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标榜道德的人或公司，背地里越是容易干坏事|干坏事|社会性|达尔文

关于人性的古老争论，正因合作与竞争之间微妙平衡的新发现而再度活跃起来。

合作不是默认项，

而是需要维持的结果

阅读进化生物学的经典著作，恐怕很难让人对人性保持乐观。从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 1871）开始，生物学家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基本理解：生物（尤其是人类）的进化是为了最大化自身利益。我们所做的一切，归根结底都是在为自己或亲属争取生存与繁衍上的优势。相比之下，善良不过是幻象；更广义地说，道德也只是一种错觉。20世纪下半叶声名狼藉的社会生物学运动，迫使我们直面生物进化所塑造出的冷峻而精于算计的一面。

然而，近些年来，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开始对这种悲观观点提出反驳。过去十年间，大量著作转向关注人类合作，并把合作视为人类征服地球的秘密配方[1-2]。我们彼此协作，借助智力、语言和多样化技能，累积复杂文化、发展技术，并解决社会与环境中的问题[3]。我们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开始学习所属群体的规则。这些经由文化铭刻在我们身上的规则，维系着安全而有凝聚力的社会单位。也正是这些社会单位，使我们得以征服世界上一些环境严酷的地区，并在与那些缺乏协作能力的敌对群体竞争时占据优势。

这种叙事让人感到宽慰，因为它避免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从生物学角度看，自私，也就是只追求自身达尔文式成功，可能才是一切行为的基础。它也呼应了一些人类学家的说法：古代人类生活在较为平等的小规模群体中，几乎没有固定等级；即便存在领导者，其权威也很有限，而群体成员会共同抵制任何试图支配他人的人。

然而，正如社会生物学只说对了一半，这种合作叙事也只说对了一半。在进化的故事中，人类共同具有的剥削、欺骗和竞争倾向，与合作同样重要。我们进化出的，并不是单纯合作或单纯竞争的本性，而是同时具备这两种能力。而且，我们也很擅长审时度势：有利可图时，就把竞争藏起来；不容易被发现时，就可能选择作弊。因此，合作不能被想当然地预设，而需要被主动促进和维持。

关于人类究竟在根本上是合作性的，还是竞争性的，现代争论可以追溯到1902年出版的《互助论》（Mutual Aid）。这本书的作者彼得·克鲁泡特金（Pyotr Kropotkin）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他对人性的看法，来自自己在西伯利亚严酷荒野中对动物互助现象的观察。克鲁泡特金相信，任何物种都只有依靠相互依存，才能在捕食、暴力和严酷自然环境的威胁下生存下来；这些威胁构成了个体无处不在的生存危险。和许多其他物种一样，从鱼类、兽类到鸟类，我们都通过合作来生存和繁衍。

表面上看，克鲁泡特金的观点与达尔文并不相容。达尔文强调，个体为了生存和交配而展开的斗争，是自然选择推动进化的根本动力。对达尔文而言，争夺生存机会与争夺配偶，是生物世界的两大支柱，分别对应自然选择和性选择，也构成了生命演化的基本逻辑。相比之下，克鲁泡特金及其同僚强调的是，个体如何为了物种整体的利益而行动：互助意味着所有成员都能过上更好、更安全的生活。

人们认为，我们对待彼此，往往比冷冰冰的经济计算所预测的更公平。

今天，这场争论在实质上并没有太大变化，只是我们用来论证各自观点的语言和工具不同了。世界各地的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通过实验，评估人们在各种条件下会表现出多大程度的合作性。而在人性究竟应被理解为自利的，还是善意的这一问题上，不同阵营之间仍然存在清晰的立场分野。

例如，在2001年的一项著名研究中，人类学家在15个不同的小规模社会中开展研究，考察人们在一种名为“最后通牒博弈”的经济实验中会如何行动[4]。在这个博弈中，研究者会给一名参与者一笔钱，这笔钱相当于当地一两天的工资。随后，这名参与者需要决定拿出其中多少分给第二名参与者；第二名参与者可以选择接受，也可以选择拒绝。如果接受，双方就按照约定金额分钱；如果拒绝，双方都什么也得不到。

