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惇的“清理与超越”：用一生破除遮蔽，做努力找回帖学航标的人|书坛|书家|书法史|篆刻|米芾|黄惇

黄惇的“清理与超越”：用一生破除遮蔽，做努力找回帖学航标的人

□冯华（二马头陀）

在中国当代书坛，黄惇亦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名字。不是因为他的字卖得最贵，也不是因为他官做得最大。而是因为，他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极少数真正以学术态度来对待帖学传统的人。

黄惇号风斋，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泠印社理事，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成员。他生于1947年3月，今年七十九岁。

黄惇在书法史研究，尤其是篆刻理论和元明书法史领域，做到了开疆拓土的层次。他的著作《中国古代印论史》获首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中国书法史·元明卷》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参与编写的七卷本《中国书法史》已成为书法专业的必读文献。而黄惇提出的核心命题——“清理与超越”，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巨大问号。

他用自己的学术生涯和创作实践，把“清理与超越”这个问号抛给了每一个关心书法命运的人。

一个人与历史惯性的对抗

要理解黄惇，必须先理解清代碑学给中国书法带来的改变。

乾嘉以降，随着大量金石碑版的出土和考据学的兴起，书法家们将取法对象从二王及历代经典法帖转向了汉魏碑版乃至穷乡儿女造像，审美标准从“韵、法、意”转向“拙、重、大”，形成了影响至于今日的独主于帖学之外的碑学体系。碑学的勃兴塑造了何绍基、邓石如、吴昌硕、赵之谦等等一代大家，却也将整个书坛笼罩在了某种思维惯性的阴影之下。

许多由碑派提出并强调的技法观念——“像包世臣的中实论、万毫齐铺、五指齐力、笔笔中锋、笔笔回锋，这都是碑派笔法的特征”——被误当作千年不变的金科玉律，普遍应用到了对传统帖学的解读之中。而这本质是对传统帖学的一种误读和曲解。

对这些长期流传习焉不察的曲解观点，黄惇明确指出：“有必要对今天所能见到的、听到的教学观念作一番清理。……我的书法观念首先是跨越清人，突破清人对我们的笼罩。观念的交叉就在于碑学和帖学的不同。碑学是清代中期以后才逐渐形成的一种书法理念，大部分今天我们听到的人们口传的书法的观念，都或多或少受到了清代碑学的浸染。讲浸染，其实有的是污染。”

黄惇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个问题的根源所在：“碑派本身要想获得成功，他最重要的一个手段是什么？就是在观念上和技法上形成自己一整套完整的体系来突破帖学已有的存在。”

但黄惇不满足于指出病灶。他真正要做的是重建。这是一场不对称的博弈。他要对抗的是清代迄今已经流行了两百年的碑学话语霸权和历史惯性。他选择了从最基础的概念入手，用最笨的方法，一条一条地清理那些被误传的观念。

在黄惇看来，所谓“笔笔中锋”是碑派强调出的产物——只要拿王羲之的墨迹摹本稍加分析，就知道中锋与侧锋的交替使用才是帖学笔法的精妙所在。沈尹默当年以中锋论来推广二王传统，虽有其普及之功，却把帖学丰富的笔法简化成了一个干瘪的教条。这种被简化了的传统，传到后来就变成了某种似是而非的“集体记忆”——大多数人不再去翻墨迹本自己看一看，而是满足于口耳相传的所谓常识。

而黄惇要做的，就是把这种集体记忆打碎，让人们重新去看原帖、读原著、相信自己的眼睛。

“清理”了什么，“超越”了什么

黄惇的清理，是沿着两条路铺展开的。

一条是印论。他编著的《中国印论类编》堪称中国印学史上第一部完整系统的印论资料汇编，史料之丰富、体例之谨严，至今无人能出其右。另一条是书法史。他的《秦汉魏晋南北朝书法史》，对“隶变”、铭石书与文人墨迹的关系等问题做了深刻的辨析。

这些学术成果，随便拎出一项来，都够一个人吃一辈子。但黄惇没有停下来。他把学术研究的成果直接转化为创作的支撑。

在20世纪90年代，当不少书家还沉迷于碑学“乱头粗服”“傻大黑粗”的视觉冲击时，黄惇已经悄然选择了另一条路——他亮相于全国第三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家展览上的手札作品，以其不凡的功力和潇洒的神韵引起书坛关注，开“手札风”之先河。

后来书坛转向“二王”帖学的集体回归，黄惇亦有着不可忽视的启迪之功。

图1 黄惇全国第三届中青展作品（1990年）

图2 黄惇全国第四届青年展作品（2017年）

他不只是在工作室里写字，他是在用整个学术体系为一个沉寂了近两个世纪的传统“翻案”。

李刚田曾评价说：“20世纪80年代后期，黄惇首先提出了帖学的振兴，又身体力行进行帖学创作，同时对清代的整个书法理论、碑学观念进行清理，重新审视传统，回归古法，这一举动在当时是具有开创性的。”

当然，黄惇的观点并非没有争议。

他对碑学的激烈批评——用他自己的话说，"讲侵染，其实有的是污染""碑帖结合是碑派在没有出路情况下走的一条路"等——让很多走碑学路线的书家感到不适。他说“碑帖结合论是最没有理论支撑的理论”，直接刺痛了不少主张碑帖融合的人。当代帖学的“蔚为大观”背后，有多少是黄惇以一己之力撬开的，又有多少被重新简化为另一种时尚跟风？他在自己的帖学坐标里精准而锋锐，但“清理”的背面是否建立起了足以兼容碑帖两个系统的解释框架？

