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参观董家渡教堂
那是2022年9月上旬，我来到董家渡天主教堂参观考察。
初秋上午的阳光炽热晒人，我走得汗水湿透衣裳。教堂因在维修，外面的院子已关闭。稍稍等待了一会儿，就见接待我的朋友季工过来，领我走进这扇期待已久的大门。
董家渡天主堂
从外观看，董家渡天主教堂是巴洛克风格。正面两层，由两道水平檐口线脚将立面从上到下划分为三段布局：最上面一段为弧线三角形山花，中央直书“天主堂”三个大字。第二段是带曲线旋涡状的女儿墙，中间饰有耶稣会圆形标记，两侧各有钟楼。底下一段为四组爱奥尼式附墙双柱，拥立着正面三座大门，总体上显得洋气而质朴。
正门“吱呀呀”地推开了，我们步入教堂。堂内的家具因维修暂时搬离，整个建筑物内空空荡荡。中殿顶部为筒形圆拱，没有侧窗，也不高畅。与横厅相交处及圣坛两侧，有交叉拱顶。中殿很短，去除带二楼的门廊，纵向仅有两组拱券，但砖砌方柱比较粗壮。总之，规模比徐家汇天主堂小多了。
董家渡教堂是上海开埠后最早建造的教堂之一，是最早传入的巴洛克式建筑样式。关于这座教堂的早期资料，主要来自两部都叫《江南传教史》的著作。过去使用较多的，是法籍耶稣会士、教会史教授史式徽（Joseph de la Serviere）所作。史式徽1909年来上海后，一直在徐家汇神学院及震旦大学任教，并编著教会内部书报。本书是他根据另一法籍耶稣会士高龙鞶（Augustinus M. Colombel）的同名著作改写而成。1983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中译本。高龙鞶的版本，在上海出版过法文手写石印本。前些年台湾地区辅仁大学辅大书坊印行了中译本。
我在参观董家渡教堂前，曾将心中萦绕的问题，罗列为几个方面：
一、这座教堂是谁设计的？
二、这座教堂的形制，主要是仿效了欧洲哪个范本？
三、以前知道董家渡教堂和徐家汇教堂的屋顶不是砖石拱顶，而是用泥墁条吊顶，做出模仿欧式的工艺效果，这次要实地考察一下。
在那次参观和之后的几年里，我对这几个问题做了观察和梳理，获得了许多知识，也加深了我对董家渡教堂的进一步理解。
教堂圣坛上方和侧面的八芒星和十字形相间图案 姜鸣摄影
此外，我在参观时发现堂中装饰着十字星和八芒星图案，共四组，两组位于圣坛上方，两组在圣坛两侧交叉拱顶。饰金边，中间是棕榈叶和月桂叶。图案精致美丽，装饰感十足，此前我在别处从未见过。这也激起我浓厚的兴趣，对我后来考证董家渡教堂建筑设计的仿效对象亦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董家渡教堂的设计者和建造者
基督教在公元六、七世纪的唐初传入中国，当时称景教。明朝时再次传入，尤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徐光启信教，扩大了教会的社会影响。在上海，徐光启孙女买下明代官僚潘恩故宅中的世春堂，于1640年改建成天主堂，取名敬一堂，是为上海第一座公众教堂。
随着天主教与中国发生“礼仪之争”，导致清朝康熙帝于1721年下旨：“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雍正帝登基后，于1723年正式禁教。敬一堂被改为关帝庙。
