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第1旅在朝鲜战争（1950—1953）中的英雄事迹|军队|土耳其|美军|麦克阿瑟

这是土方视角，并不代表美与韩支持土方所认为的数据。

朝鲜战争被许多人（包括杜鲁门）称为一次“警察行动”（action polisionil / police action）。它标志着美国与年轻的联合国组织首次建立伙伴关系，以阻止冷战时期红色阵营在远东地区的扩张。联合国军一共有16个国家，作为首批派遣旅级规模军事特遣队的国家之一，土耳其的这一部队随后被称为“土耳其旅”（代号为“北极星”，土耳其语：Şimal Yıldızı 或 Kutup Yıldızı）。

朝鲜战争中的土耳其第一旅。对于一些普通人来说，土耳其参战可能会令人感到意外；但对于那些在朝鲜战场上与土耳其军队并肩作战的人来说，土耳其军队的出现简直是上天的恩赐。

土耳其旅奔赴朝鲜的起因

二战结束后，土耳其最大的外交政策问题是其已经持续了数十年的孤立状态。一些观察家指出：“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随后的独立战争这两场大战的消耗后，土耳其在奥斯曼帝国废墟上建立年轻共和国的过程中，为了避免卷入冲突，在二战期间一直保持克制，特别是由于当时它也没有受到任何一方的攻击。”

战后，国际社会将土耳其视为一个中立国。但这“使其在苏联眼中变得非常脆弱……因为苏联仍想控制黑海海峡。” 面对苏联要求共同管理这一战略水道的威胁，土耳其开始寻求与美国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与此同时，杜鲁门政府官员在1946年1月得出结论：除非面对美国在土耳其一侧的强硬抵抗和支持，否则苏联将敢于向土耳其发动进攻。

随后，一个象征性的举动加深了土耳其与美国之间的纽带。1946年4月，杜鲁门总统特批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USS Missouri），将1944年在华盛顿逝世的土耳其驻美大使穆尼尔·埃尔特贡（Munir Ertegun）的遗体送回土耳其。一位土耳其观察家表示：“土耳其国内对此反应极其热烈，以至于从那时起，一些专家将‘密苏里号事件’称为土美蜜月关系的开端。”

随着次年《杜鲁门主义》的宣告，美国开始向土耳其和希腊提供大规模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在土耳其历史上第一个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执政不到一个月后，朝鲜战争爆发。1950年6月29日，为了响应联合国针对6月25日北朝鲜进攻而提出的第83号请求对韩军事援助决议，土耳其政府决定派遣一支约5000人的战斗旅——尽管这面临着来自苏联报复的风险，且当时土耳其并未以此作为加入北约的保证条件。

1946年4月，美国海军“密苏里号”战列舰送还1944年在华盛顿逝世的土耳其驻美大使遗体，这一举动成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土关系走向亲密的重要标志。

第一批土耳其特遣队于1950年10月17日抵达朝鲜。此后，尽管兵力人数屡有调整，他们一直坚守到1954年仲夏。最初，土耳其派遣了由塔辛·亚泽哲准将（Brig. Gen. Tahsin Yazıcı）率领的土耳其第一旅。该旅下辖三个营，分别由伊马德丁·库拉内尔少校（Mayor Imadettin Kuranel）、米特哈特·乌鲁努少校（Mayor Mithat Ulunu）和吕特富·比尔贡少校（Mayor Lutfu Bilgon）指挥。当时在朝的“土耳其武装部队司令部”（TAFC）是一支团级规模的战斗队，拥有三个步兵营，以及配套的支援炮兵和工兵部队。该部队是朝鲜战争期间，唯一一支长期编入美国作战师的旅级规模联合国军部队。

土耳其旅司令部的先头部队于1950年10月12日抵达釜山。随后，来自土耳其第一旅的5190名人员（包括联络单元）在从土耳其东地中海的伊斯肯德伦港（Iskenderun）出发后，于10月17日抵达韩国釜山。该旅下船后，随即前往位于大邱市郊新设立的联合国军接收中心。

这批士兵中的大多数人来自土耳其东部山区的乡村和小城镇。对于这些刚刚完成两年义务兵役的志愿兵和志愿士官来说，这次任务不仅是他们第一次走出国门，更是他们人生中第一次离开出生的村庄。至少对普通士兵而言，这也是他们第一次接触非穆斯林人群。土耳其人和美国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与宗教差异。

他们的指挥官亚泽哲准将是1915年加里波利战役（Gallipoli）的老兵，在旅副指挥官杰拉尔·多拉上校（Kolonel Celal Dora）的协助下执行任务。亚泽哲准将在土耳其军界德高望重，资历极深，甚至为了能够亲率第一批土耳其特遣队奔赴朝鲜而甘愿接受降职。他唯一的缺点是——尽管受美军师级单位节制——但他的英语并不流利。在后来的战斗中，这种语言能力的欠缺被证明是他在理解命令和部队部署时的极大障碍。

图注：塔辛·亚泽哲准将，朝鲜战争中土耳其第一步兵旅的首任指挥官。

美军司令部起初并未充分意识到在协同、后勤，尤其是使用同一种语言进行基本沟通方面存在的困难，而这些问题在后来，特别是在他们共同训练的关键前几个月里，严重复杂化了命令的传达和部队的调动。

随后，饮食、服装需求和交通工具的差异，带来了远超美国高级司令部预期的诸多问题。在饮食方面，土耳其人禁止食用猪肉制品的饮食要求，与明显含有猪肉制品的美军口粮产生了冲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美军雇用了日本食品制造商来提供符合土耳其饮食要求的口粮。

