觉浅”。应本刊编辑部邀请，杨虚杰老师对其进行现场采访，并整理成文字，以便读者了解苗德岁的科普创作故事。
苗德岁
访谈对象：苗德岁，毕业于南京大学地质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理学硕士，美国怀俄明大学地质学、动物学博士，芝加哥大学博士后。堪萨斯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暨生物多样性研究所荣休研究员（教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客座研究员。1986年获北美古脊椎动物学会罗美尔奖，是亚洲首位获得该项殊荣的古生物学家。退休后继续从事科普创作，出版原创科普作品20余种，获评“中国好书”“中国自然好书奖”等数十项荣誉。
一、从第一篇科普文章到翻译《物种起源》
杨虚杰：苗老师，您很早就开始进行科普创作，能讲讲最早的契机吗？
苗德岁：我发表第一篇科普文章是在大学二年级，刊登在《化石》杂志上。那时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说起来还有点历史背景。《化石》杂志当时的主编刘后一和张锋给毛泽东主席写信，说古生物学科的知识得不到普及。毛主席作了批示。此后，《化石》杂志还专门做了线装大字本，送给毛主席及中央领导人。两位主编到各大院校去传达这一精神，到南京大学时，希望学校出一篇文章。我们专业的老师和学生一致推荐我来写。
那时候，我的英文水平比一般同学好一些，系里一位印尼归侨黄健辉老师拿了一篇Nature（《自然》）的英文文章给我看，讲的是珊瑚生长线的研究——用珊瑚化石上的生长线推算出泥盆纪一天的时间比现在短，一年有400多天。这在当时是很新颖的信息，国内很少有人知道。我把它翻译出来，再编写成中文，就成了我在《化石》上发表的第一篇科普文章。后来有人开玩笑说：“小苗写的文章可是毛主席看过的。”
杨虚杰：那时候，您才读大学二年级，能够写出这样水准的文字不容易。
苗德岁：确实，也算是“初试刀枪”吧。因为我从小喜欢看书，兴趣比较广，中、英文也比较好，所以老师、同学都觉得我能做这件事。后来到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以下简称“古脊椎所”），又给《化石》杂志写过几篇文章。出国前，我还给《大自然》杂志写过一篇科普文章，是该刊主编黎先耀委托周明镇先生找我约的稿。
当时，老一辈学者鼓励年轻人做科普。周明镇先生是所长，他看我写的文章还入得了眼，有时候就会让我帮他写点内容。你想想，一个刚入所的小研究生，能得到这样的前辈赏识，心中自然是窃喜的。
杨虚杰：的确，古脊椎所似乎一向有着很好的科普传统。
苗德岁：没错，我们古生物学界一直有写科普的传统。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杨钟健先生，就是这样一边做科研，一边为大众写科普，我的老师周明镇先生也是如此。他写过很多科普文章。古脊椎所在1972年创办了著名的科普杂志《化石》，在当时的影响很大。
我进所时是1978年，是“文化大革命”后招收的首批研究生，一共9个人。当时几位建所前辈，如杨钟健、裴文中、贾兰坡等都还健在。分管研究生培养的副所长吴汝康院士在座谈会上说了一段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古生物学科是个花瓶学科，家里有钱时，会买个漂亮的花瓶摆在那里做装饰品；而家道中落时，最先被典当或变卖的物件就包括花瓶。”这席话让我们几个新生醍醐灌顶。吴先生是意暖神寒、认真严谨的大学者，这番话显然不是戏言。
杨虚杰：但我也注意到一个现象——从国外的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到国内的杨钟健、周明镇先生，甚至现在的周忠和院士、邓涛、王原等，古生物学家似乎都比较会写文章，这是为什么？
苗德岁：古生物学这个学科有一个特点——它属于“叙事性科学”，靠化石讲几亿年前的故事，不像物理、化学那样高度依赖数学公式。你面对的可能是一堆零散的骨头，但你要把它变成一个活生生的动物，再把这个动物放回到它生活的环境里，讲出一整个故事来。这就逼着你要有想象力，有叙事的能力。学会“讲故事”，把复杂、严谨的科学概念讲得引人入胜，是我们这一行的基本功。