鸦片战争后，根据1844年签订的中法《黄埔条约》，规定天主教可以在通商口岸公开传教和建造教堂，重返上海的天主教耶稣会与道台宫慕久谈判，索要被没收的教产。道台拨了三块地皮作为补偿。这三块土地，一块后来造了董家渡天主堂，一块在洋泾浜北门外张家祠堂，1860年建了圣若瑟堂（今亦称四川南路天主堂）。耶稣会又选定徐家汇作为自己的传教基地，也建造了教堂。
通常认为，第一代徐家汇天主教堂（称作老堂）和董家渡天主教堂的设计者为西班牙籍修士范廷佐。关于范廷佐在董家渡教堂设计中的贡献，两个版本的《江南传教史》表述却有不同。高龙鞶说：“他设计了徐家汇教堂的图样，罗伯济主教也曾请他审阅董家渡教堂的图样。这两所教堂内木制祭台上的雕刻和浮雕至今还是教堂内最精美的装饰。”
左：范廷佐 右：范廷佐存世的两件雕塑作品之一：《圣依纳爵善终像》
史式微则这样记载：“罗主教在离开中国之前，还要负责完成一件他应尽的职务，即给他的继承人在教区的中心地点上海，找一座比较相称的府邸，并给未来的主教大堂奠下基石。由官方代偿旧教产而拨下的三块地皮中有一块是在董家渡，这块地皮正处于城郊居民密集的黄浦江边。”“主教亲自划地段、正方向、量面积和定大小，拟了初稿。一个新近来教区的杰出的艺术家范廷佐修士，采用了罗马耶稣会大学圣依纳爵大堂的格式绘图设样。”“1847年11月21日，罗主教给大堂放上第一块基石，行了奠基礼后，当夜就动身上船回欧洲。”
范廷佐本名胡安·费勒（Joannes Ferrer），1817年3月8日出生于巴塞罗那附近的一个加泰罗尼亚人家庭，他的父亲是位雕塑家。史式微写道，这位父亲“把儿子若望（即范廷佐）送到罗马，使他在艺术上得以深造。若望在罗马得了圣，他立志修道，进了耶稣会那不勒斯省的初学院。1847年，在他恳切的请求下，他被派到了江南。董家渡和徐家汇两座教堂的图样就是他设计的。不少雕刻的立像和浮雕还保存至今，给范修士以很大的荣誉”。“范廷佐是1847年10月24日……来教区的。”
高、史二位记载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认为范廷佐设计了徐家汇老堂，对董家渡教堂仅是看了图样；而后者指明范廷佐设计了徐家汇和董家渡两座教堂。范廷佐与罗伯济主教仅有二十九天交集，他若参与教堂设计，在罗伯济主教时代恐怕只能“拟初稿”，真正的设计应当在赵方济主教主持时期。范廷佐是个有家学的木雕艺术家，后来创建了著名的土山湾画馆，但不知他在何处接受建筑设计训练。假如他在意大利学过相关课程，那么上海的教堂设计恐怕是他第一次实操。鉴于范廷佐的经历仅有两部《江南传教史》中寥寥数语介绍，显然还有许多不清楚的细节有待寻找和丰富，史式微说：“可惜的是因为经费不足，迫使赵方济主教把原来样稿大大地缩小了。”这个缩小方案是谁做的呢？当年，天主教在华传教士直接设计教堂的案例甚多，这和英系教堂，比如上海公共租界第一个教堂圣三一堂，从一开始就聘请专业建筑师设计，有明显不同的路径选择。
