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印象里,咱们大概20年前就淘汰了3.5英寸软盘,00后小朋友想要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估计得去博物馆。

然而,日本,在2024年,数字大臣兴奋的宣布:"日本公务系统停止使用软盘,我们赢得了软盘战争!"

数字大臣为什么这么兴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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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是他耗时两年,在首相支持下,克服巨大阻力,好不容易推行成功的!

耶!

而他同时推行的停止使用传真机和印章的改革,遭到疯狂抵制,以失败告终。

这,就是,2024年的,日本。

3.5英寸软盘、传真、印章只是冰山一角。

1

2008年,三菱重工的工程师们意气风发。

他们即将启动一个足以让日本重新骄傲的项目:SpaceJet,日本首款国产喷气式客机。国家层面鼎力支持,经产省一路绿灯,资金如流水般注入。理由似乎无懈可击——三菱能为波音787制造机翼,凭什么造不出整机?

15年后,2023年2月,项目正式宣告失败。近万亿日元付诸东流,一架飞机都没能交付。

同样是制造,同样是追赶,为什么日本汽车曾经能冠绝全球,而日本飞机就折翼了?

日本汽车工业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欧美给转让了完整的技术体系和生产线,日本企业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精益生产、Just-in-Time等等影响全球的管理革命。这些是后来日本汽车起飞的前提。

但在飞机领域,这个路径失效了。美国从未向日本开放喷气式客机的整机制造技术。

当跑道已经被别人铺好,它可以跑到极致;当需要自己铺跑道时,它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迈第一步。

这不是日本第一次这样了。第五代计算机、锂电池、光伏、手机、半导体……

起大早赶晚集,几乎成了日本商业的宿命。

2

要理解这个宿命,我们需要回到源头,看看日本擅长的追赶模式究竟是怎么来的。

日本第一次跃迁是在公元前3世纪。日本的先民还在过着原始狩猎采集的生活,来自中国秦汉时期的移民带来了水稻农耕、铁器、青铜器,以及一整套生产技术。在短短一两百年内,日本完成了中国上千年才走过的过渡,从原始社会以下跃迁到文明社会。

645年大化改新。日本全面学习唐朝,遣唐使在260年间派出20次,唐朝整套系统被移植到日本。以后的几百年,日本遇到问题就翻书,看看中国怎么做。

但这里有一个耐人寻味的选择。日本虔诚地复制了律令、官制、文字、建筑,却几乎架空了科举制。贡举制度虽被写入法典,但录取者多出自贵族子弟,平民通过考试改变命运的通道从未真正打开。

然后是日本启动明治维新。从普鲁士学宪法,从英国学资本主义,从美国学教育制度。全拆重建,用西方模式覆盖掉了此前的中华制度。

最近一次发生在二战战败后。美国在日本推行美式改革,日本从军国主义迅速转向轻军事、重经济的模式。

共同点很明显。

日本每一次飞跃,都不是靠自己一点一点摸索进步。它最擅长的是学习外部先进方案。方案定下来之后,自上而下推行,全民奋起直追。

追赶者模式,在日本千年以来不断被强化,已经成为日本的基因。

与追赶模式同步,科举制缺席的长期代价逐渐显现,日本社会缺少底层逆天改命的想象力。阶层流动被世袭的氏姓制度锁死,这种流动性板结甚至体现在日语里。

日语里有繁复的敬语规则。一个每天都要确认自己对谁该用敬语的民族,能去鼓励打破规则吗?

3

如果只是有追赶者模式、阶层固化两个紧箍咒也还好,要了命的是日本还有对失败的苛责。

从武士道的切腹到现代职场的忖度文化,失败的污名化程度在发达经济体中始终居于高位。

在日本,一旦重大失败发生,纠错机制往往异常迟缓。

SpaceJet就是在明显丧失商业可行性后,拖了整整十五年才宣布终止。

对失败的容忍度,直接定义了一个经济体进入无人区后的存活率。

一个对失败纠错成本如此之高的社会,怎么可能在面对未知时,愿意大量试错、快速迭代?

4

以上所列已经足够解释日本商业的大部分困局。但这里有一个追问:索尼、本田、任天堂怎么解释?

它们不都是日本企业吗?它们不都在全球市场取得了巨大成功吗?它们的成就难道不是创新能力的铁证吗?

是。但仔细看它们是怎么成功的,会发现一个更深的悖论。

任天堂成功有很大偶然性,FC的第三方控制体系是山内溥个人拍板;本田成功有时机窗口,1973年石油危机和1970年美国清洁空气法;索尼成功有晶体管小型化的短暂窗口期。

这三家公司是日本的异数,可以说它们是从日本体制里逃出来的。

当本田、索尼成为巨头后,日本的创新系统重新回到了大企业主导、经产省协调、银行资金护航的模式。真正能够挑战既有秩序的颠覆性创新,很难在这种体制中存活。

日本偶尔会产生异数,但这些异数不能转化为系统能力。

5

历史学家约翰·托兰在《日本帝国的衰亡》中这样写:

"他们总想在最后一刻翻盘,却没有为长期的国力建设留下任何耐心。"

这句话原本形容二战时的日本决策层。但放在日本商业领域,同样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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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破裂后的三十年,日本没有放弃努力。它的研发投入占GDP比例一直位居世界前列,诺贝尔奖得主层出不穷。

但每当面临重大转折,日本的决策系统总是不会做无参照下的长期规划。

追赶阶段,规划就是跟着标杆走。全民上下一心,同仇敌忾,把技术做到最精,把成本降到最低,把流程磨到最好。所以有了享誉全球的匠人精神、5S和精益管理。

但进入引领阶段,没有标杆了,需要自己去判断哪些技术值得投入、哪些方向可以放弃、如何平衡短期阵痛和长期收益。这些能力,不是靠工匠精神就行的。

它们需要的是一个开放的、允许失败的、能让新想法不断涌现的社会。

而这,恰恰是日本最缺乏的。

当一个国家的教育、制度和文化,都在奖励把已知的事做到极致,它在一个越来越多的未知的时代里,究竟还能走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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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年前,吴晓波写文《去日本买只马桶盖》,刷爆朋友圈。

11年后,斗转星移,是时候对日本商业祛魅了。

我得给自己叠个甲,祛魅不是贬低。

日本依然在许多领域保持着全球领先, 在可见的未来仍有巨大参考价值。

看到它的困境和局限,承认它的韧性和优势。

以日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