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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中国国家历史原创文章
文章来源：《中国国家历史》肆拾贰期
1927年初夏的一天清晨，一支有着近300峰骆驼的队伍离开塞外边城包头，向北迤逦而去。骑在高大驼峰上的不仅有文质彬彬的中国人，还有黄发碧眼穿着怪异的外国人。沿途的人们讶异地望着这支浩荡北去的驼队，心里嘀咕着：这不像是旅蒙商队呀！
他们的确不是旅蒙的商队，骆驼驮的也不是茶叶、丝绸、米面，而是各种各样测量气象和地质的仪器。他们的准确称呼是“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考察团拔营商包的这一天是1927年5月20日。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在西北地区的科考活动先后持续了8年之久，途经今内蒙古地区的包头、巴彦淖尔、阿拉善等地，在广袤的草原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考察团本身及其在地质学、考古学、气象学、民族学、人体测量学等领域所取得的成果，不仅在当时意义重大，在今天乃至未来仍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行进中的考察团驼队
考察团成立的历史背景
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的成立始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的一个夙愿。斯文·赫定当时已年逾花甲，他前半生单枪匹马跋涉于亚洲内陆，在考察探险过程中留下了种种缺憾——考古、采集标本、人体测量、气象探测等很多工作他一个人无法完成。他很想在有生之年组织一支由不同学科训练有素的科学家组成的科学考察队伍，对中亚那些鲜为人知的地域进行综合考察。斯文·赫定向对他抱有好感的德国寻求经费资助。正好德国汉莎航空公司早有开通从柏林到上海的欧亚航线的计划，经过与赫定协商，汉莎公司愿意承担由赫定组织的在中国西部内陆地区进行科学考察的费用。斯文·赫定很快组织起了一支科考队伍，队员由瑞典和德国等西方国家的专家学者组成，第一阶段的任务是骑着骆驼沿着计划的路线进行考察。1926年底，斯文·赫定在德国飞行专家钱默满的陪同下，穿越西伯利亚铁路，经由哈尔滨、沈阳抵达北京，向当时中国的北洋政府正式递交了考察申请。
北洋政府很快批准了斯文·赫定的考察申请。赫定立即开始筹措科考队的给养、装备等物资。他邀请长期在张家口一带经商，素有“蒙古通”之称的瑞典人拉尔生担任考察队驼队队长，让能讲一口流利蒙古语的丹麦人哈士纶担任拉尔生的助手。1927年2月，德国和瑞典的考察队员们陆续来到中国北京、包头等地等候出发。
1927年3月初，正当斯文·赫定准备率队出发之际，以北京大学刘半农、沈兼士、马衡等为首的学者认为赫定与北洋政府所签订的协议对中国主权造成了侵害，于是他们迅速呼吁北京其他高校和学术机构的学者，共同反对赫定到中国西北地区考察。
19世纪下半叶，一些外国探险家借考察探险之名，用金钱收买当地不法之徒，大肆刺探我国政治、经济、军事情报，掠夺我国文物珍宝。这些外国文化侵略者的行径早已激起中国学者的极大愤慨。大家一致认为，绝不能让这样的行径继续下去，要立即成立中国自己的学术团体，有组织地开展一些科学考察工作，捍卫国家文物古迹不受外侵的主权。于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历史博物馆、京师图书馆、中央观象台等高校和学术机构的爱国知识分子立即组成“中国学术团体协会”，有组织地抵制斯文·赫定在中国西北考察计划的实施。
斯文·赫定不愿放弃即将实现的夙愿，加之他多少能理解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因遭受种种屈辱而对外国人产生的敌视心理，故希望能与中国学术界协商解决此事。于是在安特生等人的斡旋下，斯文·赫定与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代表坐到了谈判桌前。
谈判异常艰难，但由于斯文·赫定与中方的学者们都对这次中外合作的科学考察抱有极大的诚意，因而，双方在争吵之后仍能回到谈判桌前做出各自的让步，使分歧逐步缩小，以达到双方都能认同的目的。经过漫长而激烈的谈判，1927年4月26日，双方终于在北京大学国学门签署了《合作办法》。