董家渡教堂动工后，由辅理修士马义谷、方济各会神父芒吉里先后督造。芒神父对建筑不在行，部分兴建的工程在1848年间倒坍了。而后罗礼思神父（他于1849年10月1日到达中国）在完成了徐家汇老堂的建造工程后，便来主持董家渡项目。从时间线看，董家渡教堂开工早于徐家汇老堂，但工期前后跨越了六个年头。徐家汇老堂1851年3月23日奠基，7月就竣工了，目前仅留下外部照片，内部的形态无考。
高龙鞶《江南传教史》所载董家渡教堂和住院简图
1853年3月20日董家渡天主堂举行开堂典礼。那天是圣枝主日，万余人聚集，黄浦江上的外国船只都扯起了彩旗或白底蓝十字旗帜。这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天主教堂，也是内地现存最早、未经重建的天主教建筑。董家渡天主堂奉十六世纪耶稣会派到东亚的第一个传教士圣方济各·沙勿略为主保，称作圣方济各·沙勿略堂。
董家渡教堂内景的历史照片
清末洋人在沪建造的教堂有两类，一类是外侨自用，如公共租界圣三一堂；一类是传教士所建，中外人士皆可进行宗教活动，如建在老城区的董家渡教堂和徐家汇教堂。无论哪一种，都是西方建筑学在上海传播的最早舞台。就建造质量和水平论，前一类似乎更好一些。
从外立面分析董家渡教堂设计的国外母本
无论传教士还是建筑师设计教堂，必定会模仿或参考欧洲教堂的已成建筑。按照史式微的说法，范廷佐设计董家渡教堂时，“采用了罗马耶稣会大学圣依纳爵大堂的格式绘图设样”。这个说法后来被广泛沿用。但前述史式微提到“因为经费不足，迫使赵方济主教把原来样稿大大地缩小了”。缩小之后，是否还是圣依纳爵大堂格式，这一点研究者似乎没有关注。
圣依纳爵·罗耀拉教堂位于战神广场，建于1626年至1650年间，是耶稣会在罗马建造的第二座教堂，最初与1551年创办的罗马学院相邻，教堂献给耶稣会创始人依纳爵·罗耀拉。
其实还应将圣依纳爵教堂的样式做个追溯，它明显仿效了同样位于罗马的耶稣会教堂。耶稣会教堂由意大利文艺复兴晚期著名建筑师和建筑理论家维尼奥拉设计，其宏伟的立面和穹顶画，被认为是手法主义向巴洛克过渡的代表，也称作第一座真正巴洛克风格的建筑，是各地耶稣会的母堂。
进一步研究可知，耶稣会教堂和圣依纳爵教堂立面均借鉴了早期文艺复兴建筑大师阿尔伯蒂设计的佛罗伦萨新圣母大殿（1360年），正门檐部上面做成希腊式三角山花，大门两侧采用倚柱和方壁柱，立面上部两侧作了一对大涡卷。这种S形涡卷在古代没有先例，它解决了长期存在的建筑难题，即在不造双钟楼的情况下，如何从教堂立面背后坡屋顶宽阔的底层过渡到狭窄的上层。后来许多教堂都采用这种结构。
罗马圣依纳爵教堂规模宏大、地位崇高。内部装饰极度奢华。我不知道以往介绍董家渡教堂的写作者在引用史式微所述时，是否去过该堂，或者查过该堂的图像资料？依我看来，董家渡教堂和圣依纳爵教堂毫无相象之处，倒更像是借鉴了罗马的阿基罗圣母教堂（Chiesa di Santa Maria in Aquiro）。
左：佛罗伦萨新圣母大殿（1360年）右：罗马圣依纳爵教堂（1650年）
