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厢里的气氛正热闹。
赵建国端着酒杯,脸上挂着那种我太熟悉的笑——嘴角往上扯,眼睛却纹丝不动,像贴上去的。他朝我努努嘴:“小宋,去,到车上把我那瓶五粮液拿来。”
我叫宋远志,今年三十四,在滨海市税务局稽查局当科长。赵建国是我老班长,转业后到了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当局長。今天这场同学聚会,他坐主位,我坐末席。
“听见没?”赵建国提高了嗓门,“磨蹭啥呢?”
一桌人都看向我。坐在对面的李蓉轻轻踢了我一下,用眼神示意我忍忍。她是我老婆,在街道办上班,最怕我跟人起冲突。
我站起来,笑了笑:“行,赵哥,我这就去。”
出了包厢,走廊里空调开得足,凉飕飕的风吹得我脑子清醒了些。我慢慢往停车场走,心里头翻腾得厉害。
说句心里话,我真不是计较跑腿这事儿。在部队那会儿,给班长打水打饭,我从没二话。可今天是同学聚会,大家都脱了军装,穿着便服,他凭什么还把我当勤务兵使唤?最让我窝火的是,他刚才叫我“小宋”时那语气,跟在部队时一模一样,高高在上,理所当然。
停车场在饭店后面,我找到赵建国的黑色帕萨特,从后备箱里翻出那瓶五粮液。酒是真不错,光看包装就知道不便宜。我掂了掂,忽然觉得自己有点可笑——我跟一瓶酒较什么劲。
回到包厢门口,我刚要推门,就听见里头赵建国的大嗓门:“……宋远志这小子,在部队时就是我带出来的兵,现在见了我照样得规规矩矩。我跟你们说,这人啊,走到哪儿都不能忘本……”
我的手停在门把手上。
“赵局说的是,”有人接话,“不过远志现在在税务局混得也不错,听说都提科长了。”
“科长?”赵建国嗤笑一声,“科长算个啥?在座的正科级一抓一大把。我跟你们讲,这年头混得好不好,不看级别,看实权。他那个稽查科,说白了就是干活的命,天天跟企业较劲,得罪人不说,油水也没有……”
我深吸一口气,推门进去。
赵建国看见我手里的酒,眼睛一亮:“拿来了?来来来,满上满上。”
我给他倒酒的时候,他又开始指挥我:“给在座的都倒上,一点眼力见儿没有。”
我倒了一圈酒,回到座位上。李蓉在桌子底下握住我的手,她的手指凉凉的,微微用力,像是在给我打气,又像是在求我别发火。我看着她眼里的担忧,硬是把涌到嗓子眼的那股气压了回去。
“远志,”坐在赵建国旁边的刘志刚开口了,他转业后在人社局当副处长,跟赵建国走得很近,“听说你们稽查局最近在查宏远集团?”
我心里一动。宏远集团是滨海市最大的房地产企业,老板周宏远跟市里不少领导都有交情。最近我们确实在查他们的一笔土地增值税,数额不小。
“例行检查。”我含糊地应了一句。
刘志刚看了赵建国一眼,赵建国举起酒杯:“来来来,不谈工作,喝酒喝酒。”
我注意到他们俩交换的那个眼神,心里隐隐觉得不对劲。
酒过三巡,赵建国喝得脸通红,话越来越多。他拍着桌子说起当年在部队的事,说他怎么带着我们班拿了全团比武第一,说他怎么在抗洪抢险中立了二等功。这些都是真的,我承认,当年我确实佩服他。可人都是会变的,他现在这副作派,哪还有半点当年那个铁骨铮铮的班长样子?
“小宋,”赵建国又冲我喊,“去叫服务员再加两个菜。这点菜够谁吃的?”
我放下筷子,刚要站起来,包厢门忽然被人从外面推开了。
进来的是个穿军装的年轻人,肩上扛着上尉军衔,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他扫了一圈屋里的人,目光最后落在赵建国身上:“请问是赵建国同志吗?”