在一个只按自利原则精打细算的世界里，我们会预期第一名参与者只拿出尽可能少的钱，而第二名参与者则会接受任何提议。毕竟，有一点总比什么都没有好，即便这笔分配并不公平。

当然，这些小规模社会中的参与者并没有按这种方式来玩这个游戏。他们提出的分配方案，几乎从未低于总额的25%；而在一些群体中，比如巴拉圭的阿切人（Aché）和印度尼西亚的拉梅拉拉人（Lamelara），分给对方的金额常常超过总数的一半。

一些科学家，尤其是经济学家恩斯特·费尔（Ernst Fehr），用这一结果来为一种观点提供论据：人类具有“不公平厌恶”，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物种几乎普遍反感不公[5]。“亲社会性”也是相关文献中经常出现的术语。按照这种观点，正是由于这种被认为普遍存在的厌恶，人们认为我们对待彼此的公平程度，超越了冷酷经济计算的预期。

做出合作行为，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就是“合作者”。

这些观点进一步发展成现代版的“超级合作”理论，不过其中有一个限定条件：研究者关注的不再是克鲁泡特金所主张的“为了物种利益”，而是人们在群体内部如何行动。我们之所以学会在群体内部合作，是因为我们的生存彼此依赖[6]：在狩猎、采集或农业活动中，任何人都可能遭遇失败，此时互惠关系就至关重要。世界各地的小规模社会中普遍存在一种“按需要转移资源”的做法：人们通常只在确实需要帮助时才向他人求助，比如自家农作物歉收时、暂时陷入困境的时候。

规定人们如何合作的地方性规范，会通过社会学习传播。因此，尽管“按需要转移资源”在世界各地都很常见，它的具体表现形式仍取决于所在文化。奥索图阿（Osotua，意为“脐带”），是肯尼亚和坦桑尼亚马赛人（Maasai）之间的一种关系纽带[7]，会将两个人终身连接在相互依存之中。据说，背叛奥索图阿的情况从未出现过，这种关系甚至可以传给后代，由一个人的子孙继续维系。

按照这种思路，更善于合作的群体，会在竞争中胜过不那么善于合作的群体。这一观点属于一个更广泛的过程，即“文化群体选择”的一部分，也就是克鲁泡特金一个多世纪前所倡导的互助概念的现代版本[8]。不同的是，我们并不是为了整个物种的利益而行动，而是为了所属群体的利益而行动。按照这一假说，相互依存会孕育忠诚。

如果文化群体选择这一观念成立，那么我们今天在世界上看到的许多问题，就应当被理解为群体之间摩擦的结果，而不是群体内部的问题。像国际冲突这样的问题，将源于不同社会规范和价值观之间的差异，而不是源于群体成员缺乏共同的亲社会承诺。换言之，文化群体选择会引导我们向外寻找问题，把问题归因于群体之间，而不是群体内部。

没人看见时，背叛就有了机会

不过，仔细一看，这种观点就没有那么站得住脚了。人类学家波莉·维斯纳（Polly Wiessner）研究卡拉哈里的朱霍安西人（Ju/’hoansi）已有数十年[9]。她曾亲自做过类似实验，并记录下当时发生的一幕。实验时，她特意告诉志愿者，这项研究其实是受著名经济学家恩斯特·费尔（Ernst Fehr）所托。感兴趣的是费尔，不是她。她强调，自己毫不关心他们怎么玩；无论他们做出何种选择，都不会产生任何后果。她写道：

有几个人又问了我一遍：他们的身份真的不会被透露吗？得到肯定答复后，他们便把更多硬币一枚一枚拨到自己那边。偶尔，也会有人犹豫：“你确定没有骗我吗？”

