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最后的侨批代书人：阿嬷们的音容笑貌，总在眼前|书信|代书人|侨批|泉州|翻译|闽南

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

《给阿嬷的情书》无疑是近年来最受欢迎、热度也最高的影片之一。它把那段“过番”往事拉回公众视线，令无数人为之动容。

当年“过番”浪潮中，大批潮汕、闽南男性为求生计，乘船远赴南洋。留在家乡的妻子，既要侍奉公婆，又要抚养儿女，她们被称为“番客婶”，日子在无边的守望中慢慢熬过。《给阿嬷的情书》里的叶淑柔，正是无数番客婶命运的缩影。丈夫离去后，她独自耕田、拉扯孩子，仅靠一封封侨批（后期的实际寄出人是另一位女性谢南枝）撑着心底那份念想。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2026）剧照。

现实中的番客婶，她们中许多人的一生比电影更加坎坷，也更不为人知。由于大多不识字，收到南洋来信需请人代读，想回信也要找人代写。此时，代书先生便成了连接侨乡与南洋的要紧桥梁。他们摆一张小桌，执一支笔，把番客婶的零碎心事转为纸上的文字。功底到家的代书先生，能写出古雅而简洁的信，既道出她们说出口的话，也点破她们藏在心底的意思。

福建泉州人姜明典，就是这样一位代书先生。20世纪60年代，十六七岁的他便骑着自行车下乡，替番客婶们写信。他用词考究，还自学英文，帮着翻译信封上的地址。如今年过七旬，他仍坚持每天出摊，在泉州石狮城里一处停车场入口支起小桌。今年5月中旬，他应邀来北京参加《给阿嬷的情书》的观影活动，这也是他第一次走出泉州。

典在他的小摊上。刁乐妍摄

下文作者是姜明典口述的整理人。受本刊之托，姜先生在北京期间，作者与他再次深谈，听他讲述上世纪为番客婶代书的往事。那一封封信里，有她们未说出的牵挂，有她们藏在日常里的坚韧，也有她们终究没能等来答案的问询。

撰文｜刘丹亭

代书先生第一次走出泉州

2025年11月，我接到一份特殊的工作，前往泉州下辖的石狮市，采访泉州地区最后一位侨批代书先生。他名叫姜明典，十六七岁起替人写侨批，至今已逾六十年。他撰写的侨批难以计数，接触过晋江半岛上千个侨眷家庭，对于他们的悲欢离合记忆犹新。我的任务是聆听他的讲述，再将讲述整理成书。

此前我从没到过福建，对侨批一无所知，待在石狮的四十多天中，我每天跟在姜老先生身边，待在他位于人民路联谊商厦地下车库门口的小摊子上。我听他追忆往事，讲述一个个华侨家庭的悲欢离合；我也亲眼看见一位位客户带着种种问题和困难匆匆而来，请这位见多识广的老先生出谋划策——他是石狮地界有名的万事通。采访之外的时光，我在租住的古厝中望天、逗猫，徜徉在极具闽南生活气息的民生路和古老的八卦街上，吃着花样繁多的石狮小吃，听着柔软的闽南话……我深深爱上了闽南，对侨批的理解也从博物馆展板上的定义“侨批，是海外华侨通过民间渠道及金融、邮政机构寄给国内眷属的附有汇款的书信及其回文的统称，是一种‘信汇合一’的载体”，逐渐走向具象、鲜活。

12月底，采访告一段落，我与姜老先生依依惜别，回北京开始了书稿撰写。我俩常互通电话，他总会第一时间告诉我小摊上发生了什么新鲜事。今年5月，他告诉我一个喜讯——他受邀参加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相关活动，马上要来北京了。

我已经看过这部电影了，尽管电影的舞台在潮汕，但其中的人情风物、颠沛流离，与我在闽南的所见所闻相互映照，令我感到亲切而熟悉。闽南人把去海外谋生的男人叫作番客，他们的妻子就是番客婶。在石狮采访期间，我听了太多像叶淑柔这样的番客婶的故事，也有幸接触了一些当事人，我深知那种等待终生的滋味。这一切和银幕中上演的悲欢交织在一起，坐在影院中的我，根本分不清自己是为谁而泪流不止。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2026）里，等待请代书先生给家乡写侨批的人们。

