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是现代著名文学家、学者，在抗战期间，他冒险抢救了大量文化典籍，其中宋元明清善本就达到一万五千余种。上海书店出版社近期推出的《郑振铎日记（1939年）》为首次整理出版，日记内容详细记录了其买书、编书目、教学、交游等，进一步补充抗战期间文献抢救这一伟大壮举的细节，反映郑振铎为民族救亡图存做出的贡献。
《郑振铎日记（1939年）》郑振铎 著 郑源 郑炜昊 编 上海书店出版社
郑振铎嫡孙郑源在书《序》中介绍，“2023年深秋，上海朵云轩拍卖公司友人告知，他们新近征集到我的祖父郑振铎先生1939年的日记，邀我前去看一看，一方面确认一下其字迹是否确属郑振铎先生手迹，另一方面也请我看看内容是否有涉及个人隐私等不宜公开之信息。闻此消息，我既感惊讶，又难掩兴奋。1939年的上海，正处于危机四伏的‘孤岛’时期，作为郑振铎先生后人，我深知那段岁月在祖父生命中的分量，更明晰这部抗战时期日记所承载的历史厚度。”
郑振铎1939年全年的日记本
上海书店出版社《郑振铎日记（1939年）》内封
“次日，我如期赴约。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取出日记本交付于我，彼时内心激荡之情难以言表。手捧这本厚重的日记，思绪瞬间穿越时空，重回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孤岛’时期的上海局势动荡，这本日记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我用略显颤抖的手翻开泛黄的纸页，祖父熟悉的钢笔字迹即刻映入眼帘；扉页之上，其署名‘西谛’清晰可辨。”
值得注意的是台历散页的粘贴——标注1月1日的散页粘贴于日记本1月2日位置，1月2日的散页贴于1月3日位置，依此类推。起初郑源颇为困惑，直至翻阅至6月11日页面，见粘贴的散页记录着他父亲两周岁生日：“今日为贝贝二周岁生日……”而郑源的父亲实际生日为6月10日；再核对1939年大年“初一”为2月19日，台历散页中相关记录却粘贴于2月20日，至此郑源始得豁然明白：所有书写于台历散页的日记，均是记录在后一日台历的背面。
日记内页
为佐证此判断，郑源归家后又查阅了祖父郑振铎友人的日记史料。如《王伯祥日记》1月21日记载：“散馆后，与调（徐调孚）、村（章雪村）偕归，即过丏尊（夏丏尊）同赴东华（傅东华）、振铎之约。盖振铎具酒，东华具肴，即在东华寓所宴集也。”而郑振铎日记中关于此次傅东华家聚餐的记录，赫然见于1月22日的台历散页：“六时许，到东华家喝酒。同座者有何（何炳松）、王（王伯祥）及开明诸友。谈甚畅。十一时半始归。”据此，郑源有充分理由推测，祖父习惯于次日上午记录前一日事情，故形成台历散页的特殊粘贴规律。
彼时，郑振铎居住于静安寺东庙弄44号（今愚园路67弄44号），郑源岳父高梦旦先生家位于胶州路合丰里1027号。“孤岛”时期局势险恶，当郑振铎预感有风险时，常暂居高家避祸，日记本平时亦随之存于高家。因此，1939年日记中，台历散页部分为居于东庙弄时所写，而居于高家期间的记录则直接写于日记本内。
郑振铎上海寓所——愚园路东庙弄44号（愚园路67弄44号）。从1936年至1949年，他的家一直在这里。1950年后郑振铎的妹妹一家仍然居住于此。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拆除。
郑振铎上海寓所——愚园路东庙弄44号（愚园路67弄44号）。从1936年至1949年，他的家一直在这里。1950年后郑振铎的妹妹一家仍然居住于此。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拆除。
这本日记为人们打开一扇窗，窥见在民族危难之际，一群手无寸铁的文化人是如何以笔为剑，以纸为阵，进行着一场无声而坚韧的文化保卫战，为人们进一步了解郑振铎在“孤岛”上海坚持文化救亡的历程，提供了最为真实、直接的史料支撑。从这部1939年日记可见，郑振铎秉持每日记日记的习惯，且对每一页记录均精心保存——即便是台历散页，亦细心粘贴于日记本对应日期页，全年365天无一日空缺，完整性实属罕见。
郑振铎
据现有记录，郑振铎最早的日记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其赴欧洲避难期间所著的《欧行日记》。该日记于1934年10月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但仅收录1927年5月21日至8月31日的内容，正如郑振铎所言“半部之半”。当时因数次搬家，以及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日军轰炸上海商务印书馆，郑振铎位于东宝兴路的居所遭日军刀劈斧砍，损失惨重。在颠沛流离的慌乱之中，郑振铎大部分日记原稿散失，仅余四分之一被家人悉心珍藏，历经劫难得以留存。郑振铎对此格外珍视，却也忧心若再遇浩劫，剩余原稿或将重蹈覆辙。恰逢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向其索稿，为避免原稿再遭损失，亦为赚取稿酬维持家用，郑振铎遂将剩余日记交付出版，即今日所见之《欧行日记》。
郑源说：“祖父1927年5月以前的日记至今尚未发现，1928年2月29日至1939年间长达十年的日记亦告缺失；1946年、1950年至1952年的全年日记同样未见留存。目前已发现的祖父日记中，除这部新发现的1939年日记外，其余均收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2006年，经陈福康教授整理，《郑振铎日记全编》出版发行，然所谓‘全编’，实则仅为其一生日记的一小部分。此次1939年日记的发现，恰好弥补了祖父在上海‘孤岛’时期部分日常记录的空白。衷心期盼那些尚未发现的日记仍存于天壤之间，未来能有更多惊喜发现。”
日记内页
当读者打开这本《日记》会发现，1939年，郑振铎观看了大量外国原文电影，据统计全年观影达182场，有时一日竟达两三场。这些电影多为英文原版，郑振铎精通英文，故日记中电影名称均以英文书写。得益于自身英文基础，郑源在翻译这些英文电影名称时未遇明显困难。
郑源表示：“我要特别感谢那位将这本小小的日记本悉心保管八十余载的人士及其家族——这背后是三代乃至四代人的坚守，殊为不易。期盼本书的出版，能助力世人更深入地了解那段特殊的历史，铭记在危机四伏的‘孤岛’之上，始终有人为守护文化尊严与民族未来，点亮着不灭的精神之光。”
《郑振铎日记（1939年）》编者郑源，郑振铎嫡孙，民进郑振铎研究会顾问、福州郑振铎纪念馆名誉馆长。另一位编者郑炜昊，郑振铎曾孙，青年历史学者，策展人，民进郑振铎研究会副会长，商务印书馆馆史讲解员，暨南大学振铎班校外学术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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