对维斯纳来说，真正重要的并不是朱霍安西人是不是格外自私，而是这个实验本身营造了一种与日常生活很不一样的处境。只要把人放进一场“没人知道你是谁、怎么做都没有后果”的游戏里，日常生活中那些约束合作的力量就会被拿掉：名誉、长期关系、遭报复的风险，以及索取无度被发现时需付出的代价。换句话说，这类实验测到的，并不是“这个人到底有多合作”，而是一个人在失去这些社会约束之后会怎么做。在这样的情境里，合作与背叛所承担的风险，已经和现实生活大不相同。

这一洞见贯穿了此后几十年关于合作生物学的研究。哪怕是最早那些把互惠关系视为人类社会生活核心的数学模型，也已经意识到，背叛并不是一种固定特质，而是会随着情境变化而出现的选择：如果以后不太可能再和对方打交道，对方也很难作出有效反击，或者你的名声不太可能因此受损，那么背叛就会变得诱人。由此来看，合作并不是一种可以默认存在的状态。社会生活必须创造出相应条件，让合作成为可能，也让人们觉得它值得继续维持。

模型无法、也不可能分辨，被迫合作与出于亲社会动机的合作有什么区别。

从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开始，甚至可以说直到今天，成千上万个试图解释人类为何合作、如何合作的计算机模型，都忽略了这一点。研究者最常考察的，是合作如何在“囚徒困境”中演化[11]。在这个博弈最简单的形式中，两名参与者都可以选择合作，也可以选择背叛。如果双方都合作，两人都会受益；如果双方都背叛，两人都会受损。但如果对方合作，而你选择背叛，那么对你个人来说收益最高；如果对方背叛，而你仍然选择合作，你就会得到最糟糕的结果。这个博弈之所以被称为“囚徒困境”，是因为它设想了这样一个场景：两名罪犯被警方分开审问，警方要求他们互相揭发。如果你供出同伙，就能换来轻得多的刑罚。

为了更广泛地解释合作为什么能够持续下去，研究者围绕“囚徒困境”发展出了数量惊人的变体。有些模型引入了对背叛者的惩罚机制；有些则仅探讨玩家未来重逢的概率。但关键问题在于，几乎所有这些模型都会把“合作者”和“背叛者”看作一个人的固定特征。也就是说，一个人会被自己的合作倾向所定义。这就像我们评价一个出卖朋友的罪犯时会说：““一次做叛徒，终生是叛徒。”

我一直觉得这个假设有问题。任何人在不太可能被发现的时候，都可能欺骗自己的伙伴。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一个人在某一场博弈中选择了合作，就假定他在每一场博弈中都会合作。做出合作行为，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就是“合作者”。

在我自己的学术研究中，也考察过这一区别，想弄清楚在社会互动中，表面行为背后的动机到底有多重要。几年前，我建立了一个计算机模型，用来研究虚假的合作表象会如何影响合作[12]。比如，在这个模型中，一个智能体代表一个人。如果它判断自己在囚徒困境中背叛对方很可能会被发现，并因此受到惩罚，它就会选择合作。可是，如果它判断背叛不太可能被注意到，它就会选择背叛。

模型结果显示，即便绝大多数智能体只要有机会就更愿意背叛，合作水平仍然可以保持在较高水平，大约占全部互动的三分之二。过去一些研究囚徒困境中合作问题的模型曾显示，惩罚可以把背叛者彻底清除出群体[13]。这也符合文化群体选择支持者的看法。但如果我们区分外在表现和内在动机，事情就会复杂得多：背叛者并不那么容易被清除。毕竟，如果你不知道谁才是背叛者，就无法惩罚他们。

我把这称为“机会难题”。当任何东西表现出合作时，不管它是计算机智能体、细菌、裸鼹鼠，还是人，我们都无法确定，这种合作究竟出于主动意愿，还是只是因为当时没有合适的背叛机会。