《合作办法》共19条，主要规定：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组建由中外学者共同组成的“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特组“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理事会监督和领导考察团进行一切事务；理事会委任考察团中、外团长，并对中外两位团长所负职责做出明确规定；严格规定考察团所采集、挖掘的一切动植物标本、文物、矿物样品等都为中国财产；考察团考察的往返路线、时限都由理事会确定。此协议被称为中国近代科学史上第一个平等协议。除了瑞典、德国、丹麦的17名外籍团员，考察团吸收了10名中国团员参加。时任北京大学教务长、知名学者徐旭生（徐炳昶）和斯文·赫定分别担任中、外团长，共同负责考察团的事务。
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中方团员从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出发时与欢送者合影
包头是考察团人员、物资的集结地和科考活动的正式出发地。斯文·赫定在北京与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谈判的时候，瑞典、德国、丹麦的外籍团员们已经到达包头，他们一边在客栈等候谈判结果，一边整理设备、购买给养及骆驼。5月9日，斯文·赫定、徐旭生、黄文弼(考古学者、丁道衡(地质学者）等一行从北京西直门火车站乘车启程，10日晚便到达考察团设在包头客栈的大本营。在当晚的动员大会上，徐旭生、赫定两位团长庄严宣布：“伟大的科学考察活动已经开始，这是一个光荣的时刻！"
考察团中国部分团员在包头住地
左起：丁道衡、黄文弼、詹蕃勋、袁复礼、徐旭生、白万玉、崔鹤峰、庄永成
一到包头，徐旭生、黄文弼、詹蕃勋(地图学者、丁道衡等中国团员便到郊外调查民俗、搜集古物去了。
在包头做好准备后，5月20日一早，考察团离开包头前往草原重镇百灵庙周边进行科学考察。
经过8天的跋涉与沿途的考察，考察团大队越过阴山山脉，在百灵庙以西40公里处的茂明安草原阿木塞尔河畔驻扎下来，此地被编为8号营地。在这里，考察团开始了正式和全面的科考活动。
斯文·越定（中）、徐旭生（右）、袁复礼（左）在8号营地商讨工作
8号营地处于恬静而美丽的草原盆地之中，营地的东面、东北面、南面和西北面是几座低矮浑圆的小山，西南面是起伏的开阔地。当地牧民在东面的山顶上垒砌了一个硕大的敖包，敖包与小山浑然一体，远远望去格外明显，它成为外出考察队员晚归时寻找营地的重要标识。清澈的哈纳河从营地西边的两山间静静流过。溪流不仅给科考团提供了干净的人畜饮水，也是炎热夏季科考队员们的天然浴池。
几天后，中外团员们分组到百灵庙附近考察。黄文弼带着一名挖掘工沿着流经百灵庙的艾不盖河寻找古代遗址；丁道衡、贝格曼（瑞典考古学者)、那林（瑞典地质学者）等则向西北而去，分头寻找地质材料、古器物等。不几天便传来捷报：丁道衡、贝格曼等发现了三处古遗址；黄文弼在距百灵庙北约40公里处的敖伦苏木遗址发现了著名的“王傅德风堂碑”，通过辨认碑文，证实这里就是元代盛极一时的汪古部落的赵王城遗址。
考察团的营地
6月6日，黄文弼与助手来到了城墙残破、土堆累累的敖伦苏木故城，看到“城为土砖所砌，城墙残垒屹立，犹可考见古城模样。此城为长方形，东西长，南北短”。“入城循视一周，残瓦片堆积如山者十余座，散瓦石遍地皆是，乃建筑房屋遗址也。”入城不久，黄文弼就有了重大发现：“余在东堆下见断石碑数块，审视乃《王傅德风堂碑记》。碑文不全，字迹模糊，乃叙述元代一王之世系及功业。”根据碑文中“自至大元年”以及文尾所署日期，黄文弼当时就断定“此庙必建于元武宗之后，即顺帝时无疑”。黄文弼与助手庄永成极为兴奋，忘我地工作着，直到晚上9时才在艾不盖河畔搭起帐篷休息。
赦伦苏木遗址航拍图
黄文弼完全沉浸在重大考古发现的喜悦之中。他虽身处残破寂寥的敖伦苏木故城，却难抑对草原自然美景的欣赏与赞叹：“晚间清凉，蛤蟆虫鸟之声，呦呦震耳。月夜步行河干，远望广漠无际，山影月色，交映成趣。塞外景光，不亲至不知其美也。”
6月底，为扩大从百灵庙到额济纳旗的考察测绘面积，考察团决定分三路向西推进：中路大队由斯文·赫定和徐旭生两位团长带队；北路分队距中路20公里左右，由瑞典地质学家那林带队，组员有贝格曼、郝德（德国气象学家）、丁道衡；南路分队距中路10公里左右，由袁复礼带队，组员有詹蕃勋、龚元忠（二人14日赶到）等。三队成员约定在今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的善丹庙会合。
考察团出发前，黄文弼还考察了固阳境内的秦汉长城与北魏六镇之一的怀朔镇遗址，他当时推测此遗址可能是汉代稠阳古城址。这是考古学者首次对这座北魏军事重镇进行的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考察。
