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9年英国讽刺杂志《潘趣》刊登了一幅题为《穷人孩子的护士》（第17卷，第193页）的漫画，画面中最显眼的是一个贴着“鸦片”标签的瓶子，它被讽刺地称为“穷人孩子的护士”（The Poor Child's Nurse），因为当时贫困的父母为了长时间去工厂工作，不得不给吵闹或饥饿的孩子喂食含鸦片的制剂，让他们陷入昏睡。画面中，一位婴儿孤零零地躺在破旧的摇篮里，围绕其周围的是破损的窗户、摇摇欲坠的椅子、冰冷的壁炉以及地上的水桶……家里没有大人的踪影，暗示父母由于生计被迫外出劳作。这幅漫画所揭示的情况是维多利亚时代婴儿被喂食鸦片现象的真实写照。
随处可见的致命“糖浆”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含有鸦片成分的制剂以“戈弗雷镇静剂”“戈弗雷糖浆”“戈弗雷混合剂”“婴儿安宁剂”“婴儿糖浆”“安抚糖浆”以及“婴儿混合剂”等五花八门的名目进行销售。人们从药房、杂货店和街边小贩那里可以随时买到这些售价低廉但“效果显著”的制剂。最常见的是“戈弗雷糖浆”，唾手可得，极易成瘾。
在维多利亚时代早期和中期，英国消耗着惊人数量的鸦片，这包括给婴儿喂食的鸦片制剂。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提及这种给儿童喂鸦片的现象，恩格斯于1845年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痛斥了工人阶级的悲惨境遇：“在这些专利药中，危害最大的一种是用鸦片类物质——主要是鸦片酊——配制的饮剂，名为‘戈弗雷糖浆’。那些在家中劳作、既要照看自家孩子又要照看别人孩子的妇女，往往给孩子们喂食这种饮剂，以此让他们保持安静；许多人甚至误以为这种药还能强健孩子的体魄。她们往往从孩子刚出生起便开始喂食这种药物，且在完全不了解这种‘强身剂’究竟会产生何种后果的情况下，一直喂到孩子夭亡为止。”马克思于1867年在《资本论》中写道：“工厂区的一切现象在此地均有重现——其中包括（且程度更为严重）那掩饰得极不体面的杀婴行径，以及给儿童强喂鸦片类药物的恶行。”他还提到，服用鸦片剂的婴儿“萎缩成小老头或瘦得像小猴子”。
医学界人士和政府官员也曾公开揭露当时随意给婴儿使用鸦片类药物的鲁莽行径。在药物中——甚至包括专供儿童使用的产品中——添加鸦片、酒精和汞，这一做法有着悠久的传统。许多药物都含有鸦片类成分，即便针对的只是像肠绞痛和胀气这样看似微不足道的病症。曼彻斯特的一位药剂师曾坦言，他每周售出半加仑的畅销品“戈弗雷糖浆”，以及多达6加仑的同类仿制药，这种仿制药被人们委婉地称作“安宁剂”。人们对这种药物非常熟悉，每个人都准备用它来安抚哭闹的孩子。这类产品无法真正治愈疾病，但它们在让孩子变得安静方面，无疑是卓有成效的。C·弗雷泽·布罗克顿医生估计，在19世纪中叶，仅在考文垂，每周就售出12000剂“戈弗雷糖浆”，并用于3000名两岁以下的婴儿；他认为，在诺丁汉沼泽地区，这种糖浆的使用量更大。1863年当时的首席健康医官约翰·西蒙（John Simon）在给枢密院的年度报告中写道：“毫无疑问，在沼泽地，几乎每个外科医生都给出可怕的声明，即没有一个工人之家是看不到一瓶鸦片剂的，而且所有孩子都以某种形式使用它。”这种恶习不仅限于工人阶级，药剂师约翰·昆西（John Quincy）在《英格兰药典大全》中曾指出，甚至中产阶级家庭中雇用的奶妈也“养成了一种极其恶劣的习气：给孩子喂食这种药物以促其入睡，其目的与其说是为了孩子的福祉，倒不如说是为了图自己省事”。
高死亡率背后的隐形杀手
