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一名未检检察官，千值万值|刑事责任|小乐|小亮|小杰|小浩|未检检察官

图片来源：摄图网

本文为《方圆》杂志原创稿件

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2026年，是中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建40周年。

1986年，上海市长宁区检察院设立全国首个“少年起诉组”，正式拉开我国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序幕。四十载薪火赓续、步履不停，从未检工作萌芽起步到“四大检察”融合履职、未检业务统一集中办理，变的是与时俱进的履职模式与守护体系，不变的是“教育、感化、挽救”一以贯之的初心使命。四十载初心如磐，一代代未检检察官以法治为盾、以温情为光，用心守护每一位受伤害的未成年人的成长前路，用情牵引着每一名迷途少年的回归之路，用专业坚守筑牢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屏障。

恰逢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建40周年之际，我们特邀8名未检检察官回望从检岁月，记录那些穿透迷茫、温暖时光的瞬间，讲述让他们始终坚信深耕未检、万般值得的初心与感动。

“一天未检人，

一世未检情”

桑涛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检察院检察长

2020年秋的一天，我的手机里弹出一条新闻：侵害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被写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将于2021年6月1日起施行，正式上升为国家法律。

短短几行字，我反复读了好几遍，甚至流下了激动的热泪——这项饱含着杭州未检人创造精神与各级领导关心、全社会认可、惠及亿万未成年人的保护制度，终于如愿以偿地写进了庄严的法律之中。

事非经过不知难，成如容易却艰辛哪！强制报告制度，源于一起普通的性侵案件，却没有被我们未检人当作一件普通的案件去办。我们看到了这个案子背后折射出的大量未成年人被侵害后却无人知晓的无助以及她们被侵害后的痛苦。更让我们难受的是，因为这类案件的“隐蔽性”和不容易被人及时发现的特点，有些孩子甚至反复被侵害。

“总要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吧？”这是我们最初的追问。带着这个追问，我们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求助专家，终于有了答案。强制报告制度的“入法”，也正是全国千万未检人情怀的缩影——那一刻，荣耀属于全体未检人。

离开未检岗位的那天，我在工作大群里满怀依恋地留言说：“一天未检人，一世未检情。”

当时，没有人笑我矫情，也没有人调侃我终于跳出了整天如“打鸡血”般的状态，因为我知道，他们对未检有着同我一样的情怀。

“你好好改造，

我争当三好学生”

杜耀春

陕西省关中平原地区检察院副检察长

“一个罪犯的孩子，值得你们跨区域奔波、多部门反复协调，投入极大精力去帮扶吗？”有人问我。直到亲眼看见小桐（化名）的蜕变，我心里有了答案。

第一次见到小桐，我格外心疼。

一场家庭变故，小桐母亲去世，父亲入狱，年仅8岁的她彻底失去双亲监护，成了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本来活泼开朗的她渐渐变得沉默寡言、胆小孤僻，不愿与人交流。而她的父亲深陷自责与绝望，一度产生轻生念头，拒不接受改造。

一边是彷徨无助的孩子，一边是自暴自弃的服刑父亲。作为办案检察官的我，选择将“救助孩子”作为开锁的钥匙。

为了小桐，我们奔走于陕西西安、榆林两地的民政局、妇联、学校等多个单位，为小桐确定临时监护人、发放司法救助金、解决入学问题、申请民政救济。每取得一点进展，我都将消息同步告诉小桐的父亲，他也因此一点点地放下执念，慢慢振作起来。

前不久，在监狱组织的亲情会见现场，我又一次见到了小桐。曾经胆怯沉默的她，变得自信又开朗。面对爸爸，她小心翼翼地拿出自己在学校得到的小红花，认真地对他说：“爸爸，我们一起努力吧，你好好改造，我争当三好学生。”

孩子不该为父母的过错承担代价，每一个孩子都值得我们温柔守护。看到小桐脸上重新绽放的笑容，我觉得所有奔波和付出都特别值得。

我的第一个“孩子”