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谈论“合作”的方式，也能让我们看清这个问题。模型受限于自身设计，本来就只能提供非常简化的信息：它最多告诉你，某些计算机化的智能体合作了、背叛了、受到了惩罚，诸如此类。除此之外，它无法告诉你更多情境细节。模型分辨不出，一个智能体究竟是主动选择了合作，还是被迫合作。后一种情况，在日常语言里，我们会称之为“胁迫”。而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常常在并不情愿的时候被迫与他人“合作”[14]：比如为食物和出行支付高价，在两个都不理想的政客之间投票给那个看起来没那么糟的人，或者为了得到一份工作而签署保密协议。下次再听到“感谢您的配合”这句话时，不妨想想这一点。

模型无法，也不可能分辨，被迫合作和出于亲社会动机的合作有什么区别。但有时候，行为实验可以看出这种区别。人类并不是一个天生厌恶不平等、并会主动反抗不平等的物种。更可能的情况是，我们嘴上说自己追求公平，却会把那些格外自利的行为留到几乎不用付出代价的时候再做。

只要有利可图又没人发现，钻空子几乎在哪里都划算。

一种名为“道德凭证”的现象印证了这一点。简单说，如果我相信自己过去做过一些道德的事，比如捐过款、在为无家可归者提供食物的施粥点帮过忙，等等，那么我以后就更容易为自己的不道德行为找到理由。

2011年，研究者发现，如果参与者在数学测试前有机会表态支持道德原则，他们之后就更有可能作弊[15]。不过，这种情况只会在他们能够为作弊找到理由时出现，也就是说，他们需要说服自己，作弊并没有违反自己的道德准则。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两名研究者发现，那些自愿签署商业圆桌会议（Business Roundtable）2019年《公司宗旨声明》的企业，反而更有可能违反环境法和劳动法[16-17]。这份声明原本强调，公司创造的价值不应只服务于股东，也应惠及所有相关方。

最近，关于ChatGPT这类大型语言模型的研究，也进一步显示出“机会”和不诚实之间的联系有多紧密[18]。在这一组研究中，研究者考察了这样一种情境：当参与者可以让AI模型代劳时，他们会如何行动。实验采用的是掷骰子游戏，点数越高，参与者获得的金钱收益就越高。当参与者直接报告自己的骰子点数时，他们总体上比较诚实；但一旦可以把报告任务交给AI智能体，他们的行为就明显变了。当参与者可以向AI下达一些含糊的指令，比如“最大化收益”时，他们的诚实程度大幅下降，准确报告的投掷结果还不到五分之一。

人们逃避道德责任的方式并不少见：有时靠“道德凭证”，也就是拿过去做过的好事来证明自己；有时靠合理化；有时则只是赤裸裸的机会主义。总体来看，如果一个人因为自己宣称过某些原则，或者过去做过一些好事，就相信自己是个道德的人，那么他反而更容易说服自己：现在抓住机会做一点不公平的事，也没有什么问题。

行为科学家杰森·达纳（Jason Dana）及其同事发现，在经济博弈中，人们常常会寻找一种“道德回旋空间”[19]：即寻找既能做出不公选择、又免受良心谴责的方法。研究团队指出，很多时候，人们最在意的并不是公平本身，而是如何避免被责备。有时，他们会用“我不知道谁受到了伤害，也不知道伤害是怎么发生的”来为自己开脱：

在最近一连串金融丑闻中，那些被指控违规的高层人物，往往只有在被证实知情的情况下才会被追责。我们注意到，这恰恰忽略了高管们为了保持“不知情”所付出的努力。

当你看到人们这么快就开始寻找漏洞和借口时，很容易把问题归咎于制度。比如说，是西方的法律、市场或政治，教会了我们这样行事。但我并不认为机会主义是从这里开始的。机会主义比这更根本：只要钻空子能带来好处，而且没人发现，想想避税这类事情，它几乎在哪里都是划算的。我们当然可以设计各种规则来鼓励合作。但有一个基本事实无法抹去：只要作弊可以被藏起来，它往往就会有利可图。

