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温哥华港湾
道明银行（TD Economics）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警告称，加拿大正经历一种缓慢却持续的“无声人才外流”（silent brain drain）。流失的并非普通劳动力，而是最具价值的群体——高技能技术人才、企业家以及STEM领域毕业生。
报告强调，这一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加拿大是否具备吸引人才的能力，而在于无法留住最优秀的人才。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种流失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见”的，因为大量人才通过美国雇主担保签证进入美国，这类临时或半永久路径并不会被传统移民统计所捕捉。
在现有可统计数据中，2023年共有18,590名加拿大居民永久移居美国，其中约30%并非加拿大出生。尽管整体净迁出规模较过去有所下降，但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顶层人才外流”趋势并未改变。
报告直言：“加拿大并非整体被掏空，而是在顶尖人才层面持续外溢。如果这一趋势持续，加拿大将逐渐沦为美国创新经济的人才输送体系。”
“人才中转站”效应正在加剧
加拿大在吸引国际人才接受教育方面仍具优势，但在留住这些人方面却明显乏力。到2024年，在美国劳工认证申请者中，拥有加拿大公民身份且出生于海外的人已占到约60%。
在本土教育体系中，这种流失同样明显。加拿大顶尖大学中，技能水平最高的本土出生学生，其赴美比例约为技能较低群体的两倍。
TD引用Signal49 Research 2025年的研究指出，在长达25年的时间跨度内，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离开加拿大的比例相当高：博士为34%、硕士为32%、本科为24%。
报告认为，这种长期累积的流失正在削弱加拿大通过创新实现经济增长的能力。“高技能人才的流失削弱了管理能力、创业活力以及知识溢出效应，也使得加拿大越来越依赖人口增长，而非生产率提升来维持生活水平。”
企业结构缺陷：中间层“断裂”
除了税收因素，报告还指出，加拿大企业结构本身也在“推走人才”。当前，加拿大缺乏能够承载高成长人才的中型企业。
数据显示，加拿大不足3500家大型企业雇佣了约450万名员工，占总就业人口的34%。相比之下，美国的就业结构更为均衡：仅12%的员工在大型企业工作，57%在小企业，25%在中型企业。
报告认为，美国拥有更多“超级平台型企业”以及高速成长的中小企业，这些企业为高技能人才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TD Economics董事总经理、报告共同作者Francis Fong指出，这一问题并非单纯税收所致，还涉及风险投资不足、高校科研成果商业化能力薄弱，以及监管负担过重等多重结构性因素。
C.D. Howe研究所副总裁Alexandre Laurin也认为，加拿大现行税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成长。他建议，将公司税率从15%下调至10%，或许是恢复竞争力的起点。
高税负削弱吸引力
报告同时指出，加拿大个人所得税结构对高收入人才“缺乏竞争力”。问题不仅在于税率水平，更在于最高边际税率适用门槛明显低于美国。
以购买力调整后计算，加拿大最高税率在约218,460加元时即开始适用。在主要省份中，安省最高边际税率为53.53%，魁省为53.3%，卑诗省为53.5%。
相比之下，美国部分高税州虽然名义税率接近，但适用门槛远高。例如纽约市约52%的最高税率需在年收入达到2500万美元（美元）才适用，加州约50.3%的税率则从100万美元起算。而在德州与佛州等人口净流入州，则完全没有州所得税，最高联邦边际税率为37%。
收入差距同样明显。数据显示，美国科技行业从业者的税前收入中位数比加拿大同行高出约46%。
加拿大纳税人联盟（CTF）联邦主任Franco Terrazzano直言：“当政府用高税收惩罚成功时，我们就会看到更少的成功案例。”
根据美国Tax Foundation 2025年的报告，加拿大在38个OECD国家中，个人税收竞争力排名第27位，公司税排名第22位。
C.D. Howe研究所则在其“Big Bang”改革报告中提出，应将个人所得税档从五档简化为三档，并将安省最高税率下调至46.53%。
不作为的长期代价
Fong指出，推动改革不可避免地需要权衡利益分配。他警告称：“加拿大人可能需要接受一定程度的调整，以重塑税收体系，使国家重新成为创新和生产率增长的中心——而在不到25年前，我们曾是G7中的领先者。”
事实上，这一趋势早已有迹可循。加拿大央行在2024年的研究显示，约40%本应进入收入前1%的加拿大人已经移居美国，而在排名前10%的人群中，也有30%至50%流失。
央行进一步指出，这种“选择性移民”现象，最多可以解释加美两国人均GDP差距的75%，而这一差距在过去十年持续扩大。
长期以来，加拿大在应对顶尖人才流失问题上行动迟缓，其结果已经反映在人均GDP的持续疲弱表现上。
如今，随着“涓滴式流失”逐渐演变为潜在的“结构性趋势”，一个关键问题摆在面前：在局势进一步恶化之前，联邦及各省政府是否准备采取实质性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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