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埔当“保姆”五年，何应钦如何从热血青年变成了一代政客|何应钦

一提何应钦，大家脑子里可能立刻浮现出1945年他在南京接受侵华日军投降的那张历史照片。那是他一生的巅峰，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其浓墨重彩的一笔。但要是把历史的胶片往前倒二十年，回到1924年的广州黄埔岛，那时候的何应钦还远没有后来的显赫，他正处在自己人生最大的一个转折点上。

其实在进黄埔之前，何应钦在老家贵州就已经是个弄潮儿了。他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正牌留学生，回国后在黔军里升得极快，当过贵州讲武学校的校长，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年轻气盛的何应钦在贵州办学、练兵，甚至还深受五四运动影响，组织过“少年贵州会”，带着学生抵制日货、搞爱国游行，在西南那片土地上是个满怀热血的进步青年。可地方军阀派系斗争残酷，老话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1921年他在昆明喝茶时突然遭遇政敌刺杀，胸部和腿部各中一枪，险些丧命。为了躲避仇家，他只能隐姓埋名逃到上海养伤。这一赋闲，就是好几年。

就在他以为自己要英雄气短、老死沪上的时候，命运转了个弯。1923年，他在上海偶然碰到了当年的留日同学、也是后来改变他一生轨迹的人——蒋介石。当时蒋介石正准备去苏联考察，两人一聊天，惺惺相惜。到了1924年，孙中山先生决定创办黄埔军校，蒋介石任筹备委员长，手头极度缺军事人才，立刻就想到了在贵州办过讲武堂、有丰富军事教育经验的何应钦。一封急电过去，何应钦没有犹豫，收拾行囊南下广州。这一步，彻底奠定了他日后成为黄埔系“二号人物”的基石。

刚到黄埔的何应钦，表现出了一种极强的务实和苦干精神。当时大家都说他“无过人之资，有苦干之志”。黄埔初创时条件多艰苦啊，用何应钦后来的话说，“地不过三平方英里，钱月仅六千元，生源不过五百人，枪仅三百支”。但他硬是咬着牙顶下来了。1924年3月，军校筹备处让他主持考选并训练首批下级干部。何应钦亲自制定计划，选拔了50名骨干，这批人后来成了黄埔军校的建校中坚。军校规定清晨五点起床，晚上九点半就寝，何应钦作为战术总教官，每天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跟年轻的黄埔学生们同吃、同住、同操练。在开学典礼上，他担任阅兵指挥官，那军姿，那气宇，让台下的孙中山赞不绝口。典礼一结束，孙中山特意把蒋介石、何应钦、王柏龄招到身边合影，可见当时对他的器重。

在黄埔的教学上，何应钦确实有一套。黄埔一期学制只有半年，时间太紧，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把一群热血青年训练成能打仗的军官，常规办法根本行不通。何应钦虚心听取各方意见，琢磨出了不少绝活。他推行了“取精用宏，加紧教练”的方针，发明了师生相互问答式、歌诀助记式、图物譬喻式，还有示范讨论式等教学方法。把枯燥的军事条令编成顺口溜，让学生们边走边背；拿生活中的物件当道具，在沙盘上模拟排兵布阵。这些生动、实用的法子在黄埔学生里极受欢迎，教学效果极好。到了1924年底，由他一手指挥的黄埔一期毕业战术演习大获成功，校长蒋介石对他更是另眼相看，直接让他兼任了军校教练部主任和教导第一团团长。黄埔的起家部队，就是这么交到他手里的。

在这段日子里，何应钦的思想也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化。刚进黄埔时，他深受大革命洪流的影响，思想是跟着时代往前走的。在东征期间，他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支持工农运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他是赞成国共合作的，对军校里的共产党人和苏联顾问都保持着不错的合作关系。在战场上，他率领黄埔教导团参加第一次、第二次东征，在淡水、棉湖以寡敌众，冒险犯难，帮广东国民政府彻底巩固了根据地。那时候的何应钦，是一个充满革命锐气、能吃苦、能牺牲的纯粹军人。

但随着他在国民党内部地位的飙升，尤其是1926年1月他接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同年4月16日又接替因中山舰事件被免职的邓演达、出任军校教育长之后，他彻底进入了权力的核心层。

高处不胜寒，位置变了，想法也就变了。

他开始逐渐向校长的政治立场靠拢，曾经的革命理想慢慢让位于派系利益和权力角逐。这里面还有一段挺有意思的插曲。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另立政府，结果陷入孤立，李宗仁、白崇禧逼蒋下野。蒋介石指望一向听话的何应钦能帮自己说句话，没想到何应钦权衡利弊后，竟然和桂系一起表示了“同意”。蒋介石被迫下野时气得不行，说有人“只逞私人的意气”。蒋介石复出后，没过多久就悄悄来到徐州的总指挥部，在事先没打任何招呼的情况下，突然下令撤了何应钦第一路军总指挥的职务，还调走了他住宅的卫队，演了一出“入壁夺符”的戏码，把何应钦的面子剥了个干净。何应钦这才明白，自己玩政治根本不是校长的对手，从此收起异心，痛自引咎，甘愿当蒋介石在军事上的高级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