面包和咖啡是另外两个难题。土耳其人更喜欢厚实、不含发酵粉的重面包，以及浓郁、强劲且极甜的咖啡。不过最终，美国陆军设法解决了这一需求，并兼顾了其他盟军部队的饮食习惯。

一些美国联络官被派驻编入多个土耳其连队。然而在早期的战斗行动中，由于缺乏沟通导致对命令的误读，反而加剧了土耳其军队面临的问题。这些在起初被忽视、被认为只是鸡毛蒜皮的小问题，在激烈的战斗硝烟中，最终演变成了更为严重的危机。

当土耳其军队首次在朝鲜登陆时，他们仍穿着笨重且过时的英式军服，随后才逐步换装他们所配属的美军部队的标配装备。

土耳其军队抵达朝鲜引起了轰动。土耳其士兵那蓄着络腮胡/横连胡、佩戴大刀的凶悍外表，简直就像是战地记者梦寐以求的战争象征变成了现实。尽管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他们从未参与过大规模冲突，但土耳其军人拥有着顽强、强悍的声誉，他们更倾向于进攻，并在战斗中对敌人毫不留情。

大多数普通士兵都很年轻，并携带一把长刀（侧剑）作为备用武器，这在美军和其他联合国军看来就像是一把长匕首。没有其他任何一支联合国军部队装备过这种不寻常的武器。土耳其士兵在运用这种长刀进行近身肉搏时展现出的危险杀伤力，甚至让所有盟军部队都想对他们敬而远之。

大多数士兵来自靠近俄罗斯边境的土耳其东部草原地区，只接受过三到四年的小学教育。在服兵役的过程中，他们换上了军装，并接受了土耳其军方及美国军事顾问的一些训练。在他们的家乡小镇，数百年来的生活方式几乎未曾改变：村中心的中央水井依然是水源，外界的消息极少能渗透到他们日常的乡村生活中。

当土耳其旅抵达朝鲜时，由于装备陈旧，他们的物质条件很差。士兵们穿着土耳其陆军刚采用不久的英式“作战”军服，配有笨重的军大衣、英国Mk2钢盔以及德国制造的皮革装具带（webbing）。直到11月临近首次奔赴战场前，他们才开始换装美制M1943标准武器和军服，而这些装备起初并未立即广泛配发。此后，土耳其的服装和装备逐步被美制品取代，尤其是后来抵达朝鲜的几批土耳其旅，则全部使用了美式制服和武器。

在釜山登陆后，土耳其旅在大邱驻扎，并在那里接受了训练并接收了美军的装备。随后，该旅在接受了有限的训练后便开赴北方的开城地区（Kaesong），正式编入美军步兵第25师。

联合国军向朝鲜北部的攻势

尽管联合国军成分复杂，但虽然大部分由美国士兵组成，其联合国军单位总共由16个不同的国家组建而成。就在这时，突然有一道命令传达到了沃尔顿·“乔尼”·沃克中将（General Walton 'Johnnie' Walker）的第八集团军司令部，要求发动大规模进攻，以期尽早结束战争。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做出的“撤回两个师并在圣诞节前带孩子们回家”的承诺，让部队在向靠近我国边境的鸭绿江推进时，产生了一种战争即将结束的幻觉。

其实当时存在着一些质疑的声音，尤其是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将军本人。然而，这些反对意见很快就被麦克阿瑟身边的军官集团搁置一边。试图通过一次大规模攻势来结束战争的压力和诱惑实在让人难以抗拒。那些真正将要参与这场战争中最为血腥的军事战役的战地将军和指挥官们提出了抗议，但他们的声音从未得到承认，或是直接被忽视了。

在10月底和11月初，提供给麦克阿瑟的情报报告已经显示有我国军队的存在。麦克阿瑟的情报主管查尔斯·威洛比少将（Major General Willoughby）让他随时掌握所有关于更大规模我国军队调动的最新报告。尽管如此，最终的决定还是下达给了沃克将军领导的第八集团军。

沃克曾多次试图推迟行动，抗议后勤保障不足以及物资仍在从日本和美国运送的途中，但他得到的只是麦克阿瑟对他越发强烈的愤怒以及对其拖延的极度不耐烦。

在1950年9月成功夺回首尔后，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率领下，联合国军继续向朝鲜北部及我国边境推进，然而这随后却给联合国军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来自满洲的凛冽强风刮过朝鲜北部陡峭的花岗岩山脉和地形复杂的山谷。该地区迎来了至少40年来最寒冷的天气。冻得浑身麻木、痛苦不堪的士兵们试图围在用50加仑废旧油桶做成的简易篝火旁取暖。医疗单位开始救治第一批冻伤患者。随着时间的推移，朝鲜战场越来越像俗话所说的“冻结的地狱”。

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必须将酒精与汽油混合，以防止车辆和设备的油路冻结。血浆在投入使用前必须先加热90分钟。水溶性药物被冻结，而士兵靴子中积聚的汗水在夜间也会结冰。朝鲜北部的地形——长长的V形山谷、高耸险峻的山脉以及极其匮乏的公路网，连同席卷着前进部队的极度严寒，共同构成了注定引发未来惨烈战斗的悲剧元素。