包厢里安静下来。
赵建国愣了一下,酒意似乎醒了几分:“是我,你是……”
“我是警备区司令部的,”上尉把信封递过去,“有一份急件需要您签收。”
赵建国接过信封,拆开看了一眼,脸色瞬间就变了。那种变化太明显了,就像有人在他脸上泼了一盆冰水,红润的血色一下子褪得干干净净。
他的手开始发抖。
“赵局,怎么了?”刘志刚凑过去想看看那封信。
赵建国猛地合上信纸,动作快得像被烫了一下。他站起来,声音有些发干:“没、没事,我有点急事,先走一步。”
他说完就往门口走,脚步都有些踉跄。走到门口时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复杂得很,有慌乱,有恐惧,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门在他身后关上,包厢里炸开了锅。
“怎么回事?”
“那个当兵的送来的什么信?”
“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
我坐在那里没动,脑子里飞速转着。警备区司令部的人专程送来的急件,赵建国看完脸都白了,这事绝对不小。而且我注意到,那个上尉说的是“急件”,不是“文件”——在体制内,这个用词的差别很微妙。
李蓉凑到我耳边小声问:“你知道咋回事不?”
我摇摇头,但心里隐约有个猜测。赵建国在机关事务管理局的位置,手里过的是政府采购、基建项目、车辆管理,这些可都是容易出问题的地方。这几年市里几次反腐风暴,机关事务管理局都有人被带走,赵建国能一直稳坐钓鱼台,本身就让人生疑。
聚会不欢而散。大家陆陆续续往外走,我故意落在最后,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点了根烟。
李蓉知道我在想事情,安安静静站在旁边没催我。
“你说,”我吐出一口烟,“一个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局長,警备区能找他什么事?他又不管军事,跟部队也不沾边。”
“会不会是以前部队的事?”李蓉说。
“转业都七八年了,能有什么部队的事找到现在?”
抽完一根烟,我把烟头摁灭,掏出手机翻了翻通讯录。我在税务局这些年,也认识不少人。想了想,给警备区后勤部的一个熟人发了条消息,问他们那边最近有没有什么动静。
对方很快回了一句:不方便说,但你离赵建国远点。
我看着这条消息,心里咯噔一下。
回到家,我一晚上没睡好。翻来覆去地想着赵建国离开时那个眼神,想着他颤抖的手,想着那句“离他远点”的提醒。说不上是痛快还是别的什么感觉,赵建国今晚对我呼来喝去的嘴脸还历历在目,可他真要是出了事,我又高兴不起来。好歹是一个班里摸爬滚打出来的战友,那些年在训练场上流的汗、在演习场上吃的苦,都是真的。
第二天上班,我照常到稽查局。刚坐下喝了口茶,办公室主任老周就敲门进来了。
“宋科长,局長叫你去一趟。”
我应了一声,拿起笔记本就往局長办公室走。我们局长姓马,在税务系统干了三十年,是个老税务,平常不苟言笑,很少单独叫科级干部去谈话。
马局長让我关上门,示意我坐下。他摘下老花镜,揉了揉鼻梁,开门见山地说:“远志,你以前跟赵建国是一个部队的?”
我心里一紧:“是,老部队一个班的。”
“转业后还有联系吗?”