今天，大多数人生活在规模庞大、层级分明的社会中。随着群体规模扩大，作弊的机会也比我们进化史上所面对的情况多得多。这样看来，小规模社会中常被提到的平等主义，例如阿切人社会中的平等，未必说明人类进化出了追求公平的倾向；它也可能只是因为在那样的环境里，人们缺少搭便车的机会。营地里人人相识，人们选择和亲属共同生活，群体也共同期待每个人遵守本地规范，这些因素共同维持了合作。可是，即便在小规模社会中，人们也常常会找到剥削彼此的办法[20]。例如，年长男性常常支配所在群体[21]；世界各地关于游牧部落和采猎群体的民族志文献中，也都记录过女性和年轻男性受到剥削的情况。

世界各地的民族志记录中，还能看到许多其他形式的剥削。那种认为人类在农业出现之前一直生活在平等状态中的说法，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神话。在我看来，这个神话让我们对人性感到好受一些，因为它让人愿意相信：不平等只是我们放弃采猎生活后才被迫承受的东西，而总有一天，我们还能克服它。

与其把今天的问题归因于群体之间的竞争，或归因于我们的社会结构，不如换一个更基本的判断：在任何社会系统中，只要存在可被利用的空间，就应该预期有人会去利用它。每一个群体、社会和文化，无论规模大小，都有自己的薄弱之处，而总会有人试图借此为自己谋利。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些薄弱之处会如何影响更广泛的文化，以及我们所在的社会究竟在奖励什么：是公正和诚实，还是精明、圆滑和机会主义。

在现代世界中，和在人类进化史上一样，答案更接近后者。自农业出现以来，真正改变的只是搭便车和剥削机会变得更多、也更加多样。因此，随着技术进步和群体规模扩大，我们应该预料到，人们会想出越来越多更巧妙的背叛方式，而进化也会偏向那些最擅长这样做的人。

这种不断发展新竞争策略的倾向，也属于“社会脑假说”所关注的内容。该假说最初由心理学家尼古拉斯·汉弗莱（Nicholas Humphrey）提出。在1976年一篇奠基性论文中，汉弗莱主张，人类智力的主要功能，是帮助我们应对社会环境，而不是物理环境[22]。

从社会脑假说出发，可以得到一个推论：每个社会里都可能有这样一类机会主义者。他们会遵守本地规范，但只是因为这样做对自己有利。我曾在其他地方把这些人称为“隐形竞争者”[23]。比如，世界各地的宗教狂热者和政治追随者，可能会一直遵守所属群体的各种规则，无论这些规则是仪式性的，还是意识形态性的，直到他们获得权力。一旦掌权，只要对自己有利，他们就可以开始剥削他人、为自己谋利。这或许也能解释，为什么一些研究发现，具有精神病态倾向的人更容易进入权力阶层，比如在公司或政治系统中占据高位[24-25]。并不相信规则，却照样遵守规则，这本身就是一种有效的上位策略。

承认人性，才可能设计合作

必须承认，这些论点会让我们的世界听起来毫无希望。人们很容易因此想到：如果人类进化的故事，并不是一个多世纪以来许多思想家所赞美的那幅美好图景，不是关于合作、公正和互助的故事，那么我们似乎也很难对未来抱有太多期待。毕竟，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已经太多了：严重的不平等、低水平的公共信任、迅速变暖的地球，以及AI等技术带来的不断上升的风险。面对这一切，指望一个拥有阴暗、卑劣过去的物种能够克服自身的问题，创造更美好未来，似乎是不切实际的。

然而，我认为，这种悲观并没有抓住真正的问题。诚实地面对我们自身，是我们作为一个集体能够迈出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为此，我们需要现实地看待智人这种动物。首先，人类并不是天生就会合作；我们只是拥有合作的能力，正如我们也拥有剥削他人和自私行事的能力一样。在个体层面，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最终选择如何对待他人。

