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的东北，零下四十度。一个饿了七天的士兵，趁夜摸进敌人占领的屯子，破开玻璃柜抢饼干，一抬头，身旁整铺大炕上躺的全是日本兵。
他没跑，他掏枪。这个人叫黄殿君，抗联老战士，活下来了。
四万多人压下来，抗联往哪里跑
1939年，关东军在东北的作战部队加后勤，总兵力超过四万多人。而此时整个东北抗联一路军，满打满算不过数百人，还在零下三四十度的林子里转。
这不是打仗，这是猎杀。日本人不是临时起意。早在1934年，关东军就启动了"治安肃正三年计划"，目标只有一个：断掉抗联的根。怎么断？强迁百姓。
据伪满治安部自己留下的档案记载，1934年到1939年的五年间，日伪当局在东北抗联活跃的地区，强行建立"集团部落"13451个，强迫超过五百万东北百姓离开世代耕种的土地，集中关押进这些围墙铁丝网围起来的"部落"里。
没有百姓，抗联就没有粮食、没有情报、没有藏身之处。这是一刀割肉。
1939年10月，日伪发动"野副大讨伐"。这次不是例行扫荡，是奔着彻底消灭来的。日军抽调精锐，编成"特搜班""讨伐队""森林出击队"，烧山、出动飞机侦察、用猎犬追踪脚印。抗联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后来被确认，在牺牲前的一百多天里，打了四十七仗。
是的，一百多天，四十七仗，平均不到三天一战，还是在饥寒交迫、弹药告罄的状态下打的。
当时抗联第一路军第二军指挥是曹亚范，一个北京人，从香山慈幼院走出来的革命者，时年不到三十岁。身患肺病，经常咳血，走路都要人扶，但他不肯下来。他带着部队在濛江、临江、抚松一带来回穿插，跟日伪军缠斗。
他手下，有个二十出头的传令兵，叫黄殿君。
派出去的人，没有一个回来
1939年秋，部队过了八道江，被敌人包围。这一围就是三天三夜。突不出去，也退不回来，弹药在消耗，人在减少，包围圈越收越紧。第四天，曹亚范下了一个决定：冲锋队全员抱着机枪，边冲边打，强行破围。
代价是惨烈的，但圈子破开了。
队伍撤到濛江县回头沟子，开了个紧急会议，安排第二军第二师留在附近山坡阻击追兵，给主力争取时间。会开完，主力准备继续撤，二中队得叫回来。
曹亚范先后派了四个传令兵过去。没有一个人回来。一个没有回来，意味着牺牲了。两个，也是。三个，四个，还是。
没有人说话，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这时候，曹亚范转头，看了一眼黄殿君。
黄殿君后来回忆这一眼，说自己当时"吓了一跳"——不是怕，是心里清楚，这一眼意味着什么。派出去的都没回来，现在轮到他了。但他没犹豫，脚刚要迈出去，曹亚范叫住他，塞过来一把子弹。五十发。
那年月，子弹比命金贵。曹亚范把五十发子弹递给一个随时可能去死的传令兵——这已经是他能给的最重的东西了。黄殿君接过来，眼眶发热，转身就走。
天黑了，他一路狂奔摸到战场，顺山坡往下走，遇上了敌人。没路，只能往回跑，枪声跟着响了。
跑了没多远，他碰上三个人——正是二中队的幸存者。一个指导员，眼角中弹，子弹从眼角打进去，从后耳根穿出来，人还站着。一个机枪班长，胳膊被打断了。一个机枪射手，手腕打断了。三个人都说同一句话：二中队全完了，就剩我们了。
黄殿君让这三人先往师部跑，自己留下来断后。
接下来是硬撑。敌人上来三四个，他等到二十米才开枪，打倒几个，爬起来跑。没跑几步，腿上挨了一枪。他躲在一棵大树后，左右都是死，打死一个算一个。子弹越来越少，剩了十发，他摸了摸身上，还有两颗手榴弹，扔了出去。
手榴弹炸响的瞬间，背后响起了机枪——师部警卫连来了。黄殿君就这么活了下来。
七天没吃东西，放屁都是猪食味
逃出包围圈，以为最难的过去了。但1940年初，第二师碰上了另一种死法——饿死。东北的冬天，零下三十到四十度。人不动就冻死，动就要吃东西。而部队，什么都没有。
秋天的时候，第二师提前在林子里不同地点埋了粮食——三百多担苞米棒子，分散藏好，留着冬天用。入冬之后，大家去找这些粮食。
第一处：被熊瞎子扒开吃完了。第二处：还是熊瞎子。第三处，第四处……三百多担粮食，一粒没剩。没有粮食，靰鞡鞋（东北传统皮鞋）炖了吃，草根扒出来吃，硬撑着走路。就这么连续饿了七天。
七天没进食，走路靠意志，人已经不像人了。队伍走到了"湾沟部落"——这个屯子原本是几十户人家的小村，日本人后来为了切断民众和抗联的联系，把周边所有住户都强行迁进来，用围墙圈起来，变成"集团部落"，里面驻着伪军和日本兵。