姜老先生说过，他从十来岁下乡开始撰写侨批，接触得最多的就是番客婶。我特别想听听他对电影的见解、讲讲番客婶的故事。恰逢这趟北京之旅，我和他约好要当面进行专访。

这是姜老先生生平第一次走出泉州。过去他跟我感叹过好几次，自己没来过北京。我们去南站接他，他看着车窗外的风景，感叹了一声：“北京就是这个样子啊！”次日，他一早打电话给我，说他刚去了街边早点摊，“味道实在太一般了！”（笑）比起石狮那座充满美食、烟火气息和人情味的小城，北京着实有些寡淡无味。他也没时间去任何景点游览，一拨拨媒体、记者的采访、邀约令他应接不暇，他一遍遍讲述着和侨批有关的前尘往事。

当晚，我们一起去参加电影活动，这是六十多年来他头一次看电影。倪萍在现场对他进行采访，当被问到如何评价电影时，他回答说：“毛骨悚然。”台下观众笑了起来，我却知道这四个字背后的意味：姜老先生记忆中那些情绪、感受全都被再次激活，如惊涛骇浪般向他席卷而来。活动结束后，他很激动地对我说，这两个小时里，他回忆起十几个版本的番客婶故事。

而我们的对话，也从他记忆中的番客婶谈起。

命运的不同版本

“番客婶的人生就是同一种命运的不同版本，有些人比较幸运，有些人不那么走运。”侨批代书先生姜明典这样说道。姜明典如今七十七岁，几十年来，他守着自己在石狮市人民路上的小摊，生怕错过任何一位来找他的客人。这次北京之行，是他首度走出泉州，也第一次有机会亲自把关于侨批、关于番客婶的故事带出泉州。他随身带着自己这些年收集的部分侨批，随时准备为大家展示。

典介绍他收集的部分侨批。新京报记者罗东摄

姜明典经常被媒体称作“最后的代书人”，在泉州，乃至整个闽南地区，代书人这个行业已几近消亡。随着社会的高度发展，骨肉分离、天各一方的情况不再常见，人们也有了更便捷的实时通讯方式，这个时代看似不再需要代书人，而他们最后一批顾客——那些上了年纪的番客、番客婶，绝大多数都已离世。姜明典说起这些日子他常做的一个梦，梦里他又回到青年时代，下乡去找老客户写信，可熟悉的番客婶都不知哪儿去了，他焦急地四处打听，得知她们不在人世了……梦醒以后，他有些伤感，除自己外，恐怕没有几个人熟知那些番客婶的生活与命运了。1967年，十七八岁的姜明典子承父业，成为代书先生，之后的十年里，他每天骑着一辆租来的破自行车，奔走在晋江半岛的各个村镇之间，挨家挨户敲门，询问是否要撰写侨批。那时他最重要的客户群体，就是番客婶。

“龙湖镇后溪村有一位姓蔡的番客婶，我对她印象最深。”姜明典追忆着往事。下乡写信的过程中，他当真遇到过和《给阿嬷的情书》中的故事类似的情形。

彼时，姜明典将下乡线路分为东南北三条线，走完线路上所有村庄，正好要一个月。初下乡时，父亲给他写了一张熟客名单，让他按名单去找人。不过他很快就开拓了“市场”，每到一个村子，他会拜访各家各户，打听有无写侨批的需求。也是这个缘故，他误打误撞结识了一位蔡姓番客婶。她独自住在一座大宅里，姜明典至今还记得与她的初次相遇，“她穿得很端庄，笑着对我说：‘年轻人，我不需要写信。我以前也上过学。’她说自己常和在菲律宾的丈夫通信，还搬了好几本古籍给我看。那时书很珍贵，我向她借了两本，一本是《女子尺牍》，另一本是什么不记得了。等下次去后溪村，两本书我都看完了，一起还给她。她很高兴，夸我守信。” 这位番客婶虽不写信，姜明典还是常探望她，聊聊家常，问问她丈夫有没有寄信回来。

其实，全后溪村都知道，蔡姓番客婶的丈夫早就死了。据说，他在20世纪40年代参加了菲律宾的抗日活动，被日寇杀害。可番客婶一直认为丈夫还好好活着，她寄出的书信里全是思念与期盼，而与她鱼雁往复的，是她同在菲律宾的儿子。长久以来，他一直以父亲的口吻给母亲回信、汇款。