古尔德是我们这一行里讲故事的“高手”。他的散文集《自达尔文以来》（Ever Since Darwin）我读了很多遍，每次都有不同的收获。他厉害在哪里？不只是写得好，他是有真学问的。古尔德是哈佛大学教授，做的是正经的演化生物学研究，但他的写作完全没有学术八股的“气味”。这就叫举重若轻。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史蒂文·温伯格（Steven Weinberg）也是一位著名的科普作家。他有一篇专栏文章，很坦率地谈到他写科普的动力——大学教授的薪酬可以保障体面生活，但远远不能让你致富。他早年做咨询工作，涉及军工企业，保密要求高，必须出差去现场做咨询。后来他发现，写科普图书的版税收入也不太差（美国的版税相对较高），于是就转而居家写作了。
我在以前的采访中也谈到，英国大学教授和博物馆研究人员的科普热情比美国同行更高一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英国的薪酬更低，写科普作品能补贴家用。
一般来说，中国文人，尤其是科学家羞于公开谈钱，很少有人会像温伯格那样坦率。但我一直对袁枚的《咏钱》一诗持赞赏态度：“人生薪水寻常事，动辄烦君我亦愁。解用何尝非俊物，不谈未必定清流。”“不谈”未必不想，也不是不在乎，所以咱们还是要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个问题。
当然，这不是说写科普就是为了钱，版税收入跟你的付出相比，依然是不成比例的。但把它说成“完全不重要”，也显得矫情。我翻译一本童书绘本，或许一两个星期就完成了，不是因为我不认真，是因为我的效率高。但即便如此，算下来经济上也不划算。那为什么还要做呢？因为我喜欢科普。不过，如果出版社把折扣压得太低，让劣质书充斥市场，导致优秀作家的收益严重受损，那光靠情怀也撑不了多久。
杨虚杰：后来，您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写科普文章了，是因为出国求学深造吗？
苗德岁：对，我是20世纪80年代初到美国读博士、做博士后，那段时间非常忙，而且刚换到一个全新的环境，很多事情要适应。真正重新开始集中写科普，是在2000年以后。特别是2010年、2011年左右，我翻译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开始集中研究达尔文，然后就一发不可收了。
为什么中断了那么多年？其实也不奇怪。到了一个新的环境、新的学术体系里，首先要生存：要读博士，做博士后，要发文章，要参加学术会议，还要养家糊口。科普被排在后面。但那些年的经历没白费——我在芝加哥大学医学院教过人体解剖课，在堪萨斯大学做古脊椎动物研究，这些都变成了科普创作的素材。
杨虚杰：您后来重新开始做科普，有没有具体的契机？
苗德岁：有一个很关键的节点。我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关于已灭绝的中新生代哺乳动物的头骨形态，论文完成后获得了几个奖，并且很快就以专著的形式出版了。这是很罕见的事，我的导师特意为我办了一个庆祝会。
在那次聚会上，他右手拿着我的书，感叹地对大家说：“这么漂亮的研究、如此优美的文字——出自一个母语非英语的人之手——但读它的人，全世界不会超过一打，而真正能读懂的人可能不会超过这个数……”他伸出了左手的5根手指。
从那时起，我就想为更多的人写书。这件事我一直记在心里。
我的导师还教过我一个“绝活儿”。他当年为我组建博士学位委员会时，让我去请系里一位地球物理学的大牌教授作为成员。地球物理学是系里离古生物学专业最远、最为隔离的专业。我一开始不解，问他为什么。他肯定地说：“届时，如果你能把你的论文向他讲清楚并能引起他的兴趣，那说明你的工作是十分出色的。”
事实证明，导师是对的。我的毕业论文通过答辩后，那位地球物理学教授十分满意，并主动给研究生院院长写信推荐，使我的博士论文获得了全校一年一度的理科最佳博士论文奖。这件事让我明白：真正好的科学工作，是能把复杂问题向不同领域的人讲清楚的。这也成为后来我做科普的一个信念。
