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闻立

车子转进湖北黄冈的黄州区坡仙路,一堵朱色石崖撞进眼里。友人说,这就是赤壁了。我们下车步行,左侧江水汤汤,右边游人如织。我默默思索,九百多年前的那位中年文人,是如何面对这片石壁的呢?他来时,没有整齐的台阶,没有镌刻着“东坡赤壁”的巍峨门楼,只有乱石穿空,惊涛拍岸。他来时,只带着刚从“乌台诗案”的御史台大牢捡回来的惊魂,还有一纸“责授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的诏命。

“团练副使”是一个闲散官衔,“不得签书公事”。彼时的苏子瞻,来到远离庙堂的黄州,开始学习如何做苏东坡了。苏东坡这个名字,天生就带着蓑衣竹杖的旷达与烟火灶台的亲切。可是完成这个转变,并不容易。初到黄州时,他寄居在定惠院,如一只惊弓之鸟,闭门谢客,只在夜深人静时,偶与僧人往来。他在给李端叔的信中写道:“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这“自喜”里,有多少是无奈,又有多少是惊悸后对隐身的渴望?一个曾经“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的才子,如今所求几何,这其中的跌宕,绝非“旷达”二字可以轻轻掩过。

沿着石阶向上,游人逐渐稀少。到了二赋堂前,但见廊柱寂然,里面静悬着那两篇照耀千古的巨赋——《前赤壁赋》《后赤壁赋》。我屏息良久,只觉耳畔江流有声,眼前山月徘徊,恍然抵达了那两个初秋与初冬的夜晚。苏轼是在怎样一种心境下,写出“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的呢?这年他四十五岁,抱负成空,在宇宙浩瀚与自身微渺的对比中,他发出了这声震烁古今的浩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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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场关于“变”与“不变”的著名辩难,与其说是说服友人,不如说是自我说服。在他看来,江水不舍昼夜是变,江水未尝消逝是不变;月有阴晴圆缺是变,明月朗照千古是不变。这辩证的火花,在黄州的泥泞与困顿中激烈地迸发出来。眼前的赤壁,并非周郎破曹的赤壁,但对于苏轼来说,他在这里进行的内心交战,比任何一场战争都更为惊心动魄。这场战争里,他的对手是绝望和虚无,他的战利品则是“物与我皆无尽”的哲思,还有“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的审美救赎。

转过一面山坡,便是雪堂了。这里背山面水,竹林环绕。当年,苏轼在荒地上躬耕,自号东坡居士。他在此筑堂,因在大雪天落成,四壁画满雪景,故名雪堂。这是他在黄州真正意义上的家。他在《雪堂记》里模拟了客主问答:客笑他,你将雪堂布置得如同居士庐庵,但心里仍对功业念念不忘,这是“窃钟掩耳”。苏轼则说自己犹如“操舟而涉海”,虽暂时身寄雪堂,心却游于无穷之境。在这里,东坡作为地名和名号的同时,还是一种生存姿态,即在最低处扎根,向生活汲取力量。

友人在旁轻声诵起《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首词的序写道:“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我们可以想象,那场“穿林打叶”的骤雨,不也是“乌台诗案”之后仕途起伏、生计困窘的人生风雨吗?他说“谁怕”“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大概也不是天生无畏,而是在被风雨浸透之后获得了内在的稳定与从容吧。

夕阳西下,游人散去,我们最后来到临皋亭遗址。落脚定惠院的苏轼,在家眷来到黄州后,一起迁居临皋亭。这里位置临江,视野开阔,“户外数步即大江,烟波渺然”。房屋虽然狭小,但江景宜人,成为他日常起居和会友的重要场所。离去的路上我陷入沉思。我今日追寻的,不止是那个半生笑对苦难的“乐天派”偶像,那面峭壁在江边沉默不语,仿佛在告诫来人:真正的矗立不是从未跌倒,而是在泥泞中依然能写出诗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