美国陆军第7步兵师及其他单位并未做好应对冬季战争的准备。当时只有少数战斗部队配发了冬季军服，即便如此，他们仍被命令继续推进。11月21日，他们接到命令渡过一条河床，他们原以为河水只有脚踝深、不会带来什么麻烦。然而，就在前一天晚上，上游的水坝被打开并放水。士兵们最终不得不涉入齐腰深的冰冷河水中，水面上还漂浮着冰块。在多次尝试失败后，渡河行动随后被取消。18名士兵遭受了严重的冻伤，不得不将他们冻僵的军服剪开才能脱下。

北方的威胁

在这场持续的推进过程中，随着朝鲜半岛的幅员向北延伸变得更加宽阔，沃克将军麾下的部队在纵深上变得越来越“单薄”，迫使士兵在向北推进时不得不防守更广阔的区域。

他当时指挥的战斗部队包括：美军第1军（下辖美军第24步兵师、英军第27旅和韩国国军第1师）；美军第9军（下辖美军第2步兵师、第25步兵师以及土耳其第1旅）；韩国国军第6、第7和第8师；以及作为集团军预备队的美军第1骑兵师。

沃克在派遣部队投入战斗时表现得非常谨慎。情报部门试图对我国军队的兵力和调动情况做出切合实际的评估。11上旬的每日简报显示，中朝兵力出现了戏剧性的增长，从40,100人激增至98,400人。然而，这一估计仍严重不足。

实际上，在西线集结于沃克第9军正前方的是四野战军的第13兵团，下辖18个步兵师，总兵力至少达18万人。而东线美军第1军所面对的，则是三野战军的第9兵团，下辖12个步兵师，总兵力约12万人。我国总兵力达到了约30万人；此外，朝军的12个师也为敌方增加了约65,000名兵力。朝军已经从此前被美军击败的阴影中恢复过来，重组为被其指挥官评估为具备战斗力的单位。加入这一阵营的还有在联合国军战线后方活动的约40,000名游击队。显而易见，这样的兵力远远超出了此前的预期。

1950年10月29日，来自澳大利亚的部队在执行完朝鲜定州（Chongju）的侦察任务后返回。此时，联合国军尚未意识到来自我国边境那一侧正步步逼近的危险。

我军成功地利用最原始的方式调动了庞大的兵力。他们依靠牲畜和士兵自己的肩膀来运送物资，因此完全不受那些原始道路的限制。他们徒步穿越野地，不使用卡车或其他任何机械化设备，从而获得了更大的机动性优势。这种战术是他们在多年抗日战争中锤炼出来的。

相比之下，联合国军则受困于主要公路，必须不断修缮现有道路才能运送人员和装备。工兵连在前方推进，试图开辟出一条能让坦克和卡车通过的道路。联合国军（尤其是美军）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他们对常规模式的依赖，其思维和战术仍深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

与此同时，我军士兵则习惯于在背上携带每人至少能维持六天的全部口粮。这些食物包括大米、固体豆干以及类似的无需烹饪或加热即可食用的物品。后来发现的我军士兵日记叙述了他们在这些极度受限的配给下所忍受的饥饿，但他们成功地在刺骨的寒风和冰冷的天气中达到了目标，并征服了那片让联合国军对手陷入瘫痪的恶劣地形。

我军通常在夜间行军，在大约18天的时间里，平均每天至少推进18英里。在白天，他们将自己隐藏在险峻的山区地形中。白天唯一被允许的活动是由侦察小组进行的。这种隐蔽限制极其严格，军官被授权可以当场枪决任何违反隐蔽命令的士兵。在外国人眼中，我军的许多运动战术与一个半世纪前拿破仑·波拿巴所使用的战术非常相似。

军队的反击

11月19日清晨6点，美军第25步兵师离开开城，并于当天夜间2点左右在矿业小镇军隅里（Kunu-ri）就寝。次日，主要由不具备卡车运兵能力的步兵组成的土耳其旅被解除原任务，并作为第9军的预备队转移到军隅里。

沃克将军指挥的第八集团军司令部被清川江（Chongchon River）从中间一分为二。作为第9军向北推进的一部分，土耳其军队于11月21日接到命令，与第25师一同向北移动。至1950年11月22日，土耳其军队已完成了肃清其防区内北朝鲜巡逻队的任务。向军隅里的持续推进进行得十分顺利。

军隅里与北部战区的所有其他小村庄一样，大部分房屋都是由泥土和木头建造的。这是一个完全不起眼的地方，与那些坐落在山坡上、位于湍急山溪割裂出的深谷中的任何其他村庄没有什么两样。

在与美军战友一同推进的同时，土耳其军队接到命令，要与第9军右翼的美军第2步兵师取得联系，并负责保护本师的右翼和后方安全。当时，该旅已经收到关于一个已知位于德川（Tokchon）西北部的我军一个团的动向情报。

亚泽哲将军用这样的话描述了他所面临的局势：

“命令就是这样下的。然而，关于敌军动向和韩军（ROK）军级的进一步情报，要么根本没有，要么无法提供更多信息，以免动摇土耳其旅的士气……局势非常严峻，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在刺骨的11月寒风中，我军对朝鲜北部发动了进攻，这场袭击让联合国军大惊失色。

11月26日，对美军第1军和第9军发动了猛烈的反击。我军主力部队穿过中部山区，直扑位于德川的韩国国军（ROK）第2军。韩国军队无力抵挡这股攻势，其防线很快便宣告崩溃。