阿基罗教堂的历史可追溯到八世纪中叶之前。1540年，教皇保罗三世将教堂及其附属房屋委托给由依纳爵·罗耀拉创立的罗马主教和贵族的大兄弟会，用于救助孤儿。又于次年2月7日颁布教宗诏书，正式将堂区并入大兄弟会。1590年左右由红衣主教萨尔维亚蒂委托建筑师弗朗切斯科·达·沃尔泰拉重建并扩充，1601年在卡洛·马代尔诺和菲利波·布雷乔利的指导下继续重建——马代尔诺是当时教皇面前炙手可热的著名建筑师，1606年，他按照教皇保罗五世旨意，接替米开朗琪罗，完成了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的设计，将从布拉曼特开始设计的希腊十字风格，以及后来经历拉斐尔、米开朗琪罗等大师反复修改的图纸，最终接上巴西利卡身段，使其形成拉丁十字平面，亦成为西方建筑史上最具争议的一桩公案。从马代尔诺参与阿基罗教堂的设计，亦可看出这座教堂的特殊地位。几经周折后，阿基罗教堂外立面也改成巴洛克风格，有局部模仿耶稣会教堂和圣依纳爵教堂的意思。教堂的正面于1774年最终完成，门前设爱奥尼式双附墙壁柱，但两翼增添了一对钟楼，在当时甚为罕见。读者不妨对着照片做个比较。当然从体量上说，阿基罗教堂比耶稣会教堂和圣依纳爵教堂小得多。
左：罗马阿基罗圣母教堂（1590年） 右：董家渡教堂的立面对比 姜鸣摄影
阿基罗教堂与圣依纳爵·罗耀拉也是有直接关系的。耶稣会由依纳爵·罗耀拉、方济各·沙勿略等人于1534年在巴黎成立，1540年，教皇保禄三世正式认可其为天主教正式修会，这与依纳爵·罗耀拉创立大兄弟会，并将阿基罗教堂划入是在同一时段。阿基罗教堂位于卡普拉尼卡广场，与圣依纳爵教堂仅有一步之遥，范廷佐曾在罗马学习天主教，若在这两处之间移步往返，仅需几分钟的脚程。
我从董家渡教堂的实地考察对比圣依纳爵教堂的照片产生疑问，再从网络上找到阿基罗圣母教堂的资料，直到2026年5月亲身踏访阿基罗教堂，前后历时约四年。所以我在教堂边的咖啡馆叫了一大杯卡布基诺，慢慢地啜饮，静静地观赏教堂建筑。
耶稣会教堂、圣依纳爵教堂、阿基罗圣母教堂在罗马的位置，可见阿基罗教堂与圣依纳爵教堂几乎就是紧挨着的。
从内部看，董家渡教堂像谁？
再来分析这几座教堂的平面布局。
中世纪以来，天主教堂创造了多姿多彩的样式，无论技术还是艺术，都是那个时代建筑物的最高级形态。教堂外观不论怎么变化，其平面形制主要有集中式和巴西利卡式两大类型。前者主要分布在拜占庭和东正教国家，特征是在方形的平面上盖穹顶，四面延伸出筒形拱顶，构成等臂的希腊十字布局，文艺复兴时，意大利也造了不少这类形制的教堂；后者则在多数西欧国家流行，特征为呈拉丁十字布局的长方形。
左：布拉曼特为圣彼得教堂设计的希腊十字平面 右：索菲亚大教堂的帆拱结构
巴西利卡（Basilica）是古罗马的一种公共建筑形式，词的本意是“王者之厅”，后来具有宗教的和宗教建筑的两层含义。从宗教意义来说，“巴西利卡”是由教皇授予重要教堂的荣誉头衔，可以译作“宗座圣殿”，这与它们的实际建筑格式无关。罗马有四座特级宗座圣殿，即拉特朗圣若望大殿、圣伯多禄大殿（又译圣彼得大教堂）、城外圣保禄大殿和圣母大殿。其他均为乙级宗座圣殿。截至2023年底，全世界共有一千九百二十四座宗座圣殿，其中大部分分布在欧洲，比如在意大利就有五百九十四座。中国大陆现有一座乙级宗座圣殿，即上海的佘山圣母大堂。
早期的巴西利卡是长方形大厅