在当时的社会群体中，没有一个群体像贫困工人阶层的幼童那样，如此广泛且高强度地被喂食含有鸦片的制剂。孩子的年龄越小，被喂食的机会就越大。相比3岁的幼儿，1岁的婴儿被喂食的剂量的可能性更大、频率更高；相比5岁的儿童，3岁的幼儿被喂食几率也更高。当婴儿对“戈弗雷糖浆”产生耐药性、不再见效时，便会升级改用“鸦片酊”（laudanum）。随着孩子对药物耐受性的增强，即使加大鸦片酊的剂量也难以产生显著效果时，他们便会进一步升级，改用名为“安宁剂”的药水。喂食的主体可能是不得不外出工作的母亲，或看顾孩子的房东，或家中年长几岁看孩子的“小大人”。这不可避免地导致大量婴儿死亡，1839年英国医生托马斯·布尔（Thomas Bull）在其著作《给母亲的建议》中估算，所有因鸦片致死的案例中，有3/4发生在5岁以下的儿童身上。曾有一名仅9个月大的婴儿，在9个小时内分次服用了4滴鸦片酊，便中毒身亡。西蒙1863年的年度报告中也写道：“事实上，似乎毫无疑问：在某些工业城镇中，习惯性地给婴儿服用鸦片类药物，这无疑是导致当地婴儿死亡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这不仅是因为偶尔会出现用药过量的情况，更是因为婴儿若长期处于持续的麻醉状态，便会因此食欲不振，导致营养摄入严重不足。”
当时婴儿的死亡率令人触目惊心：1851-1855年，当时英国全国人口死亡率为22.6‰，不到1岁婴儿的死亡率为156‰；1856-1860年两类死亡率的数字分别为21.8‰和151‰。19世纪90年代，即使在英国全国人口死亡率下降的情况下，婴儿死亡率仍居高不下：1891-1895年，当时英国全国人口死亡率为18.7‰，不到1岁婴儿的死亡率为150‰；1896-1900年两类死亡率的数字分别为17.6‰和156‰。虽然如此高的婴儿死亡率并不完全是给婴儿喂食鸦片类制剂导致——各种疾病如霍乱、腹泻、猩红热、白喉、百日咳和流感等是婴儿的主要杀手——但给婴儿喂食鸦片类制剂无疑是原因之一。正如在向枢密院提交的医学报告中，亨特医生断言：造成婴儿死亡率居高不下的真正元凶，其实正是那所谓的“戈弗雷糖浆”。有时，此类事件会被上报，但被记录为“压死”。亨特医生认为，“虚弱”及其他类似术语，往往是用来掩饰因服用“戈弗雷糖浆”致死的委婉说法。到1863年，因鸦片类药物导致的婴儿死亡已变得如此频繁，以至于英国总登记总署的年度报告中专门增设了“按年龄划分的麻醉药致死”这一类别。
上图是一幅现代的广告（不是维多利亚时代原始的广告），题目是“不睡觉的孩子？用鸦片酊”。画面中心是一位神情憔悴、眼神空洞的女性。她一手抱着年幼哭闹的婴儿，另一手正在熨烫衣服。海报下方列出了鸦片酊的其他“功效”：镇痛、黄热病、心脏病、感冒、痢疾等。
一则史料记载了20岁的蕾丝女工玛丽·科顿（Mary Cotton）的故事。玛丽从6岁起便开始从事蕾丝制作工作：夏季时，她的工作时间是从清晨5点或6点一直持续到深夜10点；冬季时，工作时间则是从上午8点半持续到深夜10点。1839年11月，玛丽生下一个非婚生子。仅仅在一周之内，她便重返工作岗位。鉴于她每周仅有4-5先令的微薄收入，她根本无力雇请保姆来照看孩子。然而，如果给婴儿喂食“戈弗雷糖浆”，她便能轻而易举地让孩子安安静静地待在自己身边，从而继续工作。玛丽的案例被“儿童就业委员会”编列为第188号，并进行了评估。针对玛丽的情况调查得出了如下结论：“若非迫于生计，不得不紧守工作岗位，她绝不会给孩子服用‘戈弗雷氏糖浆’。她曾多次试图戒断此药，却终究无能为力；因为一旦停药，她便无法工作，也就意味着她将无以为食。”她所面临的困境无疑是19世纪中期无数贫穷母亲需要面对的共同困境。对于贫困的职业母亲而言，任何能安抚孩子的东西，都是她们渴求的福音。
这种现象引起政府的关注，政府开始对含有鸦片酊制剂使用情况进行调查。1862年，格林豪医生（Dr. Greenhow）曾奉命对考文垂、诺丁汉、布莱克本、伯明翰、伍尔弗汉普顿、梅瑟蒂德菲尔及阿伯加文尼等地的工业疾病进行调查的同时，亦对上述各地的婴儿生存状况进行了同步考察。其调查报告描绘了一幅令人触目惊心的悲惨景象：“在某些工业城镇中，专门用于喂给婴儿的鸦片类药物销量之大，简直令人触目惊心。……当有人就给孩子服用鸦片酊一事对这些妇女提出规劝时，她们往往辩解道：她们必须设法让婴儿保持安静，因为她们的丈夫和年长的孩子白天都要外出做工，如果夜间受到婴儿哭闹的干扰，便无法得到充分的休息。”
为何喂食婴儿鸦片的做法一直持续？