由于意识到了我军此次进攻具有惊人的规模，土耳其部队接到命令去掩护联合国军的右翼。美军调派了卡车将土耳其第1营运往瓦院（Wawon，位于军隅里以东15英里，大约在通往德川的半途中），在将他们放下后，卡车折返去接送第2营。然而在发现可用卡车数量严重不足后，该旅的部分官兵决定徒步前进。

此时，相互矛盾的命令以及混乱的通讯让整个局势陷入了极度无序的状态。土耳其军队随后又接到命令去封锁道路并确保云松里（Unsong-ni）的安全。在试图解释当时的混乱局面时，亚泽哲将军写道：

“在天黑之前，根本没有时间将全旅转移到云松里并在那里展开部署。此外，本应在青松里（Chongsong-ni）的敌军，实际上距离军级单位希望我们防守的前线太近了。该旅在抵达阵地之前极有可能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更重要的一点是，该地区的平民尚未撤离。如果农民以及可能混入其中的游击队企图切断后方的山道或瓦院公路，该旅可能会遭受惨重损失。
事实上，我们本应协助防守其右翼的美军第2步兵师已经撤退。由于地形异常崎岖且森林密布，要想完成从该旅当时驻扎的加日岭（Karil L’yong）出发的任务是不可能的。而我们的任务是保护军隅里—德川公路以及南北方向的其他道路，需要防守的前线宽达12英里。这根本无法做到，因为我们必须面对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且非常熟悉当地地形的敌人。此外，险要的地形也限制了火炮和重型步兵武器的有效发挥。”

图注： 1950年11月28日，大众媒体关于我军向朝鲜北部发起进攻的新闻报道。

在瓦院度过一夜后，土耳其旅于次日（11月27日）凌晨5点30分再次出发。当部队翻越险峻的加日岭、先头部队正向德川山谷推进时（下午14点30分），集团军群传来了命令：“停止继续前进，在已抵达的防线上进行坚守。”

此前，亚泽哲将军曾读到一条看似寻常且微不足道的情报：“如果您在长上里（Changsangni）地区没有部署部队，我方侦察机已在该处发现一支来源不明的团级规模部队。” 在对该情报进行分析后，亚泽哲察觉到了异样。他命令土耳其旅不要在集团军群指定的地点坚守，而是退回到其后方15公里处西边的瓦院防线。亚泽哲将军的这一决断，最终使土耳其旅免遭全军覆没的厄运，同时也阻止了盟军部队遭遇更大规模的毁灭。

军隅里的英雄壮举

正如亚泽哲在上文中所清晰阐述的那样，土耳其军队当时正处于一个极为不利的境地。他们不得不向东南方向撤退。这一撤退加剧了土耳其旅自身东翼以及美军第2师东翼所面临的威胁。

亚泽哲命令部下向军隅里东北部的瓦院方向移动。此时，该旅已经与军级司令部失去了联系。因此，亚泽哲主动承担起责任，命令部下在瓦院收拢驻扎。当他们抵达瓦院后，他们在没有坦克支援的情况下，徒步向德川方向发起了进攻。

那里的地形处于通谷桥河（Tongjukkyo River）的上游，一直延伸进分割清川江与大同江水系的山隘中。在此处，通谷桥河的上游分流成了许多细小的山溪。

当收到空中侦察员发现成百上千名我军士兵正向德川移动的情报时，指挥美军第2步兵师的劳伦斯·凯泽少将（Major General Laurence Keiser）评论道：“这正是他们要发起进攻的地方。”

我军的反击确实是沿着整条战线全面铺开的。原本被派去执行侦察任务的两个土耳其旅排，此时被赋予了殿后的任务。我军正严密搜捕该旅。

11月27日晚，隶属38军、由翟仲禹指挥的前进部队第114师，设伏并歼灭了土耳其旅的侦察排。该旅的侦察分队在加日岭山口与逼近的我军展开了激烈的遭遇战，由于陷入苦战而无法脱离接触。该侦察单位最终仅有少数几人生还。

1950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我军在朝北部的反击战地图。

尽管如此，土耳其军队已经达到了他们的一个目标——他们成功牵制了大量敌军。土耳其而称，对方因屡次试图攻占土耳其军队的阵地而遭受了惨重伤亡，其所有的进攻均被成功击退。最终，亚泽哲意识到该旅已被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我军包围，因此他最终下达了撤退命令。

土耳其军队在零下温度的恶劣天气条件下陷入了孤立，而他们的命令也未能被完全理解。在夜间，我军不断使用鼓、喇叭、哨子、长笛、笛子和牧羊人的钹，突然发出一阵阵连绵不断的声响，并伴随着人类的喊叫、嘈杂的说话声。

此时攻守势头已经逆转，联合国军正在进行全面撤退。意图包围他们的敌军不断改变着战术和进攻方向。尽管与土耳其旅的通讯仍在继续，有些命令得到了理解，但绝大多数命令并没有被听懂。该旅奉命与美军第38步兵团会合，以保护第38团的侧翼阵地并确保向西撤退的路线安全。在撤退的混乱、信息的失真以及方向的迷失中，这道关键的指令在送达时整整迟到了两个小时。

在11月27日前往德川的途中，向土耳其方面传送的大量信息和命令的不断更改，反映出了第9军和第八集团军在努力解读迅速发展且不断扩大的各种事件时，所面临的精准信息匮乏和高度不确定性。