作为教堂建筑类型的巴西利卡，呈长方形，因其内部柱列，从入口进入前殿后，中段为高大宽敞的中殿，纵向的两列柱子分隔出两边侧廊，更大型的教堂也有四列侧廊。在中殿前方靠近主圣坛处，另设横厅（耳堂），横厅与中殿和主祭坛在空间上形成一个十字形。中殿在长边，圣坛在短边，横厅为横臂，这种形态被称为“拉丁十字”。长短臂交汇处往往建一个大穹顶。中殿比侧廊高，可以利用高差在两侧开窗，使光线照入。从罗马式到哥特式教堂，这是一种普遍的布局。
左：巴西利卡式教堂的平面示意 右：意大利比萨大教堂的拉丁十字外观
十六世纪后，随着马丁·路德发起宗教改革，天主教受到强烈冲击，内部也有改革运动，称作“反宗教改革”——有点拗口——耶稣会是这股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耶稣会提倡坚守过贫穷、贞洁的生活，重视神学教育、绝对服从教宗和对教会忠诚。又主张利用艺术和建筑的感染力来传播信仰，吸引信众，从而推动巴洛克风格的教堂兴起，通过动态的曲线、华丽的装饰、戏剧性的光影对比，营造出天堂般的辉煌氛围，让信徒在感官体验中感受到神的存在。他们把特伦托大公会议所要求的为信徒和布道提供统一空间，使信徒能一览无余看到祭坛，有多个礼拜堂供忏悔、纪念死者和冥思之用的要求，具体贯彻在耶稣会教堂的设计中，放弃了惯用的三廊式布局，采用更纯正的巴西利卡，不设前殿，入门即为宽阔高大的中殿，两边无侧廊，各设四个小礼拜堂。突破了从前将小礼拜堂设在后殿，环绕在圣坛周围的做法。教堂长七十五米，宽三十五米，其中中殿宽二十五米，有漂亮的天顶画。教堂圣坛装饰富丽，端部设半圆形圣龛，其横厅（耳堂）限制在侧墙的长方形内，显得较短。此后建造的圣依纳爵教堂，长八十一点五米，宽四十三米，比耶稣会教堂更宏大，它也将横厅控制在巴西利卡长方形内，中殿亦仅一路，两侧各有三个小礼拜堂。这些要素构成“耶稣会拉丁十字布局”（Jesuit Latin cross plan）或“短耳堂拉丁十字”（Short-transept Latin cross plan）, 旨在打造一个清晰集中的空间，以符合特伦托会议将教堂作为教学中心的要求。
纯粹单中殿、无侧廊，短横厅、侧面带小堂的“耶稣会拉丁十字布局”其实实例很少。我见过的还有澳门圣若瑟修院教堂（1758年）。更多的教堂样式，仍是中殿+双侧廊、短横厅。阿基罗圣母教堂内部平面采用了折衷手法，中殿为三廊，由四根方柱组成三个拱券来划分，左右侧廊外侧再各设三个小礼拜堂，中殿与横廊交汇处有圆拱穹顶。横厅没有超出侧廊外墙。将传统教堂和耶稣会教堂的平面叠加在一起，显得更加复杂。
从外面看，耶稣会教堂的横厅没有超出长方形的屋身，圣依纳爵教堂平面的十字布局也和耶稣会教堂类似。
圣依纳爵教堂中殿仅一路，两侧各设三个小礼拜堂。
阿基罗圣母教堂中殿为传统三廊式，每侧各有侧廊和小礼拜堂。姜鸣摄影
董家渡天主堂内部是单纯的三廊型巴西利卡平面，中殿高侧廊低，符合传统教堂布局，侧廊和后殿周围均未设小礼拜堂。教堂长五十二点七五五米，宽二十七点二五米，中殿仅三柱两跨，长十五点一米，没有高窗，前端入口处另有一个二层门廊。它与罗马圣伊纳爵教堂仅用一条宽敞中殿的设计思路截然不同，而与阿基罗教堂相似。顺便说一句，如果仔细观察徐家汇老堂的照片会发现，其外形比董家渡教堂简陋，但其横厅与董家渡天主堂一样，没有超出侧墙，也没有中殿高窗。我之所以特别指出这点，是因为设计师既然可能都是范廷佐，他对布局显然会有相同考虑，亦即“短耳堂拉丁十字”的耶稣会风格。
