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2027年度最低工资审议正式启动。表面上看，这是一场关于明年最低时薪涨多少的谈判；但实际上，今年的争议远不止一个数字。最低工资涨幅、行业差别化适用、外卖骑手和快递员等平台劳动者能否纳入最低工资保障范围，都将成为劳资双方激烈对撞的焦点。也就是说，今年韩国最低工资谈判不只是“涨不涨、涨多少”，而是在讨论最低工资制度到底要覆盖哪些人、适用哪些行业、保护到什么程度。
韩国最低工资委员会26日下午在政府世宗办公楼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正式进入2027年度最低工资审议程序。雇佣劳动部发布资料称，会议决定2027年适用最低工资仍以时薪为单位，同时一并标示按每月209小时计算的月换算金额。当天会议还听取了现场意见和专业委员会审查结果。
今年韩国最低时薪为1.032万韩元，约合人民币46元，较上一年上涨2.9%。按每月209小时计算，月薪约为215.688万韩元。这个涨幅在劳动界看来明显偏低，因为过去几年韩国物价、房租、餐饮、交通和生活成本都在上升，低收入劳动者的实际生活压力并没有明显减轻。
劳动界的主张很明确：过去三年最低工资涨幅偏低，应该通过上调最低工资改善低收入群体生活水平。尤其是在物价仍高、青年和非正规劳动者生活不稳定的情况下，如果最低工资涨幅继续被压低，低薪劳动者的实际购买力就会继续缩水。对劳动界来说，最低工资不是单纯企业成本，而是弱势劳动者维持基本生活的底线。
经营界则完全相反。经营界认为，当前韩国内需低迷、外部不确定性加大，中东局势、能源价格、汇率波动和消费放缓都让企业经营压力上升。在这种环境下，即使最低工资不涨，对小商户和劳动密集型行业来说也已经是负担。尤其是住宿、餐饮、零售等行业，利润率本来就低，如果最低工资继续上涨，可能导致用工减少、营业时间缩短，甚至推动部分店铺关门。
今年最值得关注的新问题，是平台劳动者是否纳入最低工资适用范围。快递员、外卖骑手、代驾司机、平台配送员等群体，很多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雇员，而是以承包、委托、个人事业者等形式工作。他们看起来工作时间自由，但收入不稳定，成本由自己承担，算法和平台规则又会强烈影响收入。劳动界认为，这些人实际上处于劳动者地位，应当获得最低工资层面的保护。
经营界则认为，平台劳动者的身份认定仍存在争议。因为他们并不一定受固定雇主指挥，也不一定按固定工时工作，收入计算方式和普通时薪劳动者不同。如果强行纳入最低工资制度，可能改变整个平台经济的成本结构，也可能引发企业减少订单补贴、提高服务费、压缩骑手数量等连锁反应。
这个争议其实非常现实。传统最低工资制度，是为“有雇主、有工时、有工资”的劳动关系设计的。但平台经济打破了这个结构。外卖骑手可能一天上线10小时，但真正有订单的时间只有部分；收入中还要扣除油费、车辆维护、保险、平台手续费；恶劣天气和高峰时段收入可能高，淡季或低单量时收入又很低。那么最低工资如果适用，到底按在线时间算，还是按接单时间算？平台、代理商、商家之间谁负责补差？这些都需要制度设计。
这也是为什么去年相关讨论被推迟到2027年度最低工资审议中处理。劳动法律界也指出，最低工资委员会单独决定，并不足以直接让特殊雇佣和平台劳动者自动享受最低工资，因为还涉及法律适用对象和劳动者身份认定问题。
另一个老问题，是行业差别化最低工资。韩国最低工资制度自1988年实施首年之后，基本一直采取全国统一标准。但经营界每年都会提出，不同行业支付能力差异很大，不应该一刀切。特别是住宿餐饮业、小零售业、便利店、老人照护等行业，利润率较低，最低工资上涨冲击更大。经营界主张，应允许部分行业适用不同标准，以减少小商户负担。