“偶尔聚会碰面,平时不怎么来往。”我说的是实话,除了这种同学聚会,我跟赵建国确实没什么私交。
马局長点点头,沉默了几秒钟,像是斟酌着什么。然后他说:“昨天晚上,赵建国被带走了。”
我愣住了。虽然昨晚已经预感到了,但真听到这个消息,还是觉得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
“哪个部门的?”我下意识问。
马局長看了我一眼,没回答这个问题,只是说:“你这两天把手头的工作放一放,配合一下相关部门的调查。主要是他在机关事务管理局期间,有没有跟你这边有什么业务往来。”
我明白了,这是要我自证清白。
“马局,我跟赵建国没有任何业务往来,”我坐直了身子,一字一句地说,“他在机关事务管理局,我在稽查局,两个系统不搭界。我可以接受任何形式的调查。”
“我知道,”马局長难得露出一丝笑意,“叫你来就是提个醒。你小子做事我放心,但该走的程序要走。组织上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从局長办公室出来,我后背全是汗。倒不是心虚,是后怕。如果这些年我跟赵建国真有什么瓜葛,现在怕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回到办公室,我坐在椅子上发了半天呆。然后拿起手机,翻到战友群。群里已经炸了锅,各种消息满天飞。有人说是经济问题,有人说是作风问题,还有人说他被竞争对手举报了。我一条条翻过去,直到看见一条消息——是当年我们班的副班长陈卫东发的:
“各位战友,建国的事大家别乱猜了。等官方消息吧。这么多年战友,不管他怎么样,咱们别在背后嚼舌头。”
我盯着这条消息看了很久,忽然觉得眼眶有点发酸。
下班回到家,李蓉已经做好了饭。她今天提前下班,做了我爱吃的红烧排骨。我洗完手坐到饭桌前,把赵建国被带走的事跟她说了。
李蓉放下筷子,叹了口气:“其实我昨晚就想跟你说,但又怕你多想。”
“说什么?”
“你知道赵建国的爱人是谁吗?”
我摇摇头。赵建国结婚时我已经转业了,只知道他娶了个本地的,据说家里有点背景,但具体情况不清楚。
“他爱人是咱们街道办黄主任的表妹,”李蓉说,“今天上午黄主任找我谈话了,拐弯抹角地打听你。问你跟赵建国的关系,问咱们两家有没有来往,还问你最近工作顺不顺心。”
我心里一沉:“你怎么说的?”
“我说你跟赵建国就是普通战友关系,转业后基本不联系,咱们两家从来没过礼尚往来。至于工作,我说你干得挺好的,就是忙。”
李蓉顿了顿,又说:“黄主任听完好像松了口气。后来她跟我说,赵建国的事儿不小,让咱们最近小心点,别跟人乱说话。”
我低头扒了口饭,嚼着嚼着忽然觉得不是滋味。赵建国在包厢里对我呼来喝去的时候,大概没想到自己会有今天。而我在走廊里憋着的那股火,现在想来简直是个笑话——跟一个人的命运崩塌相比,那点面子上的委屈算什么呢?
可转念一想,我又觉得自己没必要愧疚。赵建国走到今天这一步,是他自己的选择。当年在部队,他是我们班最能吃苦的人,五公里跑第一,射击百发百中,带兵严格但公道。那时候谁敢说赵建国以后会栽在贪字上头?谁能想到铁打的班长会变成今天这副模样?
人呐,真的是会变的。
接下来几天,我照常上班,照常查案子。但整个税务局的气氛都变得微妙起来,同事们看我的眼神总带着点别的意味。有人刻意跟我保持距离,也有人突然变得格外热情,旁敲侧击地打探消息。
我知道,这是因为赵建国的案子开始波及到更多人了。
周五下午,我正整理宏远集团的稽查材料,办公室的门被人敲响了。
进来的是两个穿黑色夹克的男人,一高一矮,表情严肃。亮出证件后,我头皮一阵发麻——市纪委监委的。
“宋远志同志,我们是市纪委监委第三审查调查室的。有件事需要你配合调查。”
我站起来,尽量让自己显得镇定:“请说。”
高个子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份材料放在我面前:“这是你在宏远集团土地增值税稽查过程中的工作底稿,对吧?”
我看了一眼,点点头:“是。”
“我们注意到,你在稽查过程中,对宏远集团做出了少缴税款的认定,而且数额不小。但是有人举报,说你在稽查期间私下接触过宏远集团的人,并且收受了他们的好处。”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炸开了。
这是彻头彻尾的诬蔑。我干稽查这么多年,最注意的就是避嫌。宏远集团的案子从一开始我就跟马局長汇报过,每一步都按程序走,所有底稿都有留档。我连他们请的一顿饭都没吃过,哪来的收受好处?
“这是诬告,”我尽量控制着自己的声音,“我请求组织调查清楚。我手头所有的材料都可以公开,我接受任何形式的审查。”
矮个子一直没说话,这时候忽然开口了:“你认识刘志刚吗?”
