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
2026年5月22日至24日，由北京大学糖尿病中心、《中国糖尿病杂志》联合主办的第二十二届北大糖尿病论坛（PUDF 2026）于北京隆重举行。本届论坛以“糖尿病的疾病修正治疗——现在与未来”为主题，汇聚国内外领域专家，围绕糖尿病疾病修正治疗的前沿进展与临床实践展开深入交流。
纪立农教授作学术报告
在本次大会中，大会主席、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北京大学糖尿病中心主任纪立农教授发表了题为《疾病修正治疗——从概念到实践》的主旨报告，为论坛奠定基调。该报告以“概念分类—循证证据—未来展望”为逻辑主线，对“疾病修正治疗”这一屡见于学术文献但尚缺系统性理论建构的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度梳理。
此外，纪教授以糖尿病为疾病干预模型，紧密结合最新的临床循证医学证据，全面阐释了疾病修正治疗理念在糖尿病“血糖、血压、血脂控制，以及心肾靶器官保护与体重管理”等核心维度的临床应用现状，并前瞻性地剖析了其未来的演进趋势。
概念与分类：聚焦“疾病修正治疗“
纪立农教授首先明确了疾病修正治疗的核心定义：即能够改变疾病本身进程的干预策略。其具备三项关键特征：其一，作用机制针对疾病的病因和核心病理生理机制；其二，改变疾病的进展过程和轨迹，而非仅改善症状或生物标志物水平；其三，产生持久性临床获益，表现为长期缓解或维持疾病低度活动状态。
纪立农教授进一步指出，DMT并非单一干预模式，依据干预深度可分为三个递进层次：
根治（Cure）：通过一次性或阶段性干预实现持久缓解。典型例证包括：基因治疗用于地中海贫血和脊髓性肌萎缩症，以及代谢手术对部分2型糖尿病的治疗。
功能性缓解（Functional Remission, FR）：在持续干预下使疾病维持缓解状态或改变其自然病程。例如：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AR-T）疗法治疗白血病，以及伊马替尼对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长期控制。
低度活动（Minimal Disease Activity, MDA）：在持续干预下使疾病长期维持最低活动状态。该层次涵盖当前糖尿病领域的前沿药物干预策略，包括钠-葡萄糖共转运蛋白2抑制剂（SGLT2i）、胰高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GLP-1RA）及非甾体类盐皮质激素受体拮抗剂（nsMRA）等可降低心肾并发症风险的治疗，以及旨在延缓1型糖尿病进展的免疫治疗等。
现在：糖尿病管理"圣殿"的四大支柱与疾病修正疗法
纪立农教授表示，近百年的循证医学研究构建了糖尿病并发症预防的系统性框架，可喻为一座“圣殿”，这座“圣殿”以生活方式干预与糖尿病教育为基石，由血糖管理/血糖正常化、血压管理、血脂管理与心肾保护四根支柱共同支撑其穹顶，形成完整的糖尿病治疗与管理体系。
图1 糖尿病并发症预防的四支柱“圣殿”
血糖管理
纪立农教授介绍，UKPDS研究显示，即使在新诊断糖尿病患者中给予磺脲类、二甲双胍或胰岛素强化治疗，糖化血红蛋白（HbA1c）仍随时间逐渐升高；ADOPT研究中，罗格列酮虽较格列本脲控糖持久性更佳，但血糖仍呈渐进性失控；VADT研究则在长病程患者中观察到，即使多药联合使HbA1c长期平稳控制（即高血糖的最低疾病活动状态），也未能改善心血管结局，反而增加严重低血糖风险。
直至LEADER研究证实GLP-1RA（利拉鲁肽）可降低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SCVD）风险，EMPA-REG OUTCOME研究证实SGLT2i（恩格列净）可显著降低ASCVD、心力衰竭及肾脏衰竭风险，新型降糖药物方真正展现出独立于血糖控制的器官保护作用——这正是疾病修正治疗的关键特征。
此外，与传统药物相比，新一代GLP-1RA显示出更持久、更平稳的控糖效应。葡萄糖依赖性促胰岛素多肽/胰高糖素样肽-1双受体激动剂（GIP/GLP-1RA，替尔泊肽）为例，其不仅具有更强且更持久的降糖作用，可在长达5年的时间内使2型糖尿病维持于接近功能性缓解的状态，SURPASS-CVOT研究进一步证实，相较于已证实具有心血管保护作用的度拉糖肽，替尔泊肽具有相似的心血管保护作用及更显著的肾脏保护作用。