北路分队离开阿木塞尔河畔8号营地向东北行走30里，在白云布拉克住宿，驻地北边是东西蜿蜒的白云鄂博山。7月3日早晨，丁道衡“负袋趋往，甫至山麓即见有铁矿矿砂沿沟处散布甚多，愈近矿砂愈富……至山腰则矿石层累迭出……则南坡半壁皆为矿区”。丁道衡遂与詹蕃勋一起对白云鄂博矿床的地质、地形、构造进行了测量，对矿石成分、含量及铁矿储量进行了初步调查，并绘制了一幅比例尺为二万分之一的地形图。
丁道衡兴奋地把这一消息写信告诉了仍在8号营地的徐旭生：“矿质虽未分析，就其外形而论，成分必高。且矿量甚大，全山皆为铁矿所成……全量皆现露于外，开采极易。”徐旭生由衷地感慨道：“此地将来要成中国一个很大的富源。”
面对如此巨大的矿藏，丁道衡格外惊喜，并对美好的未来做了勾勒：“苟能由该地修一铁道连接包头等处，即可与平绥路衔接。则煤铁可集于一地，非特铁矿可开，大青山之煤田亦可利用，实一举而两得其利……苟能于包头附近建设一钢铁企业，则对于西北交通应有深切之关系，其重要又不仅在经济方面而已。"
丁道衡的这一发现，是这次科学考察活动的重大成果之一。
考察结束后，丁道衡将在白云鄂博采集的铁矿标本送交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何作霖先生进行分析化验研究，何作霖先生发现了标本中的稀土矿物。1935年，何作霖先生首次向世人宣告中国发现了稀土矿物。
从阿木塞尔河畔的8号营地到善丹庙约420多公里，三路队员一边向西行进，一边进行详细的科学考察。他们晨起暮宿，头顶烈日，足踏炙热的沙漠，在茫茫草原测绘地形，记录气象数据，寻找古地质特征，中午只能在野外随便吃一点儿干粮充饥。条件虽然艰苦，但这些中外科学工作者以苦为乐，以苦为荣。晚上归营之后，大家在月光下、篝火旁，各自整理采集的标本，撰写考察笔记，分享彼此的考察收获，那是他们最快乐的时刻。虽然队员们来自不同的国家，但这次科考活动把大家紧紧联系在了一起，科学语言消弭了中外文化的隔膜。斯文·赫定在考察日记中发出这样的感慨：“伟大的东方大陆已经攫住了我们的心，她的美貌、温柔和朴实，引得我们离开了原来的世界。”
西进途中，在乌拉特中旗海流图一带，黄文弼发现和发掘了一座汉代兵营遗址，采集到了铜箭头、弩机等古代兵器，还有古钱币、鎏金铜器、带钩、铁片、陶片等文物，收获颇丰。
在阴山山脉狼山区域的岩石上，年青的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发现了三处岩画，这是继郦道元《水经注》之后有关阴山岩画的最早记录。
黄文弼(左一）在汉代兵营发掘现场
8月16日，斯文·赫定与徐旭生率领的大队到达了善丹庙。不久，两个分队也陆续到达。大家做了短暂的休整后，继续分队向西考察，于9月初进入阿拉善盟境内，途经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9月下旬到达额济纳旗。9月26日，考察团分组前往黑城遗址考察，28日到达额济纳河畔的松杜尔，赫定与徐旭生团长决定把这里当作大本营，安营扎寨，做较长时间的考察。
中外团员在8号营地放气球探测气象
考察团决定在这里建立气象观测站，留钱默满、马叶谦(中国气象学生、生瑞恒（在中国的瑞典传教士之子，懂瑞到达松杜尔大本营的当天，赫定团长就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要乘船顺额济纳河而下，一直到达居延海，进行水文测量等水上考察工作。
考察团团员在额济纳河畔制造独木舟
到达松杜尔大本营的当天，赫定团长就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要乘船顺额济纳河而下，一直到达居延海，进行水文测量等水上考察工作。
没有船自己造。考察队员和蒙古驼工们砍伐了两棵粗壮的胡杨树，剖开树干，制成两条独木小舟，然后将两条小舟并在一起，形成一条稳稳当当的小船。
10月17日，斯文·赫定与助手哈士纶（丹麦人，考察团管理旅行事务的副队长，著有《蒙古的人和神》一书）乘上小木船顺着额济纳河下游开始了水上考察。他们不停地测量水深、水温，斯文·赫定绘制各种各样的地图；徐旭生则与其他队员进行沿河沿湖考察。10月22到23日，赫定划船考察了索果淖尔湖（东居延海），记录了第一手水文资料。到27日，水陆两路考察小队皆圆满完成任务，回到了营地。
在额济纳松杜尔营地。黄文弼先生错误估计了居延城的方位，错失了大规模发现居延汉简的机会。1930年4月，贝格曼在甲渠塞遗址（破城子）内发掘出了5216枚汉简，加上在其他烽燧的发现，共发掘出一万余枚汉简，被史学界命名为“居延汉简”。这一重大发现，奠定了贝格曼在中外考古界的地位。
1927年11月8日一早，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拔营离开了松杜尔大本营，冒着冰雪严寒，走上了通向新疆哈密的更为艰辛的考察之路。