在混乱的人潮和道路拥堵中，行军队伍改变了方向。当土耳其士兵再次接近瓦院时，他们遭遇了猛烈的敌方火力。我军在土耳其军队重新集结并占领防御阵地之前就已经赶到了。可以肯定的是，在当天中午，我军袭击了在瓦院领头推进的第1营，这场伏击给土耳其军队带来了沉重打击。该营被包围，此时刺刀与土耳其的长刀之间爆发了激烈的近身肉搏。

据报道，当时有两个土耳其连仍在瓦院以东战斗，并承受了约400人受伤的伤亡。我军袭击了溃退的部队，士兵们再次被命令转身迎击。土耳其第9连承担了这次进攻的最大冲击，因为他们必须掩护主力部队撤退。该旅第3营的第10连接到命令，去构筑该旅的前沿防线。

在美军第2师司令部，关于土耳其军队位置、状态及其具体行动的情报变得越来越难以获取。被派往土耳其阵地的坦克屡次在没有获得足够信息的情况下折返。混乱导致了各种令人震惊的事件发生，比如美国士兵直接丢弃了他们的阵地和装备，甚至包括他们的武器。而我军士兵似乎无处不在，但有时又同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关于我军确切动向的证实极少能获得，且经常出错。据报出现在前方的中国军队，结果却在从后方逼近他们。土耳其方面随后决定撤离他们的指挥所。一种全新却又古老的战争形式已经打响。中朝军队在山区采取了各种战术，导致机动空间所剩无几。

天气已经变成了与战场地形同样残酷的敌人。土耳其和美国士兵在无法相互沟通和协调的情况下，固然战斗得异常英勇，但却缺乏足够的指挥，并且在全然不知身旁的战友和友邻单位正在做什么的情况下各自为战。

图注：在恶劣的雪天中，手持M1加兰德半自动步枪的土耳其士兵在前线戒备。

第3营营长吕特富·比尔贡少校派遣第9连去掩护第10连和第11连的侧翼阵地。我军开始减弱对第10连的攻势，但他们继续包围着第9连和第11连。11月28日清晨，我军发起突破，全力猛攻第9连的阵地。该连被全歼，比尔贡少校及其中许多部下不幸阵亡。

11月28日早上08点00分，瓦院战役正式打响。当天，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敌军首先对轴心山口（Axis Pass）发起了进攻，随后又对要点山口（Point Pass）发起猛攻，土耳其军队的防线随即被突破。到了中午，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敌军包围圈被土耳其军队的反击成功击退。亚泽哲将军当时将他的大本营设在太川（Taechon，军隅里东南边一个较大的村庄）。

土耳其军队在瓦院坚守至下午，随后撤退到瓦院西南方向的另一个阵地。当天下午，由于我军企图通过将部队转移到该旅有效防区之外的后方，以此切断军隅里—瓦院公路，亚泽哲将军下令准备将该旅撤退至新民里（Sinnimni）路段。

当时已知该旅的双翼均已暴露，且友军部队已经撤退。在朝鲜战争期间，我军总是能通过渗透与土耳其旅相邻的友军部队前线，从而找到包围该旅的机会。但是，没有任何一次敌人的进攻能够成功突破土耳其旅自身正面防线。

黄昏18时30分后，该旅开始从瓦院向新民里地区撤退。仓促撤退到新民里的单位开始抢占防御阵地。到了24时00分，敌人以小型袭击的形式发起了进攻。当驻扎在有利地形的单位继续坚守时，该旅其他未能守住阵地的单位开始向军隅里方向撤退。

土耳其营失去了绝大部分车辆。当所有其他逃生途径都断绝时，幸存者们纷纷跑向山丘。此时，我军已经控制了所有的道路。部分土耳其军队继续战斗以延缓我军推进，从而为他们其余的部队争取时间来重新整编并建立起某种尽可能构筑的防御，但他们的这一努力并未获得成功。已被撤回的部分单位在新民里以西停下，并通过建立一个坚固的旅指挥所，投入到了新的防御阵地中。

1950年11月29日至12月3日，在长津湖（Chosin Reservoir）撤退途中，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在路边休息。

11月29日接近中午时分，土耳其军队出动了一个步兵连执行突击任务，以营救在新年里（Sinnimni）遭到敌军包围的第2营和第2连。敌人的包围圈被成功打破，部队得以撤退至价川（Kaechon）。当天下午，敌军对价川阵地发起了进攻，但其冲锋人员被全歼至最后一人。然而，敌军向该旅后方有效防区之外派出的兵力却无法被阻止。

面对这一局面，哈辛·亚泽哲将军于15时30分下令第2营和第3营向价川以西撤退。在这两个营离开价川尚不足2公里时，他们便被来自三个方向的密集有效火力打散，被迫化整为零成多个小团体。随着该旅进入11月29日至30日的深夜，下咸（Hacham）至军隅里的道路被切断，敌人的包围圈已完全形成。

17时15分，从价川撤退的第1营在被围困的下咸展开了激战。尽管各部队已被打散，且联络和管理人员缺失，但在年轻军官们带领下的各个小分队开始向敌人的包围圈发起突围。通过彻夜进行的突击行动和渗透战术，该旅最终成功冲出了下咸的包围圈。在此期间，土耳其军队从美军第9军获得的唯一支持仅有一个坦克排和卡车运输支援。此外，该旅还得到了一定火炮兵力的加强，这使得全旅的部分人员得以坚守下来。

联合国军对1950年11月我军进攻的应对，曾被描述为一场“溃逃”（bugout），即一场本不该发生的大规模撤退。对于导致麦克阿瑟11月攻势失败的种种条件，外界鲜有著述。而这场攻势在开始时，人们还抱着让士兵们回家过圣诞节的极高期望。此后，“圣诞节回家”这句话便在军界和政界人士的耳边不断回响。