这个问题，或许连黄惇自己也没有完全回答。

黄惇的书法实践

这就不能不谈到他本人的字了。

黄惇学书，走的是二王一脉。他早年随时代风气学过篆隶北碑，但读到米芾《海岳名言》中“石刻不可学”之论后，“始知前学徒费岁月”，从此改弦更张，一心扑在帖学上。他的行书，兼取米芾的跌宕与王铎的雄浑，不失清雅，一望而知是读书人的字。

但问题也出在这里。

有评论者指出，黄惇作书好像过于注重力与势，因而线条、结构紧张而拘谨，缺少逸宕散淡的韵味。更进一步的批评认为，他的书法没有沿米芾而上溯魏晋，追寻晋人的散淡冲和，而是徘徊元明樊篱，“论帖学功力似不无可取，而论气息格调则未臻上乘”。

这些评价不可谓不尖锐。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指向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以“超越”为目标的人，在创作上是否真正完成了这种超越？

帖学的最高审美追求，是“韵”——一种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散淡冲和。王羲之的字如此，因为它是在兰亭雅集、曲水流觞的微醺状态下流淌出来的。米芾的字虽然已经有了“作意”，但仍然是性情之作。到了王铎，用笔的力量明显增强了，开始有了某种“紧张感”。

而黄惇的字，恰恰就停留在这个“紧张”上。他太想把每一个点画都写爽利了，太在乎“势”了——结果反而失去了一种放松的东西。

黄惇的每一个笔画都迅疾如风雷，用笔猛厉，着急得像晚点赶火车的旅人，但由此线质也出现了“躁”“浮”“伤于急速”的问题。

他的篆刻也以爽利痛快见长，被赞为“萧散灵动”，用笔的“活”在印章的方寸之间，反倒成了个性。但那些在方寸之间可以被接受的紧绷感，放大到整幅作品，就成了某种挥之不去的执念。

这也许不是技巧的问题。是性格。

温和的锋芒

黄惇性格温和，这是圈内的共识。与曹宝麟那种“嫉恶如仇”的刚性不同，黄惇表达观点的姿态从来不是咄咄逼人，而是讨论式的。

但黄惇温和的壳子里面，藏着的是极其坚定的内核。

2017年，他公开发文，说丑书“是西方现代抽象主义与中国传统书法撞击产生的残渣”。2020年他又提出了那个著名的质问：“有朋友提出书法是线条对空间的分割，我善意地回答，不行，难道心电图也能叫书法？”

他反复强调“笔法第一”——“书法如果抛弃了笔法这一内核，就不再是书法了。笔法第一，结字第二，章法再其次，墨法又次之”。这些内容看似是老生常谈，实则是涉及书法本质属性这一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在今天已被很多书法人抛到了脑后。而这是书法教学和展览领域乱象频出的学理性原因。

这些言论，在这个讨好流量的时代里，是很不讨巧的。

但黄惇说了。而且一直在说。

他谈“笔法核心论”、讲“清理丑书观念”、指出“当代无大家的病根在于文化贫血”、批评“美术化制作牺牲书写性”——这些观点放在今天的书坛语境下，几乎就是在四面树敌。那些搞形式构成的听了不舒服，搞碑帖融合的也觉得被扫到了。但黄惇不管这些，他就像在做一道数学证明题：逻辑推演到这一步了，结论只能如此。这是典型的学者思维。他不是故意要与谁为敌，他只是被自己的学术逻辑推着走。

有人批评他“大口气，居高临下，主观偏激”，说他拿王羲之的行书和金农的漆书比较，如同“西施与张飞比美”。这种批评并非全无道理。黄惇在捍卫帖学正统的时候，的确有时显得过于“排他”，存有执念。但换个角度看，在一个各种“杂耍书法”层出不穷、传统笔法被大量稀释的时代，我们其实很需要一个把话说得这么绝对的人，一个有执念的学人。

当无数人都在高喊“兼容并包”“碑帖融合”而实质上悬置标准的时候，需要有一个人站出来说：不是所有东西都能叫书法。

他是温和的学者，却成了书坛帖学的“守门人”。这看起来矛盾，但也许恰恰是他的内在逻辑——正是因为他对古典传统研究得越深，就越无法容忍那些在他看来是以“创新”之名消解书法的行为。这不是风格之争，而是关乎这门艺术存续本质的底线分歧。

一个人的十字路口

写到这里，黄惇的面貌已经比较清晰了。

他是一个学者，用四十年的时间，在印论史和书法史领域做出了顶级的研究成果，重建了帖学传统在当代学术体系中的合法性。在“空间构成”横行、市场逻辑碾压艺术逻辑的时代，他像一个耐心的扫地僧，把被清人误读、被时人遗忘的帖学传统，一点一滴地清理出来。李刚田说他的帖学振兴是“开创性”的，这个评价放在书法史的长河中，不算过誉。

他也是一个书法实践者，他的字有功力、有出处、有书卷气，但某种程度上也印证了自己对艺术境界的判断——他选择了最难的那条路，但还没有走到终点。在二王帖学的浩渺烟波中，他在努力打捞失落的传统。

他不是那种一出手就石破天惊的天才型人物。他的价值，不在某一幅作品上，而在一个更大的坐标系里。他让一大批年轻学者和书家意识到：书法不是一个纯靠感觉的东西，它需要扎实的学理支撑，需要回到原典、回到墨迹、回到历史的上下文。这个影响，比他本人的字要大得多。

从这个意义上说，黄惇是一面旗帜。

他这一生，在做一件事：在碑学的巨浪退潮之后，他像一位船夫，努力清理风浪过后残存的藻类和杂蔓，努力清理航道，试图重新找回帖学的航标。他曾说自己在经历一个“十字路口”——要么顺着清代碑派的观念继续走，要么换个方向绕过去向前走。他选择了一条几乎没有人敢独自去走的路。这条路漫长、崎岖、冷清，而且至今看不到尽头。但他没有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