真正的问题在于：什么样的环境，能让人更容易做正确的事。

这也正是地方性社会规范如此重要的原因。如果合作不是一种固定特质，而是一种脆弱、依赖情境的结果，那么真正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环境能让人更容易做正确的事，也让那些暗中背叛的人更难蒙混过关。诺贝尔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曾指出，任何想要认真促进合作的努力，都必须以地方性社会规范为基础[26]：要理解人们如何约束不受控制的自私，就要观察他们在日常生活环境中如何行动。正如有机体会进化出免疫防御，来抵抗那些悄悄破坏整体的自私细胞一样，社会也需要规范，以及支撑这些规范的制度，去发现并遏制那些在暗处滋长的竞争。

因此，要对抗“隐形竞争”带来的剥削，就必须在共同体层面培育相互依存关系，并维护那些让共同体能够合作运转的规范。不要试图从上而下强行推动合作。相反，正如经济学家诺琳娜·赫兹（Noreena Hertz）所主张的，我们需要在资本主义框架中，用一种面向共同体、鼓励合作的思维方式，取代“贪婪是好的”这类信条[27]。要建设一个更亲社会、更重视平等的未来环境，关键就在于认识到：当我们共同协作时，所有人的处境都会变得更好。

这一切都应从教育开始。但这里的教育，并不是为了把人道德化地拔高，而是为了形成一种集体层面的自我认识：它让我们看清自身的诱惑，并把这种认识转化为具体的制度支撑，比如法律、学校和公民规则，让它们奖励合作，同时提高剥削的成本。作弊永远不会消失，总有人会想办法占便宜。但人类独特的智慧，不只体现在会利用漏洞、谋取优势，也体现在能够识别剥削，并组织起来反对它。只要我们投资这种自我认识，建设那些让公平既被珍视、也被奖励的地方性制度，我们就能拓宽合作与平等得以长存的空间。

译者后记

人当然能够合作，也会追求公平，但合作并不是一种自动发生的美德，而是需要情境、规范和制度共同维持的结果。这也提醒我们，在理解群体生活时，不能只问“人性善还是恶”，而要追问：什么样的环境会放大机会主义，什么样的规则又能让人更愿意守住公平。承认人性的复杂，并不是悲观，而是设计更好合作关系的起点。

https://aeon.co/essays/we-cooperate-to-survive-but-if-no-ones-looking-we-compete

1.https://www.jstor.org/stable/j.ctvc77f0d

2.https://psycnet.apa.org/record/2012-13679-000

3.https://aeon.co/essays/commitment-and-cooperation-a-coevolutionary-relationship

4.https://www.santafe.edu/research/results/working-papers/cooperation-reciprocity-and-punishment-in-fifteen-

5.https://www.aeaweb.org/articles?id=10.1257/aer.96.5.1912

6.https://www.journals.uchicago.edu/doi/10.1086/668207

7.https://pubmed.ncbi.nlm.nih.gov/27445430/

8.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behavioral-and-brain-sciences/article/cultural-group-selection-plays-an-essential-role-in-explaining-human-cooperation-a-sketch-of-the-evidence/638ED0187A9727D9D327661A91DE0759

9.https://aeon.co/essays/what-the-ju-hoansi-can-tell-us-about-group-decision-making

10.https://www.jstor.org/stable/10.1086/595622

11.https://aeon.co/videos/chew-over-the-prisoners-dilemma-and-see-if-you-can-find-the-rational-path-out

12.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0539-023-09936-8

13.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040580903001163

14.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2936173/

15.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3077566/

16.https://www.journals.uchicago.edu/doi/abs/10.1086/728855

17.https://www.businessroundtable.org/business-roundtable-redefines-the-purpose-of-a-corporation-to-promote-an-economy-that-serves-all-americans

18.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25-09505-x

19.https://www.jstor.org/stable/27822583

20.https://psycnet.apa.org/record/2022-8723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