沈丹丹

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检察院

未成年人检察部主任

今年是我从事未检工作的第9年，经我手附条件不起诉的孩子已达70多名，但我始终记得我的第一个“孩子”。

他叫小亮（化名），16岁，为了帮“哥们儿”撑场子，参与了聚众斗殴。审查逮捕阶段，在是否对小亮进行批捕这件事上，我有一丝犹豫：捕？小亮是未成年人，且犯罪情节轻微，尚有挽救的可能性；不捕？小亮已经16岁了，万一以后继续和社会上的“混子”玩在一起，社会危害性不好评估。

最终，我们决定先对小亮进行社会调查和走访。小亮父母离异，爸爸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家，一直是体弱多病的妈妈照顾小亮长大，母子俩相依为命。得知儿子被刑拘，小亮妈妈当天就病倒了。

在医院，我见到了瘦瘦小小的小亮妈妈。这个柔弱的女子一见到我就热泪长流，说小亮其实是个好孩子，平时懂事又孝顺，只是一时糊涂才犯了错。她说话的时候，单薄的身体一直在发抖，带着对孩子前途的深深焦虑。那时，我刚加入未检团队，还是一名未检“萌新”，但我深刻共情了一个母亲对孩子的爱与担忧。

在看守所提审时，我们让小亮见到了妈妈。看到妈妈身上洗得发白的病号服和她脸上的忧虑，小亮的眼泪猛地滚落下来。他自责万分，当场表示一定好好配合后面的侦查程序。

那一刻，我感觉到，小亮和妈妈不仅是母子关系，更是彼此的精神支柱。只要他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能意识到他对妈妈的责任，我们拉他一把，不仅能挽救他，也能为这个家庭带去一丝希望。

最终，我们在审查起诉阶段，对小亮作出了附条件不起诉决定。监督考察阶段，法治教育洗礼、社会活动、心理疏导等各类帮教活动，小亮都积极参加。在这个过程中，他慢慢树立了正确的是非观和世界观。6个月后，一个阳光温暖又有正义感的大男孩带着不起诉决定书，携着母亲的手，踏上了新的人生征程。

小亮的案子是我未检生涯的开端。从他开始，“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便深深地融入我的未检情怀，指导着我后来的未检工作。

在“小儿科”待了12年，

我觉得很值

王敬敬

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一级检察官

有人问我，干了12年别人眼里的“小儿科”，值吗？我的答案，藏在两个跨越岁月的温暖瞬间里。

10年前，一场附条件不起诉宣布会后，16岁的小李（化名）双手合十，对着我、社工、观护人等满满一屋子大人，深深鞠了一躬。于常人而言，这或许只是一个简单的礼仪、一次理所应当的致谢。但我深知，这个鞠躬，是这个从记事起就无人监管、以“偷”为生的罪错少年与过去黑暗且坎坷人生的正式告别。

这一步的跨越，我们走得很艰难，但支撑我陪他坚持走下去的，是每次提讯结束后，他或藏在眼底，或轻轻说出口的那句“谢谢检察官”，是他深陷泥泞却拼尽全力向外界伸出的那只求救之手。

庆幸的是，我看见了，并抓住了。

未检工作，从来不是简单的办案纠错，而是一场温柔且坚定的救赎。这份信念，在另一个女孩的故事里，越发滚烫。

2021年的一天晚上，我收到社工发来的一张朋友圈截图：“对一切恶势力说不，这样你的背后就是国家。”这条朋友圈是一个曾经深陷绝望的未成年女孩发的。简单的文字，瞬间驱散了我整日的疲惫，也将我的思绪拉回到两年前接到的那通惊心动魄的求救电话——女孩因为长期遭受教练性侵而濒临绝望，站在楼顶，决定结束年轻的生命。庆幸的是，我们及时救下女孩，将施害者绳之以法，并用专业力量陪她走出阴霾、重获新生。

