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许多加拿大人来说，选择成为自雇者，与其说出于创业雄心，不如说更多取决于家庭处境。
我最近一项追踪加拿大人经历婚姻、离婚、生育和丧偶等人生变化的研究发现，重大的家庭转变会让自雇看起来要么更可行，要么几乎遥不可及，这取决于家庭中由谁承担照护责任、由谁负责稳定收入。
自雇是加拿大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加拿大统计局报告显示，到2025年3月，全国有270万名自雇劳动者，占全部劳动者的13.1%。这一群体包括独立承包人、技工、顾问和自由职业者，几乎覆盖经济中的各个行业。
但职业选择很少是孤立发生的，它往往受到照护压力的影响。对许多家庭而言，平衡工作与儿童照护也变得越来越困难。
尽管加拿大提供育儿假保障，近年来也扩大了托育支持，但加拿大统计局2025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在使用托育服务的家长中，有一半表示他们很难找到相关服务。
尤其是自雇，与这些家庭层面的限制密切相关，包括照护需求、收入不确定性，以及受雇员工往往视为理所当然的社会保障缺口。
重大的家庭转变会重塑收入分工、照护需求，以及家庭承受财务风险的能力。结婚、生育、离婚和丧偶，都会改变谁来赚钱、谁来照护，以及一个家庭能够承受多大程度的波动。
婚姻往往意味着收入合并、日常责任分担。为人父母会加重照护负担，减少工作时间安排上的灵活性。离婚和丧偶则可能让家庭失去原本依赖的经济支持或实际帮助。
这些家庭转变会重新安排家庭如何分配时间、管理风险，以及如何在彼此关联的人生中调动资源。但它们对不同人的影响并不相同。同样的人生事件，可能带来截然不同的就业反应，这取决于谁承担照护责任，以及谁的收入被视为维持家庭稳定的支柱。
为考察这一点，我使用了加拿大统计局“成人纵向与国际研究”2012年至2020年的数据。这项全国性调查会长期追踪个人生活变化。我考察了个体在经历上述转变时，进入自雇状态的变化情况。
我发现的最清晰模式之一与婚姻有关。新婚者总体上更可能转向自雇，但这种增长并没有在所有家庭中平均出现。增幅最明显的是伴侣关系中处于次要收入地位的女性。
这些发现表明，婚姻可能增强家庭层面的财务缓冲能力。收入合并和家庭责任分担，可能降低家庭面对短期收入波动时的风险暴露，从而让某些家庭更能承受不确定的工作安排。
但婚姻也会影响家庭中谁的劳动被视为可以调整，谁的收入被期待成为家庭稳定的支柱。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同样的生活转变会在不同家庭中引发如此不同的反应。
生育呈现出更复杂的模式。为人父母会增加照护需求，压缩可支配时间，并提高家庭的经济依赖程度。在这种情况下，自雇可能显得有吸引力，因为它能提供对时间安排更大的掌控。
但自雇也意味着收入不规律、行政事务负担和财务不确定性。我的研究发现，生育后，作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母亲转向自雇的可能性较低。承担更多照护责任的父亲，也呈现出类似模式。
在这两种情况下，更重的照护负担叠加更大的经济压力，似乎都会降低进入自雇这类不确定工作安排的可行性。
不过，当结婚和生育在较短时间内接连发生时，情况又有所不同。与只经历其中一种转变的人相比，在同一时期同时经历这两种转变的人，更可能转向自雇。
这种被压缩的变化窗口，使家庭更少有机会重新安排工作与照护，也让自雇可能成为最具灵活性的出路。离婚和丧偶则显示，失去家庭支持会如何影响人们转向自雇。
离婚会终结家庭内部的资源整合，把原本共同承担的收入、时间和照护安排，重新变成更个人化的责任。这会削弱家庭承受自雇所伴随收入波动的能力。
丧偶也呈现出类似影响。它会打破伴侣共同协调收入获取、家庭事务和日常支持的关系安排。我发现，丧偶与较低的自雇转入概率相关。
在这两种情况下，真正影响人们对哪些工作“可行”的判断，是家庭作为风险共担单位的消失。
家庭转变很少单独发生。人们常常会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结婚、成为父母，并重新安排工作与照护责任，而这些相互重叠的变化会不断累积，进而影响什么样的工作看起来是可行的。
进入自雇状态，是一种家庭层面的结果，取决于家庭在重大人生转变后如何重新分配时间、资源和责任。同一事件会以不同方式重新分配限制与机会，具体取决于家庭中谁承担了哪些责任。
许多人选择为自己工作，并不只是出于个人抱负。这种选择也来自家庭在重大生活变化后，试图重新安排工作、照护和财务责任的过程。
让一些人能够现实地考虑自雇的条件，恰恰会让另一些人难以企及。理解这一点，或许不仅有助于解释谁会进入自雇，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同样的机会，在家庭中的不同位置上看起来会如此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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