二、为什么古生物学家特别会写文章
杨虚杰：您在美国的求学经历对您的写作有什么影响？
苗德岁：影响很大。我读博士的时候，学校规定所有博士生必须通过一项“研究工具”的考试，在那个电脑尚不普及的年代，“研究工具”就是第二外语。我的导师特别申请把中文当作我的“研究工具”，但要求我加强英文学习，达到母语者的水平。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同时上了英文系的课。从莎士比亚到各种英美文学及写作，我学了个遍，最后以作文A分的成绩证明了我的英文水平。张弥曼先生认为，我的英文写作水平甚至超过了中文。
采访现场：苗德岁(左)、张弥曼(中)和杨虚杰(右)合影
在英文系上课的时候，我请一位教授推荐一些文学以外的现代非虚构写作名家。他说，美国除了散文大家埃尔文·布鲁克斯·怀特（Elwyn Brooks White）、亨利·路易斯·门肯（Henry Louis Mencken）外，还有当红的非虚构作家约翰·麦克菲（John McPhee）。然后，他又说了一句话，令我印象至深：“其实在美国，最好的非虚构作家是一些旅行作家和体育记者，因为钱在那里。”自那时起，我读了十几本约翰·麦克菲的书，也迷上了保罗·索鲁（Paul Theroux）和比尔·布莱森（Bill Bryson）。
杨虚杰：您后来翻译了《物种起源》，也翻译了比尔·布莱森的《人体简史（少儿彩绘版）》（The Body: A Guide for Occupants）。您可以说是一手翻译，一手创作。我想翻译的过程对您自己的创作是否也有影响？
苗德岁：翻译和创作其实是相互滋养的。翻译《物种起源》让我真正沉下去“阅读”达尔文——翻译是最仔细的阅读，每一个词你都不能放过。做完这件事以后，我对达尔文的理解就不一样了，不再是从教科书上知道的“达尔文”，而是从他自己的文字里读出来的那一个“达尔文”。这为我后来创作《物种起源（少儿彩绘版）》打下了基础。
至于布莱森，我追读他的书很多年了。他是旅行文学作家出身，后来创作科普内容，那种童稚般的好奇心和非凡的讲故事能力，让我极为佩服。他写《人体简史》，开头写道：你知道你每天要眨多少次眼睛吗？500次？1000次？14000次！每天在你醒着的时候，你的眼睛总共有23分钟是闭着的……这些问题我们平时压根儿就没有注意到。这就是布莱森吸引读者的本事。
翻译布莱森的作品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因为我太熟悉他的文风了。我把他的作品翻译成中文，尽量保留那种幽默和节奏感。而创作自己的书时，我也会想：这个知识点，如果让布莱森来讲，他会怎么讲？这个“假想的读者”一直在我的脑子里。
杨虚杰：您的作品被称为“苗氏特色”，即“孩子读了不觉深，大人读了不觉浅；外行读了不觉深，内行读了不觉浅”。您有什么创作“秘笈”吗？
苗德岁：这个有点过誉了。“秘笈”真的谈不上，但如果一定要说点什么，我想是从科普大师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那里学到了一招。有人问赫胥黎：你在写作或演讲之前，是如何估量读者或听众的知识背景的？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我假定他们一无所知！”
我的科普创作也是如此。我力图由浅入深、深入浅出，像讲故事一样娓娓道来。用一个个奇妙的故事“勾住”读者，无论他们是小朋友还是成年人，是外行还是内行。这也是我从美国导师那里学来的“绝活儿”。我从小就喜欢文学，听了许多民间艺人说书，自然也学会了不少讲故事的技巧。
杨虚杰：您的科普创作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诗意韵味，也有西方的精确趣味，这是非常难得的。
