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烧了两碗鸡蛋稀饭，煮了个菜。
而今煮菜，我分两个步骤。先把父母吃的菜煮熟煮烂，盛出来。然后往锅里放辣椒，把我吃的菜下进去再煮。
我不爱吃太软烂的，煮到半生不熟就出锅。分开煮，费点液化气，但好吃得多。费就费吧，又不值几个钱。
三个人吃饭，三种吃法。
午饭是汤面条。
母亲爱喝稀面条，爱吃软烂的。我喜欢喝稠面条，煮得硬一点。父亲不吃汤面条，他只吃面条汤里打的鸡蛋和泡软的馍。所以现在我做汤面条的时候，一锅煮——面条快熟时打个鸡蛋，煮好后，把面汤和鸡蛋盛在父亲碗里，再泡点馍。我和母亲喝面条。一碗饭，三个人，分三样。
这事要说复杂也不复杂，就是多几个碗，多几个步骤。习惯了也就不觉得麻烦。每天都是这样，像流水线上的工位，到了那个点手就自动动起来了。
在城市生活，跟农村不一样。年纪大的人离开了土地，就什么事也没有了。每天就是吃饭、悠圈。悠圈是许昌土话，散步的意思。不紧不慢地走，走哪儿算哪儿。悠圈之外，就是在家闲坐。闲坐就有闲聊，闲聊就得找话说。说来说去，都是几十年前的事。
今早上，母亲说了一件旧事。
说他们村里有个某某某，是个小偷。也不知道小偷怎么知道那家的好东西藏在西屋，就挖了人家墙根，掏了个洞，把人家的东西全偷走了。那家人气不过，知道是本村人干的，也大概猜到是谁，但没捉住把柄。于是绑了个干草人，树在大街上，一天三回往干草人身上浇开水。没几天，偷东西那人浑身起了燎泡，快死的时候才承认了。
父亲听完，也讲了一个相同的事。说我们村后地谁谁，偷了他爹的钱。他爹不知道是儿子偷的，也绑了个干草人浇开水。没几天，儿子浑身起燎泡，这才知道是自己孩子干的。全村人都看笑话，说儿子偷爹的钱，也算是奇事了。
两个故事，一个模板。干草人，浇开水，偷东西的人浑身起燎泡。信不信由你。母亲讲的时候是当真的，父亲也是当真的。他们在农村待了一辈子，这类事听过不少，也信了不少。迷信不迷信的，到了这个年纪，不讲究了。他们只是把自己记得的事说出来，说完了，心里痛快。
我偶尔听几句。只要是我们村的，人名依稀还记得。要是母亲娘家那边的事，我就不认识谁是谁了。
父亲又尿马桶盖上了。
他眼睛看不清。马桶盖是放下的还是掀开的，他分辨不出来。早上我去卫生间，看见盖子上一片水渍。我没说。拿抹布擦了，又把盖子掀起来。这样他下次用的时候，就是掀开的状态，不用再伸手摸。
不说，是最好的处理方式。说了他难堪，我也难堪。
母亲身体比父亲好得多。耳不聋眼不花，没事就坐在饭桌前画画。画完了，收拾好纸笔，就招呼父亲出去悠圈。“天天在家里坐着不好，”她说，“悠悠，锻炼身体好。”父亲有时候跟着出去，有时候不出去。不出去的时候，母亲就嘟囔几句，然后自己走了。
门关上，屋里就剩我和父亲。他坐着，我坐着。来福趴着。谁也不说话。
农历四月十一，老家赶大集。
母亲念叨了好几回。说村里谁和谁好，谁好谁不好。说她想谁了——一个和她同龄的长辈，在村里住着，好几年没见了。回不去。不是回不去，是回不去。老家还有房吗？还有地吗？还有能住的地方吗？都不确定了。就算有，她一个人回去，谁照顾。
母亲没说遗憾，但语气里有。
窗外阳光出来了。前些日子阴雨连绵，父母担心农事。“不能再下了，”母亲说，“再下小麦就坏了。”她不说“麦子”，说“小麦”。老派说法。
我听了没接话。他们操心的那些事，离他们已经很远很远了。但心还在那。地没了，粮没了，庄稼人的心还在庄稼上。
我猛然间回头，想起春节刚过，这就到麦收季节了。岁月流逝，日月如梭，真如白驹过隙。这话小时候写作文用烂了，现在才觉出分量。一霎间，小半年就过去了。再一霎间，一年就过去了。再几霎间，人就不在了。
午饭的炸小鱼，母亲吃了三条。我让她少吃，她不听。父亲喝了一碗面汤鸡蛋，泡了半个馍。
我把锅洗了。来福在脚边转，我扔了两块鱼头给它。
下午母亲又出去悠了一圈。父亲没去。他坐在饭桌前，手搭着拐杖。那张十八块钱买的拐杖，他用得越来越顺手了。手柄处已经开始发亮，再过些日子，也会起包浆。
人生就这样。
旧的丢了，新的变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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