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我带你去见干妈。”飞机落地已近深夜十一点。母亲在出口接我，未及回家放行李，便一起坐上了车。
路灯像流星般向后掠过，模糊的回忆在脑海中明明灭灭地闪烁。
我的干妈叫晓霞，但我最先想起的是“幸福里”三个字。那是她家小区的名字，听起来像个温和的承诺。许多年前，从老城区坐公交车去那儿要很久，久到年幼的我常常倚着车窗就睡着了。醒来时窗外已经换了天地。
母亲与晓霞的交情，始于三十多年前的厂矿宿舍。两个年轻的姑娘，做饭互相借油盐，休假时结伴搭公交去市里看世界。后来母亲离开厂矿，她们奔走在各自的生计里，见面少了，心却始终离得不远。我出生的时候，晓霞辗转来到医院，将我轻抱入怀。说来也怪，在她臂弯里我竟安安稳稳、不哭不闹，母亲对晓霞笑道：“你就做她干妈吧。”从此，我便有了这位隔着城市却如亲缘般扎根在生命中的干妈。
后来晓霞也成了家，搬进“幸福里”公寓。每逢过年，她总会送来自己熏好的腊肉和腊肠，再往我手里塞一个红包。新旧世纪交替时盖的房子，没有电梯，楼道里沉淀了岁月的暗影。晓霞家在五楼，每次去她家，我都要扶着栏杆爬得微微喘气，而她总能在恰好的时候打开门——暖黄的光涌出，她身影立在门框旁，像一帧被光晕柔化了的旧照片。屋子收拾得干净、温馨，阳台上有她侍弄的绿植。她干活利索，厨房里锅碗交响，不一会儿就能变出满桌子的滚烫慰藉。
两年前，我的外公走了。消息如风，晓霞又转了两趟车，坐了两个小时，出现在我家守丧的老屋。她静静地帮着慌乱的母亲忙前忙后，递茶、叠纸、陪坐无言的长夜，次日清晨又悄然归去。
不久后，母亲退休了。她和晓霞又开始频繁联系。一次通完电话，母亲对我说：“你干妈真能干。”语气里一半是钦佩，一半是心疼。我这才知道，干妈家在经济上出了状况。她不得不在老城区摆摊贴补家用，卖炸洋芋与臭豆腐。
母亲隔三岔五就往那条街跑。起初是顾客，买一份炸洋芋。后来渐渐就坐下了，系起围裙，帮着削皮、串豆腐、递调料盒。两个中年女人，一炸一装，对话在油锅的滋滋声里轻轻漾开，仿佛时间从未从她们之间抽走三十年，她们像又回到了厂矿里。
我们到夜市时，小摊已冷清下来，只剩下两列寂寞的灯箱。母亲拉着我去见晓霞，是想让她也看看，那个她抱过的孩子已经长成大人。
我先对上了一双眼睛，依然明快地亮了一下。我和晓霞都迟疑了几秒，没敢认。
“在这儿！”还是干妈先朝我们挥手，她的声音还是亮而脆的，笑意从眼角皱纹里溢出来。
“晓霞！”“干妈！”母亲和我的声音重叠，在这条安静的路上发出回响。
摊位很干净。我没想到摆了一年的摊子，台面上没有油垢，调料罐整整齐齐，地面也很清爽。
我们坐下，干妈端来炸洋芋和臭豆腐。洋芋软糯微烫，豆腐咬下去也很美味。她忽然问我：“吃甜肠吗？”我摇头，她眼中掠过熟悉的带着调侃的了然：“那淀粉肠呢？”我扑哧笑出声来：“吃！”她也笑了，“我就记得你小时候最爱吃炸火腿肠。”那一瞬间，幸福里五楼门缝透出的暖光，好像又照在了这条街道上。
晓霞还想继续投喂，母亲拉住她的手，两个女人并肩坐下，手叠着手。聊起对面摊位一整晚没怎么开张，晓霞轻叹一声：“生意不好做咯。”话音落下，她却依然带笑。
生活的担子很重，压力落在肩上。
我们同晓霞说抱歉，飞机延误了，这么晚还来打扰。她笑着摆手说没事，正常摆摊要摆到凌晨十二点半，再独自收拾清洗，骑摩托赶回幸福里。
晓霞说起那个家，声音总是上扬的，语气像在念一首诗：阳台上新种了几盆花，楼下的早餐铺豆浆格外浓，邻居们相处得还不错。在她嘴里，那个破旧的小区什么都好。
关于债务，儿子的学费，生活的磨蚀，这些并未黯淡她眼里的光。“儿子模考过线几十分嘞！”“再攒一两年，债就能还清。”“到时候一定来家里，我好好给你们做一桌菜。”
路遥说过：即使最平凡的人，也得要为他那个世界的存在而战斗。是啊，儿子的成绩是晓霞的盼头，债务一天天减少是她的奔头，老朋友的陪伴是她的暖意。别人觉得她苦，她自己却不以为意。
以前，我觉得幸福很远，像幸福里小区，要坐很久的车才能到达。但在这个微风拂过的夜晚，我忽然觉得，幸福似乎也没那么远了。在我咬下的那口淀粉肠的滋味里，在母亲和晓霞闲聊的家常里，在她明明已经疲倦却还明亮的眸子里。
“下次别来摊上了，来家里。”我想象着她彻底告别摊位的那天，高兴地跨上摩托车，往东边驶去。那个方向有一片陈旧的公寓房，有一户阳台上种着花。
平凡的世界，没有一天是平静的。但晓霞住在幸福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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