耶稣会教堂、圣依纳爵教堂、阿基罗圣母教堂、董家渡教堂的体量比较。从平面布局看，横厅（耳堂）都没有伸出建筑主体，符合耶稣会倡导的巴西利卡传统结构。
董家渡天主堂横厅没有超出屋身外墙，显然是短耳堂拉丁十字设计类型。
董家渡教堂为三廊式中殿，中殿与横厅交汇处，做了交叉拱顶。姜鸣摄影
徐家汇天主教堂（老堂，1851年）的横厅也没有超出屋身外墙。
史式微记载，为了建造董家渡教堂，赵方济主教动用了一切可以支配的基金，还借了一大笔钱。从1848年至1853年间，他不断向欧洲，特别是向法国劝募，耶稣会曾资助三万多法郎。不幸本地发生了饥荒和瘟疫，教区将资金用于发放赈济，致使建堂工程中断数月。最后因经费不足，“被迫放弃原稿式样，取消了上层一排玻璃窗和中央的大圆顶，在原计划的三分之二的高度上就结了顶，因此呈现出今日的一种扁平臃肿的难看状态”。他这里说明了董家渡教堂中殿上方没开侧窗、没造穹顶的原因。董家渡教堂的造价是三万银元。
帮助我做出“董家渡教堂模仿阿基罗圣母教堂设计”这一判断的，还有一个重要依据。前面提到董家渡教堂圣坛上方饰有八芒星和十字形相间图案，这种图案在国外教堂中出现得极为稀少，带有伊斯兰文化和天主教文化融合的特征，我仅在意大利阿西西圣方济各教堂、墨西拿大教堂和西班牙阿拉贡的圣佩德罗教堂等数处见过，主要装饰在肋券和墙壁上，或者用作瓷砖。出现在筒形拱顶的，仅有阿基罗圣母教堂进门左侧第一个小礼拜堂（守护天使礼拜堂），且在布列上都是三列八芒星夹着两列十字形。这样，外立面、三廊型中殿、筒拱上的图案，董家渡教堂与阿基罗教堂的相似度达到三个方面，尤其拱顶图案具有很强的标识度。在历史上，公元711年，来自非洲的穆斯林军队越过直布罗陀海峡北上，击败伊比利亚半岛的西哥特王国，统治了几乎今天西班牙全境，前后近八百年。基督徒在伊比利亚半岛北部山区建立起基督教王国，以后自北向南发起收复失地运动，至1492年重新统一西班牙。由于此后许多掌握建筑装饰工艺的穆斯林留下来并获准保持他们的信仰习俗、被征用去修建基督教堂，这些带有伊斯兰风格的几何图形，被应用于罗马式、哥特式和文艺复兴式建筑中，称为“穆德哈尔艺术”。范廷佐出生于巴塞罗那附近，与穆德哈尔艺术盛行的阿拉贡地区相邻，又在罗马学习，他将阿基罗圣母教堂的图案移植到董家渡教堂做装饰，就很容易理解了。
左：董家渡教堂拱顶上的八芒星和十字形图案 右：阿基罗教堂小礼拜堂拱顶的八芒星和十字形图案 姜鸣摄影
至于董家渡教堂是因为经费不足而放弃仿效圣依纳爵教堂，还是一开始就选择阿基罗教堂方案，目前无法确定。从1840年代传教的实际情况看，采用一条中殿加若干小礼拜堂环绕的圣依纳爵教堂布局，显然不合实际。欧洲教堂内的小礼拜堂，都是皇室、贵族、行会和富裕家族捐赠，并拥有单独使用的权利。而中国所有的教堂，似乎都未设小礼拜堂。