纪立农教授总结指出，血糖管理领域已实现历史性跨越——部分新型降糖药物已具备疾病修正治疗属性：一方面，这类药物可帮助患者长期维持血糖的最低疾病活动状态，甚至实现高血糖功能性缓解，从而控制血糖、降低并发症风险；另一方面，它们更能独立于降糖作用，直接改善心肾结局。这种“双重获益”机制，正是疾病修正治疗区别于传统对症治疗的本质所在。
血压管理
血压控制是糖尿病管理“四支柱”中疾病修正治疗属性最为成熟的领域之一——通过长期持续干预将血压稳定于目标水平，可显著延缓血管与靶器官病变的进展。BPROAD研究在中国2型糖尿病人群中证实，对于长病程患者，降压药物的联合强化治疗将收缩压稳定控制于约120 mmHg并实现高血压的功能性缓解，其心血管结局获益显著优于指南推荐的常规血压控制目标。新型醛固酮合成酶抑制剂baxdrostat在未控制及难治性高血压患者中，亦显示出强效且平稳的高血压功能性缓解特征，符合疾病修正治疗的定义。
血脂管理
血脂管理同样体现了典型的疾病修正治疗特征。他汀类药物可使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降至最低疾病活动风险水平，发挥疾病修正作用，堪称血脂领域的经典范式；针对前蛋白转化酶枯草溶菌素9型（PCSK9）小干扰RNA和单抗类药物，则进一步提供了强效且持久高胆固醇血脂功能性修复的疾病修正特征。
心肾保护
心肾保护药物的临床证据最为完整地诠释了疾病修正治疗理念。例如，UKPDS随访研究显示，在磺脲类/胰岛素强化治疗组与常规治疗组之间，血浆肌酐及尿白蛋白/肌酐比值在1997–2002年各时间点均无显著差异，提示单纯降糖对肾脏平均生化指标的改善有限，难以完全阻抑肾脏自然病程的进展。而VERTIS CV与EMPA-REG OUTCOME研究表明，SGLT2i可使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下降轨迹显著趋于平稳，独立于降糖作用发挥肾脏保护效应。
2025年CONFIDENCE研究进一步显示，SGLT2i恩格列净联合nsMRA非奈利酮可协同降低蛋白尿（联合组较基线降幅约52%）；然而停药后蛋白尿回升，对eGFR轨迹的改善亦随之消失。这一“用即获益、停即反弹”的现象，正是“低度活动”与“功能性疾病缓解”型疾病修正治疗的本质印证：获益依存于干预措施的持续存在。
糖尿病管理的“第五支柱”——体重管理
1990年，Lean等基于回顾性数据推算，肥胖2型糖尿病患者在确诊后第一年内每减重1 kg，预期生存期可延长3–4个月；依此模型外推，主动减重15 kg有望使其预期寿命趋近于非糖尿病人群水平。DiRECT研究证实，强化生活方式干预1年可使肥胖2型糖尿病缓解率达46%，但5年随访时降至13%，体重进行性回弹是持续缓解的主要障碍；这提示生活方式干预虽可在短期内实现2型糖尿病的功能性缓解，但长期维持困难。
相较而言，ARMMS-T2D研究显示，随访7年时，减重手术在降低体重（19.9% vs. 8.3%）、改善血糖（HbA1c降幅：-1.6% vs. -0.2%）及提高缓解率（18.2% vs. 6.2%）方面均优于药物联合生活方式管理；延长随访至12年时，手术组缓解率降至12.7%，提示代谢获益亦随时间推移而部分衰减。
GLP-1RA及GIP/GLP-1双靶点激动剂可在中长期治疗中实现持久的体重控制，即维持肥胖的最低疾病活动状态。多项随访期为3.3–5.4年的大型研究均显示，此类药物在治疗期间未观察到明显的体重反弹。具体而言，SELECT研究中，司美格鲁肽治疗104周时体重较基线下降9.39%；FLOW研究中体重较基线下降5.55 kg。SURPASS-CVOT研究中，GIP/GLP-1RA（替尔泊肽）治疗36个月时体重较基线下降11.6%。REWIND研究亦证实，度拉糖肽可长期维持较安慰剂组低1.46 kg的体重优势。
然而，STEP 4研究显示，经20周司美格鲁肽治疗后，继续用药48周者体重进一步下降7.9%，而转换为安慰剂者体重反弹6.9%，且血糖、血压及血脂均回升。SURMOUNT-MAINTAIN研究亦显示，经60周替尔泊肽最大耐受剂量（MTD，10 mg或15 mg）治疗后，继续原剂量治疗者体重基本维持（-0.2%），而转换为安慰剂或剂量降至5 mg者体重分别反弹15.2%及7.0%；伴随体重反弹，收缩压降幅亦明显减小：继续MTD治疗者收缩压降低8.7 mmHg，而剂量降至5 mg及转换为安慰剂者分别仅降低4.7 mmHg及0.4 mmHg。