几年后的一天，姜明典如常来到后溪村，蔡姓番客婶叫住了他。这些年她苍老了不少，头发披散，讲话也不时颠三倒四的。她对姜明典说：年轻人，你很乖，我现在头脑不清楚了，你来帮我给我丈夫写封信吧。姜明典拿出纸笔，番客婶沉默不语，而他提笔写下：坐令红粉青衫，转眼老去。春花秋月，等闲虚度……番客婶露出了笑容，拿了两毛钱给他。那之后，她不时叫姜明典来写信，直到1977年，他不再下乡。不久后，他听说了这位番客婶去世的消息……

每每提起番客婶，姜明典总会唏嘘，他认为，番客婶是近现代女性中最杰出、最坚韧的群体，她们含辛茹苦，独自承受孤独，可苦守一世，几乎都是空等。出外的番客99%都会客死他乡，许许多多番客更是缔结了“两头婚”——在国内和国外各有一位妻子。这种现今看来畸形的关系，当年却并不罕见。“交番婆”（即在海外娶妻）不仅满足了身在异乡的番客的情感需求，更是一种现实的考量。“我们闽南有种说法：番客娶了当地的女子，生意才好做。这也是给自己找理由吧。”他提起20世纪50年代菲律宾出台的零售商菲化案，它规定零售业务只有菲律宾公民才能做。华侨如果不通过结婚快速拿到身份，根本别想插手零售生意。

纪录片《海那边：潮汕侨批》（2018）画面。

由于感情、经济、交通诸多方面的原因，大多数番客一辈子没回过几次故乡，终其一生，也见不到妻子几面。姜明典听过、见过太多这样的事：当年番客出外，妻子年轻靓丽；等再见时，她已是满头花白的老太太。番客婶虚度青春、深居简出，那些长相尤为美丽的番客婶，只有在女伴的陪同下才会出门，生怕传出闲话。她们熬到暮年，如果丈夫有心能回来看看，捎回“几大件”，她们便心满意足、面上有光，觉得一辈子的苦等都有了回报。

在姜明典看来，番客婶一生最看重的就是荣耀和脸面，苦和难都吞到肚子里，强颜欢笑也要撑起家的门面。但也正因如此，番客婶对身边人往往慷慨大方，别人有苦难、村里遇到大事，她们也会倾己所有地帮扶。姜明典有位老番客婶客户，名叫邬甲，她的儿子在南洋发迹，成了一方巨富。邬甲经常叫姜明典写信给儿子，今天说“某某要娶儿媳妇，他家穷，你寄一千块给他”，明天说“某某堂弟病了，家庭潦倒，你寄两千块”。等姜明典帮她写好信，她又抱歉一笑，“今天没钱，以后再给你。”她手头的钱全都散给了身边人，自己反而无钱可用了。

“闽南人称呼番客婶‘好额’（相当于富婆），可人们又说，不要羡慕她们，她们花的都是当夫卖儿钱。把丈夫当给番婆，把儿子卖给别人家。这些都是用两地分居、骨肉分离换来的辛酸血泪钱。”说到这里，姜明典颇为感慨。但能够成为当夫卖儿的好额，已是番客婶当中的幸运者。许许多多番客婶都曾对姜明典抱怨过类似的话：“老头子没良心，一年只寄两封侨批，一次一百块，你叫我怎么过日子？”姜明典于是替她们写下：“汲长绠短，捉襟见肘，手头空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还会引用项羽的名言，劝番客回国团聚，“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然而，书信寄出，常常石沉大海。当年番客婶多数都缠过足，父母原本期望她们借此高嫁，可一旦丈夫音信断绝、家庭无以为继，她们也只有拖着变形的双足去苦干挣工分。姜明典亲眼见过烫着头、身着光鲜花衣的番客婶们，在地里干农活、捡拾柴火。

即便丈夫另有家庭、杳无音信，自己失去生活来源，番客婶也几乎不会考虑离婚这个选择，她们还是照样伺候婆母、养育孩子，独自咽下所有辛酸。姜明典只见过一个例外：一位老番客婶在抗日战争中与丈夫失去了联系，她带着女儿，实在走投无路，改嫁了她人。此后半生，她处于极度的煎熬中，后来实在耐不住，偷偷抄来前夫现在的地址，请姜明典以她女儿的名义写信问候。然而她并没有获得丝毫慰藉，她等着盼着，前夫却没有回复一个字。