这种局面与1944年9月盟军在发起“市场花园行动”（Operation Market Garden）前的过高期望颇为相似。当时，盟军高层同样期望在圣诞节前结束战争，但这一愿望随着“市场花园行动”的失败而化为泡影；到了当年12月，德军出人意料地在阿登地区发起军事行动（突出部战役），在多个战区给盟军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沉重打击。

与此同时，1950年11月30日，从军隅里南部向顺天（Sunchon）推进的各支部队在此处遭遇了新的包围。顺天山口在过去两天里一直处于我军的控制之下。美军第2步兵师从北面发起的进攻以及英国旅从南面发起的突击均未取得成效。

在经过短暂的休整后，土耳其步兵开始向在顺天山口掘壕固守的我军发起猛攻。通过这次由美军步兵和坦克共同参与的联合进攻，该通行路段被重新打通。土耳其步兵的刺刀冲锋再次证明了其名不虚传的声誉，成功荡平了美军第2师曾遭遇顽强抵抗的顺天山口。

至此，土耳其旅所经历的这场战斗（后被命名为“军隅里战役”）以成功的结局告终。在11月27日至30日的战斗中，土耳其旅通过顽强的阻击，阻击了我军对美军第八集团军和第9军的包围，避免了美国第2步兵师全军覆没的命运，从而为盟军的撤退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

此前毫无实战经验的土耳其旅，在其首场战役中便展现出了卓越的战斗能力，协助盟军部队化解了更大的灾难。在军隅里战役中，土耳其旅损失了超过15%的人员和70%的装备，其中218人牺牲，455人受伤，近100人被俘。

1950年12月13日，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中将因土耳其旅在战斗中英勇表现，向该旅官兵颁发了15枚银星勋章和铜星勋章。亚泽哲将军本人也名列获得银星勋章的受勋者之中。

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中将为土耳其士兵佩戴勋章。

在1950年那个冬季里，伴随着联合国军在朝鲜北部深陷困境的种种噩耗，各大媒体及各界政要纷纷对土耳其旅在首战中的卓越表现与贡献给予了高度认可与赞誉，其中包括：

“深陷交火之中的4500名士兵深谙如何创造奇迹。土耳其军人的牺牲将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中。”——《华盛顿论坛报》（Washington Tribune）

“土耳其旅的英勇战斗为整个联合国军带来了有利的影响。”——《时代周刊》（Time）

“朝鲜战场上的惊喜不是中国人，而是土耳其人。此时此刻，根本找不到词汇来形容土耳其人在那场战斗中所展现出的英雄气概。”——《晚邮报》（Abend Post）

“土耳其军队在军隅里展现了足以载入其辉煌史册的英雄主义。土耳其通过在那场战役中的高光表现，赢得了全世界的赞赏。”——《费加罗报》（Figaro）

土耳其军队在朝鲜战争中的坚韧不拔得到了各方的认可，其中也包括统率在朝联合国军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

“在历史上以勇敢和质朴闻名的土耳其人已经证明，在联合国于朝鲜发动的这场战争中，他们依然保持着这些特质。”—— 伯纳（Burner），美国国会议员

“无人不知，我们宝贵的盟友土耳其是精悍的战士，并且他们在前线取得了极其伟大的成就。”—— 克劳德·佩珀（Claude Pepper），美国联邦参议员

“当土耳其军队在长时间与敌人厮杀并不断出现伤亡时，英美军队正在撤退。耗尽弹药的土耳其军队插上刺刀向敌人发起冲锋，爆发了极其惨烈的肉搏战。土耳其军队通过连续不断的战斗，并将受伤的战友背在背上，成功实现了撤退。他们昂首挺胸地向平壤进发。”—— G·G·马丁（G.G. Martin），英国陆军中将

“土耳其军队在朝鲜战役中所展现出的表现，超出了人们的预期。”—— 科林斯将军（General Collins），美国陆军参谋长

“数以千计的联合国军部队之所以能够免于被包围的命运，完全归功于土耳其士兵的英勇。在朝鲜的土耳其军队为土耳其民族的英雄历史和传奇增添了崭新且不可磨灭的荣誉篇章。”—— 伊曼纽尔·信维尔（Emanuel Shinwell），英国国防大臣

“来自勇敢国家的勇敢士兵们，你们从包围圈中解救了第八集团军和第9军，并挽救了第2师免遭全军覆没。我今天来到这里，代表联合国军向你们表示感谢。”—— 沃尔顿·H·沃克中将，第八集团军司令

“土耳其士兵是英雄中的英雄。对于土耳其旅来说，没有不可能的事。”——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联合国军总司令。

这么多的赞誉似乎有一种彩虹屁的感觉，土军一定要在这种夸夸群式的赞誉中清醒。

金良场里战役

在1951年11月25日至26日夜间爆发的敌军攻势结束时，联合国军在士气和物资上都受到了极大的震撼。阻止敌人的努力均未见效。掌握了进攻主动权的我军将联合国军逐一击退。

寒冬、积雪、接二连三的溃败以及遭受的惨重损失，彻底瓦解了联合国军的士气。当时战场上弥漫着完全战败的氛围。我军已经变成了一种无法抵挡、也无法对付的力量。各个侦察单位惊慌失措地撤回，并带来了夸大其词的报告，令希望破灭。