董家渡教堂的双层屋顶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宗教建筑都是木结构建筑，屋顶的外立面为庑殿、歇山顶，内部有“彻上明造”（室内不吊顶棚，让室内屋顶结构一目了然），也有装饰平棊（天花）、藻井的，将梁架掩藏其后。欧洲的教堂为石结构或砖木结构。后者往往把屋顶上的木桁架或锤梁结构露出来，比如上海江西路的圣三一教堂就是这样。而中世纪教堂，通常是复式屋顶，先在砖石结构的屋身上造一个木桁架屋顶，再搭起拱鹰架和木模工装，在此之上建一个罗马式的砖石筒状券顶。由于圆拱的高度永远是宽度的一半，又出现尖肋拱顶的技术突破，成为哥特式教堂的内层屋顶。它不是为了简单地遮挡朝向木屋顶的视线，而是营造出崇高至上、耸入天穹的强烈气氛和空间美学。著名的意大利米兰大教堂中殿拱顶达到四十五米高度，德国科隆大教堂中殿拱顶达到四十三点三五米。在这里，石头代表永恒、坚固，它尺度巨大，人在其中会觉得自身的渺小，产生对上帝的敬畏和强烈的宗教情绪。建造哥特式教堂砖石拱顶，涉及到复杂的力学计算、昂贵的建筑成本和成熟的石匠工艺。
三角形木屋架自身的水平侧推力极小，荷载以垂直压力为主。但用砖石建造的筒形圆拱、十字交叉拱会对墙体产生巨大的侧推力。哥特式建筑采用室外独立壁柱，加上飞扶壁，把拱顶和高侧厅的侧向推力传导至室外地基，减弱了中殿侧墙厚度，并增加了开窗面积，使得教堂的彩色玻璃成为展现宗教故事的美丽长廊。就建筑史论，也是重大的创新。
左：建造哥特式教堂的柱结构和飞扶壁 右：在中殿上加盖木桁架屋顶
左：在中殿和侧廊架设拱鹰架 右：建造哥特式石肋拱顶后拆除拱鹰架
但在近代中国，这些欧式教堂的常用手法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资金上都难以实现。所以那时几乎所有哥特式教堂，几乎都采用木结构搭支架，用泥墁条作出圈拱或肋拱样式，外刷灰浆做成砖石拱顶的平替。我在国内踏访，只见到广州石室圣心教堂（1888年）是真正采用砖石建造肋骨和拱券的。还有哈尔滨的圣索菲亚教堂（1932年）的洋葱顶，也是全用砖块叠成，但它属拜占庭风格的圆穹顶，属于东正教的系列。
以木代石手法其实也来自欧洲，这样做可以降低成本和工艺难度。古罗马建筑大师维特鲁威在著名的《建筑十书》的第七书“建筑装修”中，就详述了“顶棚”“抹灰”等工艺做法。但用其来造教堂在西方是受到批评的。英国艺术史学者约翰·罗斯金在1849年就说：“哥特式屋顶的拱顶造型，其力量被分散到拱肋上，使得拱肋间的拱帆部分在结构上只是个空壳……假若肋间拱帆使用的材料不是石材，而是木头，只不过另外加以粉刷，让它外表看起来跟周遭的石材一样——这，当然是直截了当的欺骗，完全不可宽恕。”
可是传教士不这么认为。他们在为中国北方地区教堂编纂的建设手册中写道：“考虑一下你的财政情况吧，要做一个真正的有着雕花拱顶石、连排扶壁、石柱和奢华柱头来支撑的石头或砖头拱顶，这样的想法是愚蠢的。于是你用木板和石灰做一个拱顶仿制品。”“然而那些寒酸的仿制拱顶，那样的假拱顶，却有很多优点。这点不容置疑，那就是它使教堂更有特点，更有样式。”《手册》指导说：“假的哥特式拱用木头做成，有两种：大的那种是与教堂中轴线平行或垂直的（墙拱和横向拱）；小的是交叉拱（拱顶肋骨）。这些交叉拱相交于‘间’中心处的拱顶木上。这种拱顶木是用单块圆形木做成的，有着与拱一样的线脚。在拱顶木的底面钉上木板。”
教堂的筒形圆拱和交叉拱顶是这样的：
左：砖石筒形圆拱 右：砖石交叉拱顶
董家渡教堂中殿为三通廊结构。中殿与横厅相交处有交叉拱顶，中殿纵向为两跨筒形圆拱。