她没做错什么，可就是一辈子抬不起头来。自从嫁给番客的那天起，番客婶便只能按照那条既定的人生路线走下去，不能回头，不能有任何差池……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2026）剧照。

出路和归宿

尽管当年不过二十来岁，姜明典也能深切地感受到番客婶们不能言说的绝望和凄凉。他多次提起莲塘村有位常找他写信的阿婆，她外出的丈夫很少寄钱回来，生活极为清苦。姜明典每次去她家写信，都得趴在灶脚（厨房）的小饭桌上，因为她家里连一张像样的桌子也没有。有一回，他见她下地回来做饭，戴着草帽钻进炉膛，从里面扒出草灰，整个人满头满脸的灰尘。按说代书先生不能过问别人的家事，可他还是忍不住劝道：“阿婆，这样下去不行，人生短暂，你得想想出路。”

番客婶的出路在哪儿呢？

“文革”结束后，中断十年的出境之路重新开放，之前找姜明典写信的番客婶纷纷涌来，请他帮忙填写申请前往香港的文件。大批头脑活跃、敢想敢闯的番客婶意识到自己不再只有伺候婆母、空等一生这种选择，她们或者打定主意去海外寻夫，或者到香港打份零工，用收入补贴娘家和婆家。按照政策，番客婶只要提供五张来自丈夫的书信和十张汇款单，证明自己要前往国外与丈夫团聚，就可以到当地侨务股申请赴港。对于那些丈夫音信全无，或者早早离世的，姜明典也会给番客婶出主意——教她们在海外的其他亲眷以丈夫的名义写信、汇款回来。有时他甚至帮忙写好了信，海外家人只要原样寄回即可。

找姜明典填写申请表的番客婶有上万人之多，据姜明典所知，被批准赴港的番客婶中，只有极少数最终前往海外与丈夫团聚。事实上，大多数番客婶心知肚明，丈夫身边根本没有自己的位置。他们要么自己还在为生计挣扎，根本无暇他顾，要么早就另外组建了家庭。姜明典太太的外婆也是一位远走香港的番客婶。她的丈夫早早去了菲律宾，留下她一个人在家照顾婆婆和女儿。后来，丈夫另娶了菲律宾妻子，还把他们生下的儿子送回家乡交给她抚养。她把孩子们拉扯成人后，也去过菲律宾，可发现根本没有自己的立足之处，于是转而定居香港，一把年纪去工厂打工，用血汗钱补贴子女的生活。在家人记忆里，外婆是一位非常独立、现代的女性，她到了老年依然优雅、美丽，烫着鬈发，喝着可口可乐，抽“YSL”香烟，头脑清醒、思想开明。她晚年回故乡养老，全家四世同堂，晚辈都十分孝顺；然而，作为番客婶，她最终也没有等来大团圆结局。她的丈夫于迟暮之年决定回乡探亲，或是因为兴奋，或是因为近乡情怯，他在收拾行李时猝死，最后也没能与外婆团聚……

而今，香港特区政府制定了相关政策，给予从香港退休、返回闽南故乡的老人每月四千余元养老金。无数操劳一生的番客婶，得以回到故乡安享晚年，她们中的一些人召唤回了在海外漂泊了大半辈子的丈夫。按说这也算得上圆满了，可姜明典见过太多老夫妻分居一生，好不容易在家乡团聚，其中一方就匆匆撒手人寰。还有另一些老番客，回乡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抛下另一边的家庭。正看是喜剧，反看则是悲剧。姜明典接待过一些回乡定居的老番客，他们老态龙钟、颤巍巍地找他代笔往南洋写信，张口竟是满嘴情话。姜明典打趣说：“哎呀，你在那边还有个‘dear’呢！”对方回答：“对对，我那边有生意，打理不过来，让她帮忙处理。”

在姜明典的叙述中，他接触过的老一辈番客都具有两面性。对外，他们光明磊落，重情重义，令人敬佩。“他们特别有家国情怀、忠孝仁义，现在人比不上他们。他们最慷慨、最乐于助人，不管村里有什么事，只要一封信过去，他们的钱就来了。”姜明典说道。闽南番客在海外筚路蓝缕，打拼出一番天地，但他们心系故土，愿意出钱出力。他们建设家乡、捐献学校、热心公益，出钱赡养老人、培养青年，扶助初到海外的同乡。因此，老番客在家乡极有威信，说话也格外有分量。姜明典记得一件事：20世纪70年代，石狮周边有六个村子为争抢水源结怨，进而发展为械斗。此事传到海外，六个村子的海外同乡会统一寄信调解，表示如果械斗继续，他们将断绝给家乡的一切资金支持。械斗就此停息。

