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图如下：
其中，中心居址F12处有北斗，瓮城结构围墙处也有罐子摆的图像。
以F12几个罐为北斗，则根据其图像方位与倾斜，瓮城处的罐组疑似郎位，郎主守卫也，与其功能相合。罐子摆放图案曲折，也与星座图像相似。
双槐树遗址距今5300多年，当时，在北斗、紫微处于如城址布局所在位置，即北斗横在靠近地平的位置，并有一定角度时，郎位正隐在地平线下将出未出。故而此墙址可能代表地平线。
而郎位在太微垣，则三垣：紫微、太微、天市，三有其二。天市垣所在方位对应遗址中心大型院落及活动面，发掘者称之为广场。可以为市。
所以三垣赅备。
再将视野放大，环濠可对应银河。
取宋代的苏州石刻天文图，旋转叠图，使银河位置重合，如下：
可见环壕角度与银河一致。
墓葬一区在中壕之外，同时也在中心居址，即紫微垣西侧。以三垣在银河之内，则墓葬一区位置正对应银河之西的天区，此天区内有虚宿、危宿，有坟墓、虚梁、哭、泣等星，或许可以说明此墓地之性质。二、三、四区也都可以这样直接进行比对。
如此，构成一幅以三垣为主要功能区，以银河为环绕的完整全天图。
补： 内濠、中濠构成天河的内外，外壕囊括天河外的区域。南天由于常年不可见，所以南侧三条壕沟距离较近，外壕紧贴银河，可以将南侧外壕看作是南方的地平线。北天由于常年可见，所以有较大区域。 可以认为，整个外壕的形状，就是双槐树建设者认知中的天的形状。这个形状，也许可以参考 马王堆升天帛画，又或可参考西水坡M45，类似穹窿的部分。 北侧的功能，参考 星官，从中心居址出中壕北门，在天上便是从紫微出阁道，有许多军事功能的星官。 而如果认为当时没有复杂计时方法，日出、日中、日落、夜半四个时间，则双槐树遗址中的北斗-紫微垣-郎-地平线，该组星座相对位置与当时立秋日0点一致。
北天极是天中，则此地是与天中相对应的地中，即中国。偃师与巩义一带都城极多，所谓“勿远天室”，双槐树遗址便可称为天室。
而根据遗址情况来看，当时可能并未形成后世所谓三垣，而是另一套体系，某些星官传承到后世，被纳入新体系。
所以当时的星官与后世可能有较大差别，这一点也体现于北斗。
北斗星座，说是北斗九星，但我无论怎么看，双槐树，包括青台遗址的北斗，应该都是十个罐，说北斗九星有强凑之嫌。我看的材料上连如何画线都有分歧。
不少人已将其与濮阳西水坡45号墓的北斗相关联，显而易见的是，西水坡北斗有两个柄，而今所谓北斗九星只有一个。
所以北斗在当时可能不是“斗”，我推测应该是“辰”，即农具辰。在仰韶时代是有石犁的。
图片下部是陶寺遗址出土骨刻符，发掘者释为“辰”，应该不错，我这里为了方便对照，将之做了翻转。还有西水坡M45的北斗图案。
又或可能是这样：这个回答画了另一个可能的图形，主要是突出大三角。
虽然只是一种猜测，但避免了裁剪材料的嫌疑，将十个罐罐都纳入了星座之内。
在此图案中，天枢（北斗一）悬于犁尖之上，如草木一类，结合罐子数量，可想到十天干，如认为甲为草木萌生之状。
北斗七星中，某些星官内涵与其对应位次的天干近似，但并不明显，所以这只是一种衍生猜想。不知这十个罐上有无对应文字，亦或遗物。
上面用到了陶寺遗址的材料，略晚但有继承关系。F12正中赍埋一头麋鹿，是北极。南侧近门道处还有一头猪，有说法，但我这里认为应代表“时”。《尧典》中“时”字极多，有些明显不通假，就是时，是一个极崇高的概念。陶寺扁壶竹书另一个字我认为也是“时”，是专用字，经过战国或更早时人直接抄写，与当时形近字混淆，故而统一作“时”，通译为“是”。
陶寺遗址一类大墓出土石的厨刀，也可能是北斗的另一种图像，都与猪有关。释为厨刀应该不错，但能否实用尚有疑问，所以也可能是礼器。我只隔着玻璃见过，没上过手，第一印象就是大，一看就很重，一刀下去怕是案子都能拍裂。。不过犁与厨刀都是石器，厨刀与斗都是厨具，或有演变传承关系。
陶寺遗址与《尧典》内容极吻合，前段时间看文章讨论一类乙型墓M2001，对于其疑似女性身份，其实有一个更直接的匹配，就是按《尧典》“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所述，此二女在舜代尧后身份独特，也具有相当的身份正统性，所以舜之“正嫔”按王制下葬其实是合于礼法的。
《尧典》所谓“日月星辰”之辰，便应是此处所谓“北斗九星”，但似乎也可以称之为十辰星或北辰十星。
《尧典》此句应读作“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严格仿照昊天之运动，法象日、月、星、辰，严格地教授万民以“时”。
所谓“时”，见于尧典、皋陶谟，可以概括为依照天象的行动。除了时间之外，还有量土测地、建邦安民；个人行为准则（德）；还有节令号令等生产生活指导。诸如此类，或许还有更多。
总而言之，是最高意识形态。
双槐树遗址，所谓河洛古国，便是此意识形态维系与应用的场所，即首都。《尧典》中称之为“天”。
单独的“天”的概念可能来源于此。先有对日月星辰，对各天体的认识，将之统合到一个城邑里，形成了可以被认知的独立的单位（城），并命名此单位为天或天邑。在此认知之上，将星空也视作独立单位，称之为上天/昊天。
天的字形支持这个想法，星官名称也支持这个想法，即先有都邑城市，然后再将功能区、职官等映射至星空。总之，上天下民，天与帝，形成中国基本信仰。
但论者多将河洛古国与黄帝关联，略显粗率。此城址的内涵与传说中的黄帝并不吻合，而更类《尧典》《皋陶谟》，尧都陶寺，而此城更早，应是尧之前的帝。
帝在商周时是祭祀对象，但所谓“今之王，古之帝也”，在更早的时代，帝是国王。
这里对此没有多的讨论，但有一个形而上的视角，周期律，从清亡向前到秦代约两千一百多年，再向前2100年，是公元前2300年，约是尧或舜，再前2100年，可以探到仰韶早期。
所以如果按照这个周期律看，双槐树遗址落在本时代向前推算第三个时代内，即“今之王，古之帝也”的时代，帝在天施政。并且这个时代与倒数第二个时代——三代所承接，于是三代的文献，《尧典》等，记载了一定历史遗存是可能的，因为政治制度有延续性。
而黄帝——其他疑点先不说，它首先并没有一个正式的文献档案来记载，都是传说。即使是传说，也与双槐树浓重的“天”意不搭嘎，更似英雄神话，没有如双槐树遗址所表现的这样恢宏气象与严密制度，说黄帝是人文初祖，这个与“天帝”比起来还是差不少的。
双槐树遗址可能同时具备政治、科技、宗教、军事、教化的中心功能，是中国天人合一传统的直接渊源，表现了“象”这一中国人文的核心原则，直观地揭示出“天文”二字的内涵。它的主要功能与意义可能要全部揭露后才能形成完整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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