在以福音派严苛的道德观和家庭崇拜而著称的维多利亚时代，这种普遍存在的鸦片滥用的现象似乎与其标榜的价值观格格不入。当时虽有各种调查报告以及社会有识之士的呼吁，但给婴儿喂食鸦片的情况持续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与当时针对酗酒、性病及其他社会问题所展现出的积极改革热情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如下因素使得鸦片制剂持续地施用于婴儿。首先，在国家层面，时人认为如何抚养孩子是个人的选择，国家不应介入。这种“不作为”的态度在逻辑上具有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特征，这一点在西蒙1863年的报告中表达的非常明确。他写道：“罪恶的根源是英国法律从未努力要消除这一影响。钱是一方面；贫穷是另一方面。妇女为出价更高的劳动力市场放弃家内义务；可怜的女工一心只想出售她那诚实的劳动，她渐渐发现她卖掉了几乎所有其他女人理解为幸福的东西。”他认为这种罪恶的根源可能超出了法律的范围，因此，他只建议雇用成年女工的工厂在自己的工厂内，根据周密的规章制度建立育儿室，工作的母亲可以把她们的婴儿交给合适和友善的人照顾，并且可能经常在必要时看望他们。
其次，在个人层面，贫穷的女工没有选择。由于生活所迫，维多利亚时代大量工人阶级女性要外出工作。即使在生产后也得不到适当的休养，亚历山大·汤普森（Alexander Thompson）于1852年描述了工薪妇女产后得不到休养的情况：“自然之力冲破暴政的律令，迫使她暂离那奴役般的生活两三天，只为诞下骨肉……然而不出数日，她便被匆匆赶回工作岗位——全然不顾自身的健康与体力——将无辜的幼子托付给保姆照看。保姆手持奶瓶与‘戈弗雷糖浆’，以此让这可怜的小生灵保持安静，直至母亲下工归来……”母亲的工作强度越大，婴儿被施以镇静药物的频率也就越高。对于贫困的职业妇女而言，其预算和工时几乎没有任何弹性可言；因此，这些家庭很难摆脱那种由“低工资、高强度劳动以及用镇静药物喂养儿童”所构成的恶性循环。因此，正如《潘趣》上的漫画所展示的，鸦片镇静剂便成了穷苦人家孩子的“保姆”；它是“母亲的帮手”。为了省去看顾婴儿的时间，省去喂食、省去换尿布的时间，同时也为了维持家庭的安宁，母亲们经常给婴儿喂食含鸦片的制剂。
再次，相比于酗酒被视为公共问题，因为它导致街头暴力、劳动效率低下和家庭解体，直接威胁到社会稳定。性病被视为国家安全问题，因为它直接影响了军队和海军的战斗力，这是《传染病法案》出台的直接诱因。但给婴儿喂食含鸦片类的制剂的结果是让婴儿保持安静，这种行为发生在家内，中产阶级改革者倾向于将贫民窟的婴儿死亡归结为底层母亲的道德堕落或懒惰，而非系统的制度问题。甚至这种做法在短期内被认为有助于母亲继续留在工位上生产，因此并未被视为对公共秩序造成威胁。时人并没有意识到给婴儿喂食鸦片造成国民体质的虚弱，这一危害在布尔战争征兵时才被意识到。
最后，毫无疑问，鸦片在缓解疼痛方面是无与伦比的，此外鸦片也有治疗腹泻、缓解饥饿的功效，在缺医少药的年代，在那些没有钱支付正规医生诊费的家庭中，鸦片是实惠的“灵丹妙药”。
这一做法的终结及启示
到19世纪晚期，周期性的社会调查，加之工人阶级生活及工作条件的改善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给儿童喂食鸦片类制剂的现象。与此同时，关于应当对麻醉品实施管控的社会共识也已然形成。英国医学会于1909年出版的《秘密疗法》一书，标志着不受监管的药物时代的终结。1912年，在《海牙国际鸦片公约》的推动下，各国政府才出台并实施相关法律法规，从而有效地遏制了鸦片类药物的流通，并彻底终结了对婴儿施用药物进行镇静的危险陋习。1920年英国政府颁布《危险药物法》，标志着对鸦片制剂的生产、销售实施严格管控。至此，鸦片制剂不再是随时可以买到、使用的育儿产品。
这一做法的终结，不仅是医药监管的胜利，更是社会文明尺度的重塑。它标志着婴儿的生存权利从不被干涉的家庭隐秘角落，正式进入了国家公共治理的视野。虽然那个曾经将鸦片瓶讽刺为“穷人孩子护士”的维多利亚时代已经远去，但它留下的教训却振聋发聩：当社会的齿轮加速转动时，如果代价是牺牲最弱势的群体，那么这种进步便始终带着难以掩饰的残酷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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