从1927年5月9日赫定、徐旭生离京前往包头，到11月8日拔营离开内蒙古境内，考察团在内蒙古西部地区整整考察了半年时间。
西北科考团在内蒙古科考的贡献与意义
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在内蒙古的考察活动不仅时间长、考察面积广，取得的成就也是令人瞩目的。
在自然科学领域，考察开始不久，丁道衡就发现了白云鄂博铁矿，可谓旗开得胜。这位年青的地质考察队员“登高俯瞰，则南半壁皆为矿区”，这一重大发现使他兴奋不已：“很荣幸，我发现了它的秘密。”新中国成立后，1957年，白云鄂博正式建矿，成为包头钢铁（集团）公司的主要原料基地。
1927年9月在额济纳河畔建立的气象站是当时中国广袤西北地区的第一个气象站。在考察团开往新疆后，气象站在荒凉寂寞的西北地区坚持了两年之久。三名气象工作者凭借着对科学的献身精神和坚韧不拔的顽强毅力，在官府威逼、军宪抓捕关押及缺粮断炊的极端恶劣的工作环境中，没有漏掉一个数据，没有缺失过一次观测，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他们利用当时的设备条件，对额济纳河流域的气象、水文、地质等数据做了精确的测量和记录，为广袤的西北大地记录下了第一手珍贵的气象学资料，为当时甚至以后几十年的科学研究提供了翔实的依据。
在额济纳河畔考察期间，赫定与助手哈士纶沿额济纳河直到索果淖尔的水上考察，是有记录以来对额济纳河水域进行的第一次科学意义上的考察。
这次在内蒙古境内的考察，除了自然科学领域，人文科学领域同样取得了重要成果。
黄文弼在敖伦苏木遗址发现的赵王城，是辽、金时期驻牧于阴山一带的汪古部落所建。汪古部落于13世纪初期归顺成吉思汗后，其部落首领随蒙古大军南下灭金征宋，屡建战功，被封为赵王，并与成吉思汗联姻。从金末到元末，先后有16位公主下嫁汪古部首领，汪古部先后有8人被封为赵王。经营一百余年的赵王城曾盛极一时。元朝灭亡之后，这座草原城池亦为兵燹所毁。辽、金、元史书虽对这座城池有所记载，但大都语焉不详。对赵王城遗址确切方位的探寻，是一个困扰了史学家五百多年的难解之谜。
黄文弼的这一发现轰动了史学界，此后，中外学者纷纷前往敖伦苏木考察，探访赵王故城的真容。
从1929年底到1931年初，瑞典考古学者贝格曼与中国学者陈宗器等在额济纳河流域进行了一年多的考古发掘，共获得一万余枚居延汉简。
居延汉简所记载的内容极为丰富，其种类包括书信、官府公文、律令及个人书札等，所载事件涉及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是研究汉代历史非常珍贵的文献。居延汉简与殷墟甲骨、敦煌文书被史学界列为20世纪前期中国考古的三大发现。
此外，贝格曼在考察途中于河套地区狼山的岩石上发现的三处岩画，为河套地区寻找和研究岩画提供了线索。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数年的艰苦科学考察途中，相当多的来自锡林郭勒地区和察哈尔地区的蒙古族青年自始至终参与了考察活动。他们为考察队牵骆驼、当翻译、放驼、守夜、挖掘、做饭。这些蒙古族青年吃苦耐劳，忠于职守。白天紧张工作后，有时在宿营后的篝火晚会上，他们拿出随身携带的笛子、胡琴等随身乐器为队员们演奏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歌曲，在孤寂的旅途中为大家带来了欢乐。赫定在考察日记中多次记下了他们的名字：巴图及胞弟雅米延·苏伦、班钦、玛泰喇嘛、宾巴、撒兰·格列尔、桑·比利克。1929年11月4日，斯文·赫定重返百灵庙组织增补队员踏上科考征途，在“戈壁组”营地举行了一个庄严的颁奖仪式——为玛泰喇嘛、巴图等四位蒙古族雇员颁发瑞典国王授予的荣誉勋章，以此表彰他们在1927年考察团中做出的贡献。
科学考察任务结束后，科考队员们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国家，从事着不同学科的研究工作，但在中国西北那段艰辛而充满激情的科考生活永久地留在了他们的心中，在他们的考察日记甚至是考察报告中，常常流露出对那段生活的怀念。斯文·赫定在临终的前一年，还在打听他那位远在中国的队员陈宗器的情况。
时光荏苒，当年那些年轻的考察队员皆已作古，但他们所取得的卓越的科学成就和无畏的科学献身精神，永远留在历史的记忆中。
文章来源：呼和浩特历史学院陈贵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号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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