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14日凌晨，营口港上空还飘着寒雾，52军军长刘玉章站在破损的码头灯塔下，用望远镜打量城北的火光。锦州方向持续三日的炮声已告诉他：国民党在东北的大局差不多完了。可这位生于1903年的陕西光头军长偏不认输，他决定在包围圈里“咬”解放军一口再走，给自己赢一条出海的生路。
当时的东北野战军正以摧枯拉朽之势撕裂辽西防线，多支纵队向营口扑来。大部分国军部队不战先乱，或干脆举白旗。可就在这片溃军洪流中，刘玉章把整座营口变成了反击跳板。他叫炮兵拆解美制M114榴弹炮，驮上山坡重新组装；步兵则化整为零，扔出几个连当钓饵，诱敌深入。
第一次诱杀发生在大高坎。东野前锋一个团压上来，没走两公里就被突如其来的交叉火力劈成两截，桥南残兵四散，桥北重机枪像钉栓一样钉住退路。一个团硬生生被打瘫。随后三天，类似伏击又连演三回，四纵、九纵都吃了亏。战报显示：52军共毙伤东野两千，俘千余，还抢走厚厚一摞作战文件。
这股狠劲并不是凭空长成。往前翻二十多年，1926年秋，黄埔四期的新学员刘玉章在广州操场上摆着正步，背后阳光刺眼。毕业后他在中央军当排长、连长，打中原大战时脑袋挨了一枪，头皮掉了一块，后来干脆剃成光头。士兵觉得他像铜钵一样亮，“光头军长”的外号从此贴牢。
刘玉章嘴够损，练兵却真肯下苦功。有一次给部队发美援冲锋枪，几个营长嫌分配不均差点动手，他冲过去大吼：“你们都是×巴毛，拔一根我都疼！”粗话甩出，气氛立刻松了。这种掺着市井味的管理方式，让下级乐意跟他拼命。
抗战八年，他在古北口、保定、台儿庄、长沙都打过，不算名震天下，但也从副团长一路升到师长。1946年10月南满摩天岭之战最能说明他的“鬼点子”。面对我炮火压制，他把美炮拆成零件，一筐筐背上山，再原地装回去猛轰。等阵地到手，他又让山东籍参谋袁养吾接通我军电话，用家乡话冒充守军索援，摸清凤凰城虚实后闪电突入，连夜占城。
营口反击结束后，刘玉章马上催促海军驶来。登船前他下死令：军官站最前，士兵一个不漏往里挤，等兵全上去再轮到军官，谁抢舱位就地枪决。就这么铁面无私地维持秩序，52军一万余人登船完毕，仅丢下几门炮。蒋介石收到报表时，对这个唯一完整脱险的东北军大为欣喜，亲批“迅速补满编制”。
1949年4月，52军移防上海月浦、杨行。此刻长江防线已摇摇欲坠，其他部队有的退有的散，而刘玉章却猫在坟包、树林、粮仓里打地洞、筑子母堡，把面前那片滩涂变成蜂窝。5月中旬，华东野战军28军、29军连续猛攻，连坦克都开了上来，却被密集火力拦在外圈。一个礼拜，双方尸体在芦苇间交错，解放军光这一段就伤亡九千多。
叶飞一着急，又调部队轮番冲。但当浦东、闸北相继失守，刘玉章判断上海守不住，马上要求21军接防。夜色里，52军趁雨幕突围，朝金山卫撤到舟山，再渡台澎。等解放军攻进上海市区，52军只剩下一些后卫在做掩护，主力早已上船。
去到台湾后，人手奇缺，能打的也不多。刘玉章的履历拿出来，蒋介石连连点头，先让他管台北防务，接着金门、澎湖都归他管。1962年挂上二级上将肩章，四年后更上一层楼。要说他有多高风亮节也谈不上，可在那个节节溃败的年代，能在两大战役里杀出血路，确实说明他嗅觉灵敏、决断狠辣。
1981年冬，他病重住进台北荣总医院。护士回忆，他常用浓重的关中口音半梦半醒念叨“营口、摩天岭”。命运让他渡尽大江大海，最后只能在孤岛病榻上回味那几场刀光炮火。无论褒贬，刘玉章这个名字，始终与“反攻”二字牢牢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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