苗德岁：你说的这个特点，我自己倒没有刻意去“构建”过。它可能是我所受教育的自然结果。我在国内受的基础教育很扎实。本科时南京大学地质系的老师都是名师，我的古生物学专业训练是很严格的。同时，我从小喜欢文学，古诗文背了不少。到了美国以后，英文系的训练让我接触了从莎士比亚到现代文学，以及非虚构写作的传统。这两种传统在我的大脑里不是打架的，而是融合在一起的。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文以载道”，也讲究“言近旨远”。你看古人写文章，寥寥数语，却意味深长。西方的科学写作传统，尤其是从赫胥黎到古尔德，再到布莱森这一脉，讲究清晰、准确、有趣。他们不觉得“有趣”和“严谨”是矛盾的。
我在创作过程中，脑子里没有“中”和“西”的分别，只有“怎么写才最清楚、最有趣”。有时候引用一句古诗，不是因为要显示自己有学问，而是因为它恰好能把那个意思说到位。比如，我写达尔文和马克思的交往，结尾引用了徐志摩的《偶然》——“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这两个伟人之间的关系便是如此。用一句诗把意思说出来，比写一大段分析更有力量。
杨虚杰：这种“神来之笔”是怎么想到的？
苗德岁：不是刻意想的，是积累到了，写的时候自然就“蹦”出来了。如果临时去找，上哪儿找去？那么多诗，那么多文，你不可能为了一篇文章去翻遍它们。它们在你的脑子里，等到合适的时候就自个儿出来了。
三、文艺范儿是怎么养成的
杨虚杰：您酷爱音乐、戏曲、诗词，有记者称您是有“文艺范儿的科学家”。您觉得这一点在您的科普创作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苗德岁：我收藏了4000多张古典音乐CD（唱片），花的钱至少可以买3辆奔驰汽车。最早的时候，一张40多分钟的CD要16美金，加上税将近18美金了，但我从来不觉得这是浪费。音乐对我来说是必需品，没有音乐的陪伴，我写不出任何文字，没有灵感，也了无生趣。
古典音乐教会我什么是结构和节奏。一部交响曲有4个乐章，起承转合，高潮在哪里，舒缓在哪里，这和写一篇文章是一样的道理。你不能从头到尾都是一个调子，得有张有弛。京剧和昆曲也是如此，唱念做打，讲究的是韵味。这些东西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的写作节奏。
至于诗词，那是童子功。我跟张弥曼先生以姐弟相待，上了年纪之后，我们还分别以苏轼的“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和辛弃疾的“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为典，取了“尚能西”“尚能饭”的笔名，相互以诗文应和，在网上发帖。2025年教师节，我给张老师发去的祝词是：“亦师亦友亦知己，半慕半尊半倾心。”这是借苏东坡与欧阳修之间的关系来比附我们，张老师看了，自是喜欢得紧。
你说这些与科普创作有关系吗？我觉得有。一个对美没有感受的人，很难写出让人感受到美的内容。科学本身就是美的，自然史就是一部恢宏的史诗。你如果自己感受不到这种美，又怎么能把它传递给别人呢？
赫胥黎说过一句话：“科学与文艺并非两件不同的东西，而是一件东西的两面。”我很赞同。在我看来，文理是相通的，两者的创造力都来自对周围世界的无比好奇心、极其敏锐的观察力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只有打破文理之间的藩篱，才有可能成为像爱因斯坦和杨振宁先生那样的大学问家。
杨虚杰：您为一本小书《如何遣词造句》写过一篇书评，给我印象很深。您是否认为，作家和科普作家其实是一样的，也要在每一个句子上下功夫？
苗德岁：完全一样，甚至科普作家更应该在句子上下功夫。为什么呢？因为小说家可以用情节“勾住”读者，诗人可以用意象击中读者，但科普作家手里没有那么多“武器”。科普讲的是硬核的科学知识，如化石的年代、演化的机制、DNA的结构等，这些内容本身不是故事，科普作家要把它们变成故事，靠的就是每一个句子。
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在《如何遣词造句》（How to Write a Sentence: And How to Read One）一书里讲了一个故事，我特别喜欢。他说，有个画家，别人问他为什么喜欢画画，他回答“因为我喜欢颜色”。于是，费什说：你喜欢颜色，你就可能成为一个画家。同理，你若喜欢句子，你就可能成为一个作家。