上述结果表明，基于GLP-1RA的体重管理本质上属于典型的“低度活动”型疾病修正治疗，其获益需依赖持续且同等强度的干预方可维持。
亟待开拓的新支柱——增肌治疗与早发糖尿病
在现有减重治疗中，体重下降约25%–40%归因于瘦组织（包括骨骼肌及内脏器官）的丢失；对于肥胖合并低肌肉量风险的人群，此类组织丢失可能削弱代谢获益并损害躯体功能。
BELIEVE Ⅱ期临床试验表明，bimagrumab联合司美格鲁肽治疗48周即可实现"保肌减脂"效应：大剂量联合组脂肪丢失指数（fat loss index）达92.3%，体重降低17.8 kg，显著优于司美格鲁肽2.4 mg单药组的71.1%及14.2 kg；联合组瘦体重降幅仅为0.8%–2.3%，远低于单药组的4.7%–6.9%。上述获益延续至72周时，大剂量联合组体重降低24.2 kg、脂肪量降幅45.7%、瘦体重降幅2.9%，而单药组分别为16.5 kg、27.8%及7.4%。停药随访数据显示，停用bimagrumab后，此前增加的肌肉含量逐渐恢复至治疗前水平，提示无论是单药增肌减脂方案抑或联合保肌减脂策略，若要维持长期体成分获益，均需持续干预。
此外，SELECT研究虽显示司美格鲁肽在减重及耐受性方面表现良好，但实际能坚持2.4 mg最高剂量治疗者仅约77%，其余患者因耐受性问题需减量或停药；该研究因不良事件导致的永久停药率达16.6%（主要为胃肠道反应），提示耐受性仍是制约疾病修正治疗规模化应用的现实挑战。
早发糖尿病患者（包括青少年及40岁前确诊的2型糖尿病患者）是一类被严重低估的高危人群。Sattar等基于瑞典国家登记数据库的研究显示，20岁前确诊2型糖尿病者，其预期寿命较非糖尿病人群缩短逾10年，心血管疾病风险显著高于晚发型患者，提示临床决策中需更早、更强化地干预危险因素，并亟需针对该人群开展专属的疾病修正治疗研究。
未来：迈向糖尿病管理的“七支柱圣殿”——愿景与挑战
纪立农教授系统勾勒了糖尿病修正治疗的未来蓝图：该理论体系以生活方式干预与糖尿病健康教育为底层基石，由血糖正常化管理、血压管理、血脂管理、心肾获益药物、体重管理、增肌治疗以及早发糖尿病这七大“疾病修正支柱”共同支撑起糖尿病“正常寿命与高生活质量”的穹顶。
这一宏伟愿景已在部分国际临床共识中初现端倪。例如，加拿大肾病指南提出明确预期：通过规范联合应用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抑制剂（RAASi）、盐皮质激素受体拮抗剂（MRA）、SGLT2i与GLP-1RA，新诊断的慢性肾脏病（CKD）患者有望在有生之年实现“终生免于透析”的临床结局。同时，从卫生经济学评价维度审视，目前绝大多数旨在维持“疾病低度活动状态”的疾病修正治疗干预方案均具备成本-效益（cost-effective）特征；而趋近于临床根治的代谢手术则进一步表现为成本节约型（cost-saving）策略。此外，针对青少年及早发糖尿病这一长期被低估的风险群体，学界亟需为其构建专属的疾病修正治疗循证医学证据链。
纪立农教授前瞻性地指出，若能将现有的疾病修正治疗策略在真实世界临床实践中予以充分转化与规模化落地，糖尿病患者的总体生存期有望趋近于非糖尿病人群。然而，新型疗法在临床实践中的可及性、医疗资源分配的公平性以及患者长期治疗的经济可负担性，仍是跨越理论愿景与现实应用鸿沟的核心挑战。
图2 糖尿病并发症预防的七支柱“圣殿”
本文小结
疾病修正治疗为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系统化管理提供了从传统的“对症管控”向“根源重塑”跨越的全新理论范式。纪立农教授创造性地描绘了糖尿病管理的未来蓝图：在生活方式干预与健康教育的底层基石上，血糖正常化管理、血压管理、血脂管理、心肾获益药物、体重管理、增肌治疗以及早发糖尿病前置性防控并肩林立，共同构筑起现代糖尿病治疗的“七支柱圣殿”。这一理论体系旨在通过靶向核心病理生理机制的长期持续干预，实质性地改变疾病的进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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