旁人眼中未检的“小儿科”，承载的却是一个个少年的人生归途、一个个家庭对幸福的期盼。从检12年，我一直相信用生命影响生命，以希望点燃希望。而予人微光，亦被他们的故事治愈前行。

“我也想

成为一名检察官”

陈璇

湖南省株洲市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副主任

“检察官姐姐，我也想成为一名检察官！”

人群中，一个少年走到我面前，郑重地对我说。那一刻，他眼底透出的光，清澈而坚定。

2025年12月4日，国家宪法日，湖南省株洲市检察院将模拟法庭开进了株洲市南方中学。“审判长”敲响法槌，“公诉人”“辩护人”“被告人”依次落座，阶梯教室瞬间安静下来。参与角色扮演的孩子们褪去平日的稚气，神情严肃，规范还原了庭审全貌。

庭审教育环节，学生们真正代入了角色，没有刻意的表演，只有发自内心的表达：“公诉人”释法说理时的恳切，“家长”说起孩子时的痛心，“被告人”低头认错的哽咽，深深触动了现场每一个人。一名观摩的人大代表悄然落泪：“这样的法治教育，比空洞的说教有力量多了。”

活动结束后，多名学生围过来分享感悟。穿着人民陪审员服装的少年挤过人群找到我，说出了那句“我也想成为一名检察官”。他告诉我：“以前觉得法律就是书本上的条文，今天坐在法庭上我才发现，它不光是法条，更是守护他人的真实力量。”

作为一名未检检察官，回想这些年的普法经历，我也时常自问：一次普法活动、一堂法治教育课，究竟能改变什么？此刻我找到了答案——我们做的，不过是在孩子们心里种下一颗法治的种子。它或许会在某个角落沉睡一段时间，但总有一天，它会破土而出，长成大树。

“以后我再也不做

这样的傻事了”

邓悦

河南省鹿邑县检察院第五检察部主任

电影《南京照相馆》热映期间，我带小浩（化名）去看了。

看到阿昌、老金等人为了2张通行证相互推让，争相把“活着的机会”让给他人时，我发现小浩的眼眶红了，泪水顺着他的脸颊悄无声息地掉了下来。

我给小浩递过纸巾，没想到他突然开口：“检察官，我以前从来没想过，有人连活着都这么难。我现在能安安稳稳上学，能陪在家人身边，多珍贵啊。以前我傻，觉得帮人打架是讲义气，从来没考虑过我这样做会让我爸妈伤心，会让被害人难受，以后我再也不做这样的傻事了。”

那一刻，我心里暖暖的，知道之前对他的帮教与引导没有白费。

小浩是我办理的一起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案发时，他还是未成年人。案子移送到检察院时，他刚满18岁，是一名在校专科学生。虽然是未成年人犯罪，小浩家人也积极赔偿并取得被害人谅解，但对其诉还是不诉、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到底如何把握，我们犯了难。

根据小浩的犯罪事实和情节以及同案犯的处理情况，我们测算小浩的刑期可能在有期徒刑一年以下。根据《河南省检察机关附条件不起诉工作指引（试行）》，未成年人犯罪诉讼时不满二十周岁，可以适用附条件不起诉。这就有了明确的依据。当然，最终能不能这么办，关键还得看小浩的悔罪态度。

那次观影之后，我又反复找小浩谈心，聊得多了，发现这孩子是真的后悔了，还跟我郑重承诺，要是能给他一次从轻处理的机会，他一定好好读书，努力考专升本，再也不犯浑了。看着他那股真诚劲儿，我打定主意要拉这孩子一把。经层层汇报、召开听证会，最后，我们依法对小浩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并给他设了一年的最长考验期，要求他每个月写一份思想汇报。好在，考验期内，小浩够争气，表现也不错。