刘志刚?我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那天聚会上坐在赵建国旁边的那个人,人社局的副处长。
“认识,也是战友,转业后偶尔联系。”
“他有没有替宏远集团给你递过话?”
我脑子里飞快地转着。刘志刚那天确实问了一句宏远集团的事,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劲。现在看来,这帮人是在给我下套,只不过还没来得及收网,赵建国先出事了,连带着这根线被扯了出来。
“没有。”我斩钉截铁地说,“他只是在一次战友聚会上提了一句宏远集团,我说是例行检查,就没下文了。时间、地点、在场人员都可以查证。”
两个办案人员对视了一眼。高个子合上材料,语气稍微缓和了些:“宋科长,我们就是例行询问,你不要紧张。如果事情属实,组织上会还你清白。不过在调查期间,你得暂停手头的工作,包括宏远集团的案子。”
我点点头。这是规矩,我懂。
送走两人,我瘫坐在椅子上,后背的衣服湿透了。窗外的阳光明晃晃的,照在办公桌上那堆材料上,我盯着那些纸页,忽然觉得一阵说不出的疲惫。
我干稽查这些年,得罪的人不少。有些人被我查得倾家荡产,恨我入骨。也有些人想方设法要拉我下水,送礼的、塞钱的、托关系的,什么招数都见过。我自认守住了底线,可今天这一出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在这个位置上,你就算站得再直,也架不住有人在背后挖坑。
我拿起手机,想给李蓉打电话,号码都拨出去了,又挂断了。跟她说这些有什么用呢?她本来就够操心的了,孩子上学、家里老人生病、单位里的烦心事,哪样不够她受的?我不能再给她添堵。
下班后我没直接回家,开车绕到了海边。
五月的滨海,海风还带着凉意。我找了个地方停下车,摇下车窗,点了一根烟。海浪一下一下地拍着堤岸,声音规律得让人心安。
我想起当兵的日子。那时候在新兵连,头一回跑五公里,我跑到一半肺都要炸了,两条腿跟灌了铅一样。赵建国跑在我旁边,一边骂一边推着我跑。“你个怂包,这点苦都吃不了,回家种地去!”我咬着牙跑完了全程,瘫在地上起不来,他走过来踹了我一脚:“还行,不是孬种。”
后来的抗洪抢险,大堤决了口子,我们跳进水里用人墙挡洪水,赵建国站在最前面,水淹到他胸口,他吼着让我们唱军歌。那个晚上,浑浊的洪水冰冷刺骨,可我们谁也没退一步。
那时候的赵建国,真的配得上“班长”这两个字。
烟烧到了手指,我回过神来,把它摁灭在车里的烟灰缸里。
回到家已经快八点了。客厅里亮着灯,李蓉坐在沙发上,电视开着,但她显然没在看。听见开门声,她扭过头来,我看见她的眼睛红红的。
“怎么了?”我快步走过去。
她张了张嘴,没说话,眼泪先掉下来了。
我心里一紧,蹲在她面前握住她的手:“出什么事了?”