董家渡教堂天花形式外观上看是筒形拱顶交叉拱顶交错组成，而实际就是用泥墁条、纸筋石灰搭建和粉刷出来的，从建筑学角度分析，这种木拱顶，不管外观如何模仿，都属于普通砖木结构建筑的内部装饰，与砖石拱顶的计算原理和受力关系完全不同，不需要关注侧推力。后来重建的徐家汇教堂（新堂）也是木吊拱顶，故中殿外侧就无需建造飞扶壁，而广州石室教堂，却有纯正的飞扶壁。这种差别，以往建筑史研究者似乎未曾区分。
维特鲁威《建筑十书》中的悬挂式木顶棚示意
左：徐家汇天主堂侧面未设飞扶壁 右：石室教堂飞扶壁承担分解侧推力作用
左：徐家汇天主堂用木筋灰泥粉饰的四分拱顶 姜鸣摄影 右：石室教堂用砖石做出的四分尖券肋骨拱顶 姜鸣摄影
我还进入董家渡教堂木拱顶之上、木桁架之下的阁楼间，从而看到以往难以接触的景象——2019年巴黎圣母院火灾时，人们在救火的电视新闻中也看到圣母院的阁楼，其形态除了大小规模之外，都是类似的——获知上层桁架如何与下面筒形圆拱和交叉拱顶通过许多支撑杆，相互拉扯在一起。我没有料到董家渡教堂的这个夹层空间如此宽敞。在此之后，我还登过上海洋泾浜教堂（1868年）、徐家汇天主堂（1910年）、沐恩堂（1931年）、北京西什库教堂（1888年）的阁楼考察，这些教堂的中殿规模大都超过董家渡，但顶层的木结构空间都相对更加逼窄紧迫。
董家渡教堂屋顶阁楼，有众多木支架，上连屋顶桁架，下拉木制拱顶天花。姜鸣摄影
左：北京西什库教堂的阁楼层和木制拱顶 右：宁波江北天主堂（1872年）木拱顶上用泥墁条和纸筋灰浆尖拱券效果 姜鸣 摄影
泥墁条抹纸筋石灰工艺，后来普遍用在上海洋房公寓的天花板和室内分隔墙壁处理上，这种手法，现在人们觉得有点生疏。去年《四川日报》记者王国平告诉我，雅安市宝兴县的邓池沟圣母领报堂，外表是穿斗式合院，纯粹的川西民居风格，内部却用木条作出极有特色西式肋拱。他还给我发来照片，我一看不禁乐了。泥墁条搭出底子不抹灰浆，不就是这种状态吗？2025年6月，国平陪我专程前去探访，看到中西合璧的穿斗式木教堂，看到教堂屋顶用八根木柱支撑。木柱坐落于高高的石柱础上。这个教堂，前身为巴黎外方传教会创建的“灵宝神学院”，1912年完成重建。百度百科说，教堂“采用中国传统榫卯工艺与法国网络圆拱天蓬设计相结合”，我不知道“网络圆拱天蓬设计”这个术语是否是生造的，也不知道当年神父为何不要求工匠抹上灰浆，放到今天看来，浑然一体的木结构，成了另外一种难得的特色。
左：邓池沟教堂三层穿斗叠梁木结构 右：教堂内部用木条钉出哥特式尖肋拱顶 姜鸣 摄影
董家渡教堂阁楼间尽头有个玻璃大圆窗，从外面看，是教堂正立面，中间装饰着耶稣会的标志，但从老照片上看，这里曾有一座大型时钟。阁楼间里存有带动走时的钟表齿轮装置，当初带动着户外的指针，也连接着正门两侧的钟楼。我顺着狭窄的走道走进东侧钟楼，每侧钟楼各挂四座一组的外国铜钟，代表着不同的音阶。其中最大的，标识为1832年铸造，我轻轻用手推动，“当——”，一阵低沉悦耳的钟声就在耳边震动起来。
董家渡教堂在“文革”中曾被改作无线电厂的厂房，1980年代恢复活动。前些年教堂进行修缮，迄今尚未完工。
这铜钟，数十年来没有人敲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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