因此，在这样的条件下，撤离朝鲜的计划已经开始筹划，联合国军各单位奉命秘密寻找可供撤退的路线。1951年1月4日，韩国首都首尔第二次陷落。

1月下旬，土耳其旅再次被派往危险的战场——就像此前在军隅里一样。这一次，他们是在联合国军通过“霹雳行动”（Operation Thunderbolt）发起的反攻中担任先锋。

1951年1月25日，土耳其旅组成两个纵队开始向我军前线推进。在前进1.5公里后，他们立即与我方交火。这些土耳其连队犹如离弦之箭一般向我军阵地发起猛攻。在100小时内，我方坚固防御阵地被攻破，其抵抗被彻底粉碎。

这些连队并未停歇，他们迅速重新分散，开始继续搜寻敌人。向北推进约2.5公里后，他们在185高地遭遇了我军的防御阵地。

下午15时00分，第10连成功突入我军防御阵地，激烈的战斗随即爆发。整条战线上演了持续不断且惨烈的近身肉搏。夜幕已经降临，但仍未能取得决定性的战果。我方死守，土耳其军队强攻。战场陷入了极度复杂和危险的局面，敌我双方的兵力完全混杂在了一起。

土耳其士兵在山区进入战斗阵地。

军级司令部向土耳其军队下达了命令：“在已占领的阵地上插上刺刀，绝不后退一步。”然而，各连队认为，在令人难熬的严寒中，与其坐等对方夺取主动权，不如主动发起进攻并歼灭对手更为合理。1月26日清晨05时00分，敌人的防御阵地被全部攻占。不愿给敌人喘息之机的步兵部队于1月26日早上07时00分继续推进。

在推进5公里后，他们发现了我方一道新防线。该旅使出浑身解数，向敌人以全部力量和决心死守的阵地发起了猛攻。在这场全旅顽强厮杀的战斗中，我方发起的反扑均未见效。无法获得机会将战斗编队由攻转守的我方随后开始向38线方向撤退，同时开始放弃汉城。

当该旅在战后撤回时，沿途受到了盟军士兵的热烈欢迎、同情与赞赏。在这场1951年1月25日至26日的金良场里（Kumyangjang-Ni）战役中，土耳其旅击退了兵力达自身三倍的兵力。尽管在此之后，土耳其旅（在没有其他盟军单位协助的情况下）遭受重创，但哈里·S·杜鲁门总统仍决定于1951年11月11日签署令状，向土耳其旅颁发“杰出部队嘉奖”（Distinguished Unit Citation，现称为总统部队嘉奖）。随后，土耳其旅还获得了韩国总统颁发的总统部队嘉奖。

联合国军总司令马修·B·李奇微将军（General Matthew B. Ridgway）表示：“在我来到之前，就已听闻过土耳其军队的威名。坦白说，我当时对所听到的传闻并不完全相信。但现在我明白了，你们确实是世界上最好、最值得信赖的士兵。”他以此表达了自己在目睹了随后爆发的退溪院里（Teagyewonni）战役中土耳其士兵的表现后，内心的感动与做出的评价。1951年3月14日，联合国军最终成功夺回汉城。

土耳其旅的最终行动

1951年6月，联合国军已推进至临津江—铁原—金化（Imjin-Chorwon-Kumhwa）一线。1951年的军事行动未能取得决定性成果，交战双方均转入防御并停止了大范围的进攻行动。这意味着朝鲜战争又回到了刚爆发时的原点，战争并未达到预设的目的。

此时，除了伏击、侦察和小型前线冲突外，已经无法再开展其他行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已经停止。双方意识到无法用武器解决朝鲜问题，于是开始了关于“停战”的谈判。在板门店（Panmunjon）进行的谈判旷日持久且毫无成果。由于频繁的讨论迟迟无法达成和解，反而进一步增加了重新爆发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为此，双方都加固了自己的防线，严阵以待以应对可能发生的袭击。到了1953年中期，敌人开始准备再次依靠武力来碰碰运气。不久后，敌军在土耳其旅阵地前沿发起的大规模进攻带有双重目的：要么最终在板门店的“停战”谈判中，凭借在军事战略上占据的有利位置迫使对方接受其要求；要么通过全力突破盟军的防线来彻底结束战争。

自1951年以来，在朝鲜交战的双方就已经开始尝试通过谈判来解决战争，而非仅仅依靠武力；然而归根结底，谈判桌上的筹码最终仍是由战场上的胜负来决定的。

因此，一场由敌军此前经过精心策划、并倾注了其全部作战经验而发起的攻势，最终于1953年5月28日19时48分拉开了序幕。我军在此次进攻中所展现出的战术素养和战斗意志达到了令人称道的水平。在随后持续了30个小时的激战中，我方从普通士兵到将军都竭尽全力投入战斗。

因为这场战役将成为决定这场已持续三年之久的朝鲜冲突最终结局的最后一战。如果失败，我们将不得不承担后果；但如果军事行动的目标得以实现，他们至少能在政治上获得筹码。

因此，土耳其旅不得不再次面对一场目标明确且准备充分的我军攻势。当时双方的阵地彼此距离极近，这种局面在战术上存在着严重的劣势。此外，土耳其军队不得不在僵硬、潮湿且阴暗的防御阵地中严阵以待，这让士兵们感到极其疲惫和焦躁。