“黄主任今天找我谈话,”她的声音带着哭腔,“说有人在调查你,说你可能要出问题。她还说,还说街道办最近在搞岗位调整,让我考虑考虑……”
我明白了。这是变相施压,拿李蓉的工作来敲打我。
一股火从心底蹿上来,烧得我太阳穴突突地跳。他们动我可以,动我老婆,不行。
但我看着李蓉满脸的泪,硬是把那股火压了下去。我深吸一口气,尽量用平静的语气说:“你别怕,我没做过任何亏心事。纪委查就查,查清楚了反而是好事。至于你们街道办那边,黄主任要是因为这事给你穿小鞋,那就是她的问题,我们可以找上级反映。”
李蓉摇摇头:“我不是怕丢工作。我是怕你出事,怕这个家……”
她没说完,但我懂她的意思。她怕这个家散了。
我搂住她的肩膀,她的身体在微微发抖。我忽然意识到,这些天她承受的压力一点也不比我小。我在单位还能强撑着,她在家里只能一个人胡思乱想。
“没事的,”我拍着她的背,像哄孩子一样,“真的没事。我这辈子最大的本事就是能熬,当年在部队能熬过来,现在也能熬过去。”
李蓉把脸埋在我肩膀上,闷闷地说了一句话,我没听清,让她再说一遍。
她抬起头,泪眼婆娑地看着我:“我说,你要是真出了事,我就带着儿子回娘家。”
我愣住了,然后忍不住笑了出来。她也笑了,笑着笑着又哭了。
那天晚上,我们俩坐在沙发上聊了很久。聊部队的事,聊刚认识的时候,聊儿子出生那天我手忙脚乱的样子。聊到后来,李蓉靠在我肩上睡着了,我小心翼翼地给她盖上毯子,坐在那里看着窗外的夜色,一夜没合眼。
第二天,事情有了转机。
马局長一大早就把我叫到办公室,关上门后,他递给我一份文件。我接过来一看,是市纪委监委的一个通知——关于赵建国案件的情况通报。
我快速扫了一遍,看到一半时,手指不自觉地收紧了。
赵建国的问题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他在机关事务管理局任上,利用职务之便,在政府采购、基建项目招投标、车辆配置等多个环节大肆敛财。光是查实的受贿金额,就已经过了八位数。他在市区有三套房产,省城还有一套,用的都是亲戚的名义代持。他还在外面包养了一个女人,生了一个私生子。
而宏远集团的案子,也跟赵建国有关。宏远集团在滨海有个大型商业综合体项目,配套的市政工程招标由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赵建国通过操作招投标,帮宏远集团拿下了一个多亿的工程。作为回报,刘志刚负责牵线搭桥,通过他在人社局的便利,帮赵建国处理那些见不得光的钱。
我那天在聚会上听到的那句“你们稽查局最近在查宏远集团”,原来不是随口一问。
那是一张还没完全展开的关系网上的一个结点。
“明白了吧?”马局長看着我,“纪委找你谈话,不是因为你有什么问题,而是因为你差点挡了他们的路。宏远集团的税务问题要是被你们查实了,会牵连出赵建国的案子,所以他们想把你拉下水。”
我后背一阵阵发凉。
“所幸你经住了考验。”马局長难得露出了笑容,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远志,你是个好苗子。这次的事,组织上看得清清楚楚。宏远集团的案子你继续查,放开了手干。”
从局長办公室出来,我在走廊里站了好一会儿。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地上,亮堂堂的。我忽然觉得浑身上下说不出的轻松,像卸下了一块大石头。
我掏出手机,给李蓉发了一条消息:“没事了。”
她秒回了三个字:“真的吗?”
“真的。晚上我回家跟你说。”
发完消息,我大步走回办公室,拿起宏远集团的卷宗,从头到尾又翻了一遍。材料上的每一个数字、每一张凭证,在我眼里都变得格外清晰。这些冷冰冰的纸张背后,藏着多少像赵建国这样的事?那些动辄几千万的税款,又牵扯着多少人的利益?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一件事——我穿上这身制服,就得对得起它。
晚上回家,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跟李蓉详细说了一遍。她听完后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让我没想到的话。
“你那个老班长,其实也挺可怜的。”
我愣了一下:“他贪了那么多钱,包女人养私生子,你还觉得他可怜?”
“我是说,”李蓉慢慢地说,“他变成这样,也挺可怜的。你说他当年在部队多好啊,怎么就一步步走到今天了呢?”
