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耳谈《伶仃世》：让“南方”从被凝视者变成讲述者|伶仃世|南方|南洋|方言|索耳|郁达夫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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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5月26日至31日，羊城晚报山海计划联合中旅·阿那亚·九龙湖，开启「2026山海训练营：不可通约的经验」系列活动。

在技术崇拜与算法叙事盛行的当下，我们始终相信：电影始于不可替代的生命体验。那些镜头无法自动对焦的私密瞬间，构成了我们观看世界的原始底片。山海训练营将目光重新聚焦“人的在场”，于林间湖畔勘探、锻造这些不可通约的私人帧格，并护送它们抵达银幕。

一周时间里，2场大师班、4场公开课、2场剧本围读会、2场露天放映及1场山海计划年度公开提案大会，将面向公众开放参与，邀请热爱电影的你来到现场，与我们对话、相聚。

「索耳公开课」

5月30日，2026山海训练营迎来作家索耳的公开课。围绕其长篇小说《伶仃世》，索耳分享了这部作品的创作缘起，以及他如何通过小说重新思考“南方”与“南洋”的历史、语言和记忆。

重新命名“南方”

《伶仃世》的创作起点，源于2019年一次马来西亚旅行。索耳来到马来西亚。当地华人社会保留的庙宇、大厝和娘惹文化，让他第一次强烈意识到中国南方与东南亚之间那些长期被忽略的联系。尤其是在一座娘惹博物馆里，他看到第一代华人屋主的肖像——人物身着清代官服。这个细节让他产生疑问：这些远赴南洋经商的人，为何在功成名就之后，仍执着于获得来自中国的身份认同？

“这次旅行给了我重新审视故乡的机会。当我隔着几千公里回望南方时，它的形象反而变得更加清晰。”索耳说。

彼时，“东北”仍是文学界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而关于南方的书写相对稀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决定以20世纪的南方世界为坐标，开始《伶仃世》的写作。

在索耳看来，“南方”与“南洋”这种概念其实是站在中原北方和大陆的视角来观看和命名的。它们有其局限性。他认为：“在现有的政治边界和民族国家的概念尚未形成、它们还没有被命名之前，‘南洋’与‘南方’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存在？我希望通过小说勾勒出这个空间的面貌，发现一种新的命名方式。”

南洋是否一定需要来自大陆的解释与书写？索耳在《伶仃世》的第一个故事中就探讨了这一问题。小说中的章公是一位瘸腿商人，也是槟岛的化身。他以岛屿居民的身份观察往来于大陆与南洋之间的人群，其中包括郁达夫等历史人物。面对“为南洋立传”的说法，张公始终保持着警惕与疏离。

语言作为一种写作方法

和许多南方作家一样，索耳也将语言视为一种重要的写作方法。

公开课现场，索耳用不同方言朗读了小说中的四个章节。第一章多用闽南语，对应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第二章使用粤语土话，讲述珠江口水上人家的故事；第三章则以粤语书写，呈现越南归侨群体的经历；到了最后一章，故事发生在改革开放后的深圳，主要语言也转变为普通话。

在索耳看来，语言不仅是表达工具，更是一种建立人物关系和营造历史氛围的方法。语言的变化也对应着小说情节的发展轨迹：从岛屿、水域、边境到工厂，从地方方言到普通话，“整部小说看起来是从一种奇异化的想象走向现实与具体，从陌生的方言走向主流普通话的过程。通过语言的方式奠定人与人的关系”。

闽南语、粤语等南方方言并不容易理解。为了让不同地域的读者都能进入文本，他在写作过程中不断调整方言的浓度。“就像调配化学试剂一样”，既保留语言本身的质感，又让陌生读者能够通过上下文理解其含义。

从不同路径出发，他们都在书写南方

在公开课最后，索耳分享：“我把写小说当成一种制图学。我认为地图是人类发明的最高级艺术，人和事物就像地图上的一个个地标，我将它们连接起来，通过写小说的方式呈现彼此之间的联系。”《伶仃世》的六个篇章彼此勾连，这张由小说绘制的“地图”跨越槟岛、珠江口、越南与深圳，也连接起中国南方与东南亚之间的历史记忆。对于索耳而言，写作并不仅仅是讲述几个故事，更是在重新辨认那些被主流叙事遮蔽的空间与经验。

索耳对南方的探索，恰与今年“向山海走去”青年导演创作扶持计划的主题“岭南以南”形成呼应。入围的21组青年导演从不同地域、不同经验和不同影像方法出发，将目光投向岭南、港澳、南洋与东南亚之间绵延交错的现实与经验，共同呈现出一个更加开放的“南方”——它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出发地，更是一种关于流动、相遇、记忆与再连接的电影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