饿到这个份上，没有别的选择，打进去抢粮食。但问题是没力气打。队伍先点火，把雪化成热水，每人灌几口，才有点精神。不知道屯子里有多少敌人，曹亚范决定先派五个人"诈降"混进门，后续部队跟进。
黄殿君和另外四人，就是这五个人。五个人趁夜接近湾沟，还没走到城墙，墙头的哨兵就喊停。他们大声回话，说是抗联派出来找粮食的，找不到，要投降。
对方信了，让他们把枪扔进来。五个人把长枪扔了进去——腰里别的匣子枪，一颗没动。
伪军打开小门放他们进来。里面二十多个伪军，扛着长枪。但黄殿君一掏出匣子枪，对面二十多个人当场软了，主动缴枪投降。他把收缴的枪栓全卸下来，扔进灶坑。
大部队随即进村，战士们四处找吃的。黄殿君安顿好俘虏，出来一看——好多人家亮着灯，战士们进去要吃的了。他进了一户人家，看见几个战士正在用手捧着猪食吃，有人用瓢舀，有人用盆。
猪食是什么？麸皮、谷糠、豆腐渣、烂菜叶子，冬天用锅烧热的，热乎乎的一锅。七天没吃东西的人，管它是什么，先活着再说。
黄殿君转去找小店，老大爷一指，他跑过去推门就进，摸到一间亮灯的屋，看见货架上有饼干，高兴坏了，伸手去拿，玻璃门拉不开，一拳砸碎，抓了一把饼干。
玻璃碎声落下，旁边炕上有动静。他扭头一看——炕上躺的全是日本兵，炕头还挂着三四支匣子枪。他没跑。他先一步大喊不许动，同时伸手摘下了炕头挂的枪。
但日本兵已经开枪了。黄殿君顺势往地上一躺，抬手把手里枪的子弹打空，一打滚翻出屋子，跑到门外。
正好路过一个机枪班，黄殿君叫住他们，机枪架上窗台，往里一扫。屋里的日本兵，没了。
黄殿君进去，把剩下的饼干拿走。
天亮前，师长下令撤退。大家背着搜来的粮食，急行军离开。但日军很快追上来，队伍整整打了一天的边走边打。黄殿君后来说了一句话，让人听了心里发酸："七天没吃饭，放屁都是猪食味，没有正经味……"
一个接一个倒下，最后只剩他
湾沟抢来的粮食不够。师长安排黄殿君带四个人，秘密返回湾沟，找一个抗联的地下联络人，设法筹粮。约定三天后在联络点接头，大部队来背粮食。
黄殿君五人悄悄回去，找到了那个联络人。这个人早就为队伍准备好了——附近山上的地窖里，藏着满满一窖土豆。
第三天，黄殿君去联络点等，大部队没来。又等三天，还是没来。
这样等了二十多天，彻底失联。日本人还在周围大肆搜捕，他们不敢轻易出山，只能躲在地窖里。
地窖里不缺吃的——满地窖的土豆，煮着吃，烤着吃，天天吃，一连吃了将近两个月。就在这段漫长的等待里，他们捡到了日本人散发的传单。
传单上写着：杨靖宇已经牺牲。
1940年2月23日，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在濛江县保安村三道崴子被日伪军包围。此前，他已经独自在林子里与敌人周旋了五昼夜，没有食物，靠草根树皮维持。日军剖开他的遗体，胃里一粒粮食都没有，只有草根、树皮和棉絮。军长没了。
黄殿君他们坐不住了，出山找队伍。没走出多远，就在山里发现了牺牲的战士——一处，就有四十多具，全是认识的人。
继续走，又找到一顶帐篷，远远看见帐篷上布满了枪眼。进去一看，帐篷里躺满了抗联战士的遗体。其中一个，是师长曹亚范。
1940年4月8日，曹亚范在带队外出筹粮时，被叛徒杀害，年仅二十九岁。杨靖宇牺牲之后，他带着病躯发起了对日伪的猛烈攻势，转战临江、江湾、三岔子一带，直到最后被人从背后捅了刀子。军长没了，师长也没了。
五个人商量了一下，又回到地窖。没多久，有老百姓告密，日本人追上来，两人当场牺牲，一人受伤，没撑多久也死了。黄殿君和另一人被俘。
几个月后，两人被送进了伪军队伍。进去，再逃出来。黄殿君不敢回老家，跑到抚民镇姐姐家躲着，就这么一直熬到了解放。
结语
1940年的那个冬天，东北抗联一路军几乎被打光了。
杨靖宇，牺牲，三十五岁。曹亚范，被叛徒杀害，二十九岁。两个人死的时候，胃里要么是草根棉絮，要么是在筹粮的路上。
黄殿君活下来了，靠的不是运气更好，是运气没那么差。
他后来说，那七天饿肚子，放的屁都是猪食味。这句话里没有英雄气，就是一个活着的人说的一件真实的事。
但正因为真实，所以没办法忘。
东北抗日战场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起始地，不仅开始时间最早，而且抵抗时间最长，斗争环境极为艰苦。这句话，对黄殿君来说不是评价，是他活过来的那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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