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三点多，太阳还毒着，我刚把一筐子湿衣服晾上铁丝绳，腰还没直起来，就听见婆婆在屋里头扯着嗓子喊：“秀兰啊——你过来一下！”
我手里那件汗衫还滴着水，啪嗒啪嗒砸在水泥地上，溅起一小撮灰。我抹了把额头的汗，闻见自己胳肢窝那股酸味，心里头一阵发堵。
进了堂屋，婆婆正歪在那张老藤椅上，手里摇着蒲扇，脚边放着一筐没剥的毛豆。她头也不抬，下巴往筐子那边一指：“这毛豆你给剥了，晚上你公公想吃毛豆烧肉。”
我“嗯”了一声，蹲下来就剥。竹筐边沿磨得我大腿根生疼，蚊子嗡嗡地往腿肚子上叮。我心里那股火，憋着憋着就冒上来了——我嫁进这个家八年，从早到晚就没歇过。洗衣做饭、喂鸡扫院、伺候公公吃药，哪一样不是我？小姑子月月回来一趟，婆婆能笑得跟朵菊花似的，连茶都亲自端。轮到我，连口热水都得自己倒。
可你要说婆婆刻薄吧，她又不骂我。你要说她苛刻吧，她也没短过我吃穿。她就是那么一种人——使唤起你来，理直气壮，仿佛天经地义。
我老公建国是个老实人，在镇上的水泥厂上班，一个月回来两趟。我跟他抱怨过，他总是搓着手说：“妈年纪大了，你多担待。”担待，担待，我担待了八年了。
那天剥着毛豆，我手指头都剥红了，指甲缝里全是绿汁子。婆婆又开了口：“剥完了把灶台擦一擦，油腻得不像话。还有西屋那床被子，趁着太阳好拿出来晒晒。”
我“嗯”都嗯不出来了，喉咙里像塞了团棉花。
就在这时候，院门“吱呀”一声被推开。我抬头一看，是隔壁的春婶。她一进来就压低了嗓子，神神秘秘地凑到我跟前：“秀兰，你婆婆那点事，你晓得不？”
我一愣：“啥事？”
春婶瞄了一眼堂屋，把我拽到院子角落的枣树下，开口就是一句话——把我整个人给震在了原地。
“你婆婆，”春婶嘬了一口牙花子，“当年嫁过来的时候，可不是你公公明媒正娶的。她是带着你大姑子来的。你大姑子，根本不是你公公亲生的。”
我手里的毛豆“哗啦”一下撒了一地。
春婶接着说：“你婆婆头一个男人在煤窑塌方里没了，她一个寡妇带着丫头，没人要。是你公公他妈心善，看她可怜，才让你公公娶了她。村里这事，老一辈都晓得，就瞒着你们这些后生。”
我脑子里嗡嗡的。怪不得，怪不得大姑子月月跟公公一点都不像，连脾气都不一样。怪不得婆婆这些年在这个家里，腰杆子从来没真正硬过，对小姑子那是捧在手心里疼——那是她带过来的命根子啊。
春婶拍拍我肩膀走了，留我一个人蹲在枣树底下。蝉在头顶上叫得撕心裂肺，我却觉得浑身发凉。
我重新去把毛豆捡起来，一颗一颗放回筐里。再抬头看堂屋里那个摇着蒲扇的老太太，忽然就看出了不一样的东西——她那挺得笔直的背，那不容置疑的腔调，那把家里大小事都攥在手里的劲儿，原来不是嚣张，是怕。
她怕这个家不是她的。她怕一旦她松了手，她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她得使唤人，得当家，得让所有人都听她的——这样她才觉得自己是这屋里的主人。
那天晚上，毛豆烧肉端上桌，公公夹了一筷子，咂咂嘴说：“秀兰这手艺，越来越好了。”婆婆没接话，低头扒饭。我忽然发现，她碗里的肉，全是挑的肥的——瘦的都拨给了公公。
吃完饭，我主动收了碗。婆婆站在灶屋门口，犹豫了半天，开口说：“秀兰，明天那被子……不晒也行，怪沉的。”
我手里的抹布顿了一下。这是八年来，她头一回跟我说“不用做”三个字。
我抬起头，看着她。灯光底下，她头发白了一大片，眼角的褶子像晒干的橘子皮。我忽然想起春婶的话——一个女人，年轻轻守了寡，带着孩子改嫁，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屋檐下熬了一辈子，把所有的不安都熬成了硬气。
我轻声说：“妈，没事，明天我晒，太阳好，晒晒不长虱子。”
她“哦”了一声，转身回屋了。背影有点佝偻。
那一晚我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的虫叫，翻来覆去睡不着。我跟建国通了个电话，没提婆婆的事，只说：“你下次回来，给妈带盒桃酥吧，她牙口不好，爱吃软的。”
建国在那头愣了半天，说：“哎，好。”
人这一辈子啊，谁都有谁的难处。婆婆使唤我，我不痛快，可我现在找到反抗的理由了，却又不想反抗了。不是我软，是我懂了——
这屋里的活儿，总得有人干；这家里的强，也总得有人撑。我年轻，我多担待点，又能怎样呢？
院子里的月亮，亮堂堂地照在那筐已经剥好的毛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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