日子一天天过去，直到5月28日19时48分，随着我军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发起进攻，战争再次变得血腥残酷。敌军在土耳其旅第2营阵地前沿不断加剧的攻势引发了异常惨烈的激战，随后在卡森（Carson）、大拉斯维加斯（Big Vegas）、埃尔科（Elko）和小拉斯维加斯（Little Vegas）等高地演变成了一场严重的危机，战斗持续了30个小时。

从1953年5月28日19时48分至5月29日24时00分，在昼夜不停、猛烈且残酷的血战中，上述几座高地频繁易手。

图注： 1953年5月，土耳其军队在朝鲜的最后一战发生地——内华达阵地群（Nevada Complex）的防御阵地位置地图。

19时48分，我军以猛烈轰炸小拉斯维加斯高地开始了攻势，并于20时00分攻入了该阵地。当我军正在巩固小拉斯维加斯阵地时，土耳其步兵部队在炮兵火力的支援下于21时15分发起了反击。21时19分，未能守住阵地的我军开始撤离。在21时51分土耳其军队占领该地。

到了21时52分，卡森和埃尔科阵地已完全被毁，同时我军用大炮和迫击炮的密集轰炸将大拉斯维加斯高地变成了人间地狱。21时58分，攻入大拉斯维加斯高地的敌军被土耳其军队通过刺刀冲锋再次赶了出去。

此时，前线战场的弹药开始告罄。22时08分，我军重新攻入大拉斯维加斯高地。22时20分，我方的增援部队抵达了大拉斯维加斯，但随即遭到了土耳其军队密集炮火的猛烈覆盖。22时40分，土耳其军队对大拉斯维加斯发起反击。紧接着在22时45分，我军向卡森阵地发起进攻。

23时15分，土耳其步兵成功夺回了大拉斯维加斯高地。与此同时，攻入埃尔科阵地的我军也在23时15分被迫撤离。土耳其军队同样没有给攻入小拉斯维加斯的我军任何喘息和巩固阵地的机会，通过一轮反击，该高地于23时34分被成功夺回。

23时30分，我军再度攻入大拉斯维加斯高地；而在23时53分，我军对埃尔科和卡森阵地的猛攻也全面打响。此时，有线和无线电通讯全部中断，这种局面让土耳其军队陷入了全面危机。前线的近身肉搏战仍在惨烈持续。

次日凌晨00时40分，我军开始重新围攻小拉斯维加斯高地。我军企图在天亮前彻底突破前线防线。01时20分，我军攻入了卡森阵地。

土耳其军队指挥官用望远镜观察敌军阵地。

凌晨01时50分，战斗仍在激烈进行，我方已攻入小拉斯维加斯和大拉斯维加斯高地的数个掩体。与此同时，与卡森阵地的通讯已完全中断。

03时23分，我军士兵攻入小拉斯维加斯，我方士兵甚至向土耳其士兵喊话逼降。03时47分，旅指挥官下达了反攻大拉斯维加斯的命令。而此时，卡森阵地已完全落入我方手中。

04时27分，我军向大拉斯维加斯增援。05时05分，卡森阵地正遭到炮火猛烈轰击。小拉斯维加斯虽然仍被坚守，但伤亡人员已无法撤离。

直到上午10时50分，通过发起一轮强力反击，土耳其军队重新夺回了大拉斯维加斯高地，我军被迫撤退。战场上到处都是双方阵亡和负伤人员的躯体。

11时15分，一个美军连队从埃尔科阵地出发向卡森发起进攻，但在遭到我军包围后，于16时00分开始撤退。15时43分，我军开始攻入埃尔科，阵地上随即爆发了激烈的手榴弹近身战，我军占领了掩体。紧接着在16时15分，我方攻入大拉斯维加斯。土耳其步兵立即发起反击，再次将我方击退。战斗在极度紧绷的状态下持续进行。

19时33分，我军开始从大拉斯维加斯方向向小拉斯维加斯发起进攻。20时05分，土耳其第2炮兵连的阵地遭到炮火覆盖，并在20时21分被完全摧毁。20时50分，美军师部决定撤离拉斯维加斯阵地。实际上，此时我军并未能攻入该高地，但21时09分，土耳其步兵根据上级命令开始撤退。至22时20分，拉斯维加斯阵地已完全撤空。

图注：朝鲜战争中，在两名战友于后方戒备掩护的同时，土耳其士兵正向山丘攀登。

上级命令决定停止这场血腥的厮杀。在这场持续了30个小时的浴血奋战结束时，随着土耳其营的撤退，我军最终成功占领了大拉斯维加斯、埃尔科和卡森高地。根据美方判断，由于我方在这次进攻中已经耗尽了全部力量，已无力再对联合国军的其他主防线发动攻势。

我军集结了庞大的优势兵力，并在强力的火炮与迫击炮群支援下发起这场猛烈进攻，却在土耳其军队驻守的前沿防线整整受阻了30个小时。这场恶战极其残酷，双方都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伤亡代价。在此期间，联合国军地面部队在超过117,000发炮弹的轰击以及67次近距离空中支援任务的协助下，才艰难地挡住了我军攻势。而作为回击，我军也发射了65,000发炮弹和迫击炮弹，这在朝鲜战争的阵地战阶段是前所未有的密集火力。

在这场战斗中，根据土耳其前线炮兵观察官的报告中称，土耳其方面伤亡300人，而敌方伤亡约2000人。另一方面，李奇微将军在其著作中，对这场后来被称为“内华达阵地群战役”（Pertempuran Nevada Complex）的伤亡数字做出了如下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