我没有回答。
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李蓉已经睡着了,我却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我想起赵建国最后一次离开包厢时的背影,那个背影踉踉跄跄的,像个被抽走了骨头的人。我想起他在部队时威风凛凛的样子,和那天坐在主位上颐指气使的嘴脸,两张面孔在我脑子里不断交替闪现。
赵建国完了,这是肯定的。八位数的受贿金额,够他把牢底坐穿了。刘志刚也跑不了,牵线搭桥、帮忙洗钱,少说也得判个十年八年。
宏远集团的案子后来查实了,补缴税款加上罚款,将近两个亿。周宏远被约谈了好几次,最后乖乖把钱交上了。我听说他还托人找过我,想“通融通融”,被我一律挡了回去。
这事过后,我在单位的日子好过了不少。马局長在全局大会上表扬了我,说我“经得起考验”。同事们对我也客气了许多,之前那些刻意疏远我的人,又开始跟我称兄道弟了。
倒是李蓉那边出了点小状况。街道办黄主任因为赵建国的事受了牵连——她是赵建国爱人的表姐,这层关系让她很被动。虽然后来查实她没有参与赵建国的贪腐,但位置还是被调整了,调去了一个清水衙门。新来的街道办主任对李蓉倒是挺器重,说她工作踏实,给提了一级。
也算是因祸得福吧。
日子就这么不紧不慢地过着。赵建国的案子最终判了,十五年。刘志刚判了八年。我在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时,已经是冬天了。滨海下了一场雪,不大,薄薄地铺了一层,踩上去吱吱作响。
那天晚上,我加完班回到家,看见餐桌上放着一个信封。李蓉说是下午有人送来的,没留名字。
我拆开信封,里面只有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我们当年新兵连的合影。二十岁的小伙子们穿着绿军装,一张张年轻的脸庞意气风发。我站在第二排靠边的位置,赵建国站在第一排正中间,胸脯挺得高高的,眼神亮得像两团火。
我翻过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笔迹很熟悉——是赵建国的字:
“远志,你比我有出息。班长输了。”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窗外的雪还在下,一片一片地落在窗台上,悄无声息。客厅里很安静,只有暖气管偶尔发出轻微的声响。李蓉在厨房里热饭,锅铲碰着铁锅,叮叮当当的,是家里才有的声音。
我把照片放进抽屉里,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白茫茫的世界,忽然觉得有很多话想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人这一辈子啊,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有人走着走着就散了,有人走着走着就变了。当年在部队,班长教我们的最后一课,叫作“退伍不褪色”。我一直记着这句话,可教会我这句话的人,自己却忘了。
我不是什么圣人,我也动摇过。面对诱惑的时候,我也心动过。宏远集团那件事,如果他们不是通过刘志刚来试探我,而是换一个更高明的手段,我能不能顶得住?我不敢打包票。但每一次,我都想起那身军装,想起在国旗下举过的右手,想起班长当年拍着我的肩膀说:“到了地方上,别给咱部队丢人。”
班长,你到底是从哪一步开始走错的呢?
是不是从一个不经意的点头开始?从一次抹不开面子的帮忙开始?从觉得“别人都这么干”的那一瞬间开始?
我不知道答案。也许连赵建国自己也不知道。
但我知道的是,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小贪不算贪”,没有什么“就这一次”。底线这种东西,一旦被突破,就再也收不回来了。
今年过年,战友群又热闹起来,约着要搞聚会。我在群里没吭声,李蓉问我为什么不去,我说说不上来,就是不太想去了。她想了想,没再追问。
我知道战友们是好意,想联络感情,想回忆青春。可我不知道,如果再坐到那个饭桌上,我该说些什么。那些一起流汗流泪的日子是真的,可那些回不去的变化也是真的。
就让那段岁月留在照片里吧。
前几天,我路过赵建国原来住的那个小区——他出事后,房子被查封拍卖了,据说卖了两百多万,充了公。小区门口新开了一家水果店,老板是个中年人,笑眯眯地招呼客人。我买了几个苹果,付钱的时候老板多送了我一个橘子,说是新到的,让我尝尝。
我站在路边剥开橘子,酸甜的汁水在嘴里化开。头顶的梧桐树发了新芽,嫩绿嫩绿的,在风里轻轻地摇。
日子还得往前走。人活着,就得往前看。
以前当兵时常唱的那首歌里有一句:向前,向前,向前。现在想想,写歌的人大概是明白的——人这一生,最难的不是冲锋陷阵,而是在漫长的、琐碎的、充满诱惑的日子里,还能一直朝正确的方向走。
不回头,不跑偏,不趴下。
仅此而已。
注:本文内容源自网络,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人物、事件关联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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