数据显示，2024年韩国住宿与餐饮业最低工资未达标率达到33.9%，明显高于整体水平。经营界认为，这说明该行业实际承受能力已经接近极限。如果统一最低工资继续上涨，纸面标准可能越来越高，但现实中无法支付的企业和店铺也会增加，最后反而削弱制度执行力。
劳动界则强烈反对行业差别化。因为一旦允许部分行业适用更低最低工资，最先受到影响的往往是低薪劳动者集中的行业。住宿、餐饮、照护、零售本来就聚集了大量女性、青年、老人、兼职和非正规劳动者。如果这些行业最低工资被降低，等于把最弱势群体排除在统一保护之外。劳动界担心，行业差别化一旦打开口子，最低工资制度会被逐渐拆分，最终失去“最低生活保障线”的意义。
这其实是最低工资制度的根本矛盾。统一标准有利于保障底线和减少歧视，但可能忽略行业差异；行业差别化可以减轻部分企业负担，却可能让低薪行业劳动者更加低薪。到底是保护劳动者基本生活优先，还是保护小商户承受能力优先，这就是韩国劳资双方每年都绕不开的冲突。
按照韩国法律，最低工资委员会原则上需要在6月底前完成审议。但现实中，最低工资谈判经常拖到7月。今年由于议题更多、分歧更复杂，谈判延至7月的可能性很高。韩媒也指出，今年最低工资谈判很可能围绕平台劳动者适用、行业差别化和涨幅问题展开激烈争论，最终通过表决决定的可能性上升。
去年韩国最低工资曾时隔17年再次通过劳资协商一致方式确定，这一度被视为较为罕见的妥协成果。但今年情况明显不同。劳动界认为低工资劳动者生活压力已经太大；经营界则认为企业和小商户快撑不住；平台劳动者问题又涉及劳动制度边界；行业差别化则触碰最低工资制度根本原则。多个问题叠加，想再靠协商一致解决，并不容易。
从中韩对比来看，这场韩国最低工资争议对中国也有参考意义。中国同样存在最低工资调整、平台骑手保障、外卖配送劳动关系、灵活就业权益保护、小商户成本压力等问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到底算不算传统劳动者，是否应有最低收入保障、社保、工伤和休息权，在中国同样是现实议题。
中韩两国共同面对的是，劳动市场已经发生变化，但制度仍然主要建立在传统雇佣关系上。过去，一个人进工厂、进公司、进店铺，有明确老板、明确工时、明确工资；现在，越来越多人通过平台接单、灵活就业、外包承包、个人事业者形式工作。平台说他们不是员工，劳动者却承受平台规则和收入波动。最低工资制度如果不调整，很多新型劳动者就会处在保护之外。
但平台劳动者纳入最低工资也不是一句口号能解决。它需要重新定义劳动时间、收入计算、成本扣除、责任主体和平台义务。比如骑手等待订单的时间算不算工作时间？恶劣天气补贴算不算工资？平台算法压低单价时是否违反最低收入保障？如果多个平台同时接单，责任由谁承担？这些问题如果不设计清楚，制度很难落地。
说得更直白一点，韩国2027年最低工资谈判，真正考验的是韩国能不能用旧制度回应新劳动。劳动者希望最低工资跟得上生活成本，平台劳动者希望不被排除在保护之外，小商户希望别被工资成本压垮，企业希望保留经营弹性。每一方都有现实理由，但最终必须找到一个平衡。
如果最低工资涨幅太低，低收入群体会继续承受物价压力；如果涨幅太高，小商户和低利润行业会承压；如果平台劳动者被排除，劳动保护会出现巨大空白；如果平台劳动者全面纳入，又会冲击现有商业模式。韩国这次谈判难，就难在它不是一道单选题。
未来韩国最低工资制度很可能要从单一时薪标准，逐渐走向更复杂的组合模式：统一底线仍要保留，但平台劳动者需要特别规则；小商户可能需要税收和社保支持，而不是简单压低工资；行业差异可以通过补贴、减负、劳动生产率提升来解决，而不是让低薪劳动者承担全部成本。
所以问题也很现实：韩国最低工资到底应该优先保障劳动者生活，还是优先考虑小商户承受能力？再进一步，外卖骑手、快递员这样的平台劳动者，究竟是自由接单的个体经营者，还是应该被最低工资制度保护的新型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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