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庆武: 多年前第一次领到稿费，惹了点小麻烦|世界史|于光远|学术|秦庆武(1903年)|稿费|第一次|论文

说起稿费，喜爱写作的人都有一点自己的故事。特别是对于第一次领到稿费，都会记忆犹新。

自己从小喜欢文学，练过书法，因此从初中开始就经常办黑板报，而且时常在上面写点小稿子，写点打油诗啥的，不足挂齿。当然，更谈不上有什么稿费。

1974年我插队当知青以后，经常写一点知青劳动方面的宣传稿件，偶尔也在县广播站被采用，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稿费。记得当时县广播站奖励过几本稿纸。

我们邻村的一位民办教师，也是广播站通讯员，经常为县广播站提供稿件，采用的很多。听他说年终曾由县广播站奖励过一个小的无线电收音机。在70年代，那是很稀缺的一个产品，值得吹几年牛了。

1976年我招工进了山东拖拉机厂，当了车工。空闲时间经常去县文化馆找赵鹤翔老师请教。赵老师是一个有文化的老革命家，也是个作家。曾经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那时候刚刚从下放劳动的地方回到兖州文化馆，想创办一个文艺刊物。

在他的鼓励和辅导下，我和同学王艳秋写了一个短篇小说《试车》，发表在《兖州文艺》的创刊号上。自然也没有什么稿费。当时凭借这篇文章，我们被邀请在县招待所参加了一次“文艺创作座谈会”。这是自己第一次免费住招待所。吃上了不用自己花钱的桌餐，倒是感到十分荣耀，极大地激发了自己的写作热情。

第一次领到稿费已经到了1981年。1978年我从工厂考到了曲阜师范学院读书。但是没能上自己心仪的中文系，而是被分配到政治系。在大一时如饥似渴地读了大量的外国文学名著后，大二时兴趣开始转向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

当时教我们《世界史》的李永采老师讲课风趣幽默，很有学问。他对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很有研究，在山东大学读书期间就发表了一些论文。在他的影响和鼓励下，我也开始从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学和社会学不同的角度，对分工问题进行研究。

在研究的过程中有了自己的一些思考，就尝试开始写论文。我的第1篇论文的发表有点儿意想不到。因为在1980年代初期，刚刚改革开放，大学恢复招生。那时候的刊物很少，很多大学的青年教师要发表论文也不容易，何况我是一个在校学生。

1980年我写的第一篇论文，是用分工理论来阐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论文的题目是《生产力运动形式的静态考察与动态考察》。当时并没有奢望发表，只是寄给了当时在全国生产力研究方面颇有影响的学者，黑龙江大学的熊映梧教授。请他指教。

尽管与熊老师素不相识，但是熊老师不久就给我回了一封信，热情鼓励我深入研究，并告知我文章颇有新意，已推荐到当时的黑龙江大学学报《求是学刊》。

没有想到的是，半年以后《求是学刊》还真的发表了这篇论文，是在1981年的第二期。一共是4个页码，约有6000字。作为一个在校的大三学生，能够在大学学报上发表论文，不仅自己十分高兴和激动，而且也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赞扬。

（通过AI查找到两篇论文）

当时我对稿费还没有什么概念。但是文章发表后不久，我不仅收到了该学报寄来的三本样刊，而且还意外的收到了40元的稿酬。当时一个版面约有1500字，可能是一个版面 10元稿费。这在当时对我这样一个年轻的学生来说，无疑是一笔巨款。因为那时候工厂的二级工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也就30多元。

收到这批稿酬以后，有同学开玩笑说要我请客。那年头我对请客吃饭没有什么概念。觉得有这么多同学老师，请人家吃饭喝酒恐怕是很难。而且这点钱也请不起。于是就到学校的商店里买了两包比较好的块糖，放进书包或者口袋里。遇到哪个同学聊天的时候，说起发表论文的事情，我便拿出几块糖来给人家，算是请客了。

没有想到的是，这笔稿费还引起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

当时作为政治系的大学生，大家都有一个愿望就是能够入党。因为入党是积极要求进步的表现。当时我们班有70多位同学，其中年龄大的老三届同学占了约1/3。因为这些同学很多都经过了社会历练，已经有20多位同学，上大学前就已经在农村、部队或者单位入了党。当时班内有自己的党支部，系里有党总支。

班里我们这些50年代以后出生的同学，当时属于比较年轻的，都是20岁出头。绝大多数人不是党员。因此基本上都写了入党申请书，我也不例外。由于当时入党的名额有限，控制很严，谁能当入党，谁不能入党，就形成了激烈的竞争。那时候已经有了“党票”之说，谁能入党，除了自己的表现之外，都是取决于系党总支的领导和辅导员。

当时很多同学都很积极，无非是多做些好事，积极表现。我在班里不是班干部，也不是团支部委员，仅是一个课代表。从来没有把入党作为目标，只是想去多学点东西，多发表点论文。目标是要当一个学者，而不是领导干部。

比较意外的是，有一天一位同学捎话过来，说是系总支刘书记让我去一趟。我不敢怠慢，下午下课以后就去了刘书记的办公室。见到刘书记以后，他一开始和颜悦色。说“听说你发表了论文，值得鼓励”。

但没说上几句话，他的表情就已突然严肃起来。说是我们班有同学向他反映，我为了入党，有专门向党员同学用稿费行贿的表现。这使我大吃一惊。我确实是买了两斤块糖，给祝贺我的同学吃不假。但确实没有刻意用这几块糖，作为让同学帮我的企图。

我急忙向刘书记解释，说给同学发几块糖，这事儿是有的。绝不是只给党员班干部。更多的是给了比较要好的、聊得来的普通同学。刘书记听后倒也没多说什么，只是告诫我以后要注意。

刚回到宿舍以后，我难以入睡，反复回忆，是否有过某些暗示，被人家告发了？并且第一次感到这个社会太复杂，也许是某个同学怕我由于发表论文，而增加了入党的筹码，阻碍了他的进步？

后来也就不再多想了。既然是大家都积极要求进步，自己也就别在这个赛道上与别人竞争了，专心做好自己的学问，多发表两篇论文，比入党更重要。

这一年的秋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一篇征文启事。这件事将要召开第一次全国《资本》论学术研讨会，并公开向社会征集论文。那两年我正在刻苦攻读《资本论》，有了一些新的想法，就不揣冒昧，写了一篇1万多字的论文：《试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与生产方式》，参加了征文。

没有想到的是没有多久，组委会向我发来了入选通知。我的这篇论文居然入选了。而且告知当年冬天将在无锡市举办全国性的会议。我也可以出席。

当时作为一个大三的学生，我还是头一次参加这类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当时系里破例为我免费打印了200多份论文带到了会上。我随同系里教授经济学的陈志安老师参加了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我算是大开了眼界。不但见到了许涤新、于光远这样的大家，和全国各高等院校研究机构的顶尖经济学家，听了他们的报告，而且也对无锡这个经济发达、风景优美的城市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山东大学的马家驹老师，还和我一块儿留了影。

1982年夏天我大学毕业了，终于没有在学校入党。听说入党的同学没有几个，而且还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当然，与现在相比，那时候还算是比较正常的。

最近听说了一件事情，让我大吃一惊。一个某县的重点中学，一位学习很好的班干部想入团，班主任就暗示他要拿出5000块钱来。这事儿想起来都有点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