一年的考验期很快就到了，我们再次组织了听证会。听证会上，小浩含着泪，把自己这12个月写的思想汇报一字一句地读了出来：

“因为我的底子差，开始学不会的时候，急得半夜偷偷哭，好几次都想放弃，可一想起向检察官作出的承诺，就咬牙坚持了下来。”

“为了生活，爸妈常年在外打工，我就主动要求和爷爷一起下地干活。看着爷爷佝偻的身体，我想只要我多弯一次腰，爷爷就能少弯一次。我陪着爷爷一起干活，汗水和泪水一同滴落，融进脚下的泥土里。”

……

更让人欣慰的是，小浩凭着自己的努力，顺利通过了专升本考试，考上了自己理想的学校。在听证会上，他还说将来也要做一名法律工作者，像我一样，去帮助那些走错路的孩子。

当我郑重宣布不起诉决定的那一刻，小浩深深地向我鞠了一躬，半天都没直起身。看着他眼里的真诚和坚定，我心里猛地一颤，瞬间觉得，这一年来所有的付出，都值了。

“谢谢你让我觉得

自己值得被好好对待”

刘丽丽

广东省广州市检察院四级高级检察官

小乐（化名）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他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小时候，他常常问：“为什么爸爸妈妈不回家陪我？”长辈总告诉他，父母是为了挣钱养家才没法儿陪他的。慢慢地，小乐心里形成了一个认知：“在父母心里，我没有钱重要。”

上初中后，小乐在学校被同学孤立，被嘲笑“没人管”，慢慢变得敏感叛逆，成绩一落千丈。爷爷奶奶无力管教，父母难得回家，一回家便是指责、打骂，从没有人真正在意过他受到的委屈与伤害。面对家人恨铁不成钢的说教与失望的眼神，小乐越发无措。深深的自卑与青春期的倔强糅合在一起，让他在心底认定：自己没人疼、没人爱，根本不值得被好好对待。

初中毕业后，小乐被送到父母身边生活。父母希望他学习维修，有一技之长。但是他觉得维修太累。一次激烈的冲突后，小乐离家出走了。为了证明自己能赚钱、比父母更 “厉害”，他受人引诱，加入了诈骗团伙。他以为自己只是照着话术单打字就能轻松赚钱，却一步步踏入了违法的深渊。

案发后，小乐知道自己又一次把事情搞砸了，即将面对更多的指责、谩骂与失望，于是彻底破罐子破摔，整日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玩手机，谁劝也不听。

案子移送到广州市检察院时，我没有急于跟小乐讲大道理，而是一次次坐下来跟他聊生活，聊喜好，静静倾听他诉说那些从未对父母说过的孤独、积压多年的委屈，以及对他人认可的渴望。之后，我一趟趟上门找他的父母沟通，教他们如何放下指责，好好跟孩子说话，慢慢解开亲子之间的心结，让家重新成为小乐可以依靠的港湾。

考虑到小乐系未成年人、犯罪情节较轻，主观恶性较小，且有悔罪表现，我没有简单地一诉了之，而是依法对他作出了附条件不起诉决定。之后，我们提炼广府文化精神内核，以非遗帮教为抓手，以树人树心为目标，为小乐量身定制靶向帮教方案，引导他发展兴趣、激发潜能、向上向善。

依托广府文化观护帮教基地，我安排非遗传承人“一对一”传授小乐广州揽雕传统技艺，让他在一刀一琢中体会“用时、用神、用心”，在指尖劳作中重拾价值感和生活自信，并培养他吃苦耐劳的品格和坚韧不拔的意志。

案件办结那天，小乐褪去了满身尖锐，局促地给我递来一封信，寥寥数语，却格外真挚：“谢谢你让我觉得自己值得被好好对待！”

那一刻，我感觉所有的奔波、努力和坚持，都有了意义。

从事未检工作多年，我始终认为：作为一名未检检察官，办案的终点，不是一纸起诉或不起诉决定书，而是帮一个孩子找回“自我价值”——小乐终于相信，自己值得被好好对待。而我相信，我们为孩子们做的一切，也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