我当《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书评专刊的读者已经40多年，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欣赏好句子。安妮·迪拉德（Annie Dillard）在《写作生涯》（The Writing Life）里也问过一个类似的问题。一个大学生曾问她：“您看我将来能成为一名作家吗？”她回答：“噢，我不太清楚……不过，你喜欢句子吗？”
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很多人想当作家，但不一定真的喜欢句子本身——喜欢把词儿一个一个摆在一起，摆出节奏、摆出味道、摆出意料之外的意思。如果不喜欢这个“手艺活儿”，那你坚持不下来。科普创作更是如此。你要把一个复杂的概念讲清楚，同时还要讲得有趣，这比写小说还难。因为你不能编、不能夸张、不能为了效果牺牲准确性，只能在准确的前提下，在每一个句子的结构、节奏、用词上下功夫。
我常跟年轻人说，写作是功夫活儿，多读书是不二法门。晚清刘熙载在《艺概》里讲：“文以炼神炼气为上半截事，以炼字炼句为下半截事。”“上半截事”是天生的，学不来；“下半截事”是后天的，靠练出来。句子的锤炼，没有什么捷径。
我翻译过威廉·斯特伦克（William Strunk）《风格的要素》（The Elements of Style）里的一段话，那是英语写作的“圣经”：“刚健的文字都是简练的，应句无冗词，段无赘句，一如画面应无多余线条，机器应无多余部件。亦非要求句句写短，或略去细节，只剩轮廓，但须字字言之有物。”这段话我一直记着。写科普作品不求花哨，但求每个字都落到实处。
四、科普创作最重要的是什么
杨虚杰：您中风（脑卒中）后仍然坚持创作，您的动力是什么？
苗德岁：我2014年中风，左半边身体失去行动能力，靠着积极治疗，现在能够拄拐行走，但左手至今无法恢复。十余年来，我仅靠右手一个手指在键盘上敲击，敲出了《天演论（少儿彩绘版）》《给孩子的生命简史》等多部书稿。目前，国内图书市场有一些乱象，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如果优秀的科普作家失去了创作的动力，伪科学或是不懂科学的人就会趁虚而入。所以我说过一句话：“科普这块阵地，科学家不去占领，伪科学就会去占领。”
杨虚杰：您对想从事科普创作的年轻人有什么建议吗？
苗德岁：首先，要真的喜欢，不是因为它能带来什么好处。其次，不要急功近利。你看我中断了那么多年，后来重新开始写，靠的还是早年的积累。阅读就像吃饭，吃的时候不觉得，但身体在长。我看“闲书”也是这样，可能当时觉得没用，但后面全用上了。
杨虚杰：最后一个问题，您觉得科普创作最重要的是什么？
苗德岁：最重要的是准确，然后才是生动。很多人在做科普的时候，把顺序搞反了——觉得要吸引人，就添油加醋，把不确定的说成确定的，把小概率的说成普遍的。这样做的后果是，读者当时看得高兴，但后遗症是，读者以为科学就是这样。等你再想跟读者讲严谨的内容，他就不信了。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写得那么细致，但不枯燥。他写得有画面、有故事、有推理的过程，读者跟着他一步一步地“往前走”，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这是科普创作的最高境界：让读者自己“走”完这段路，而不是替他把结论说出来。
我退休后给青少年写了20多本科普书，也可以说是厚积薄发吧。读过的书、听过的音乐、喜欢过的诗、走过的路，最后都会在文字里留下痕迹。
（拟刊发在《科普创作评论》上，最终文字以刊发时为准。）
《科普创作评论》期刊征稿信息
编辑：张彩凤
审核：邹 贞
终审：陈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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