然而，老番客们虽忠能勤事，却也心如铁石，他们亏欠故乡的妻儿太多。他们取得的成就、获得的名声、积累的财富，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用番客婶们的牺牲换来的。他们对他人慷慨、仁义，对妻子却往往做不到关怀、体谅，甚至有时连忠诚都是奢求。姜明典提起一位老番客，他在菲律宾摆摊贩卖蔬菜，做的是小本生意，挣的也是辛苦钱，可每每村里有事，比如兴办学校，他总第一个出头，“我出五千块！”其他更富有、更发达的同乡，见他做了表率，唯有出资更多。他在故乡颇具声望，每次回家探亲，小学校的腰鼓队都会出村迎接他。然而，他的妻子却常常抱怨：“老家伙一直不给我寄家费！”

保存的20世纪80年代的侨汇单。

《给阿嬷的情书》中有一个十分打动观众的情节：番客木生死后，朋友南枝烧掉讣告，替他给妻子淑柔写了一封平安批。姜明典对此却颇有微词，“那封信的开头写的是‘淑柔我妻’，要我说，这不合适。”写侨批六十年，他始终记得父亲的教诲——信要写得有规矩，有章法，不能乱写。

1965年，姜明典初中毕业，没有被任何一所高中录取。他的父亲曾于1945年远赴台湾省，在一所小学执教了一段时间，这一经历后来成了他无法抹除的污点。“只要有运动，他就写材料交代历史问题。”姜明典苦笑。姜父最终被单位开除，成绩优异的姜明典也因出身问题，失去了继续求学的机会。姜父失业后，去街头摆摊，改行做了代书先生。

闽南地区自明清起便有大批青壮年远赴海外，他们身上肩负着家族的生计，而侨批则是将他们和祖国、故乡、亲人紧紧相连的纽带。侨批具有信汇合一的性质，身在海外的番客通过当地的侨批馆，将钱汇出，并附上书信。而国内的侨批馆，则负责分发书信和钱款。新中国成立前，侨批馆各自为营。新中国成立后，它们统一被划归中国银行管理。侨批的盛行催生了侨批代书人这个行业，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石狮共有代书先生二三十位，他们由公安局特营科管理，统一租房营业。生意好的时候，代书人一天能挣几块钱，也算得上高收入。

姜明典辍学后，一度意气消沉，母亲劝他不要放弃，继续在家自学古文和英语。母亲曾当过老师，常亲自指导他学习。姜明典买回高中课本，苦读一年多，认为自己掌握得差不多了。那时他还有三个弟弟妹妹，家里经济紧张，他看不到别的出路，便决定也去做代书先生。母亲叫他写一封侨批给自己看，他以妻子的口吻写了一封给丈夫的信。母亲看过频频点头，他撰写侨批的生涯从此开始。

当年使用过的英语教材。

起初，他和父亲一起上街摆摊，但顾客寥寥。母亲说：“大家觉得只有老先生才懂‘之乎者也’，你嘴上没有胡子，没人愿意找你。你还是下乡去写吧。”母亲帮他租了一辆没有后架的自行车，租金每月十元。姜明典每天一大早骑车出门，风雨无阻。他唯一的伙伴是一个黑色人造革包，里面放着钢笔、毛笔、纯蓝墨水、信笺、信封、《袖珍汉英词典》和用来跟老乡换蒸红薯的白米。他的生意不错，一两周就会用完一瓶墨水。请他写信的价格分为一毛、两毛、三毛。一毛是写往香港的，两毛是写往南洋以及更远目的地的；要是需要翻译地址，就多收一毛钱。比起其他代书先生，姜明典有一个巨大的优势，他会英语，尤其擅长翻译和拼写。当时，海外地址多是在亲戚间口耳相传的，书信常因地址翻译不清而无法寄到。不少人在姜明典的帮助下，联系上了失散多年的亲人。

时期的姜明典。

姜明典虽然年少，却很受番客婶们的尊敬。在下乡的十年里，姜明典无数次走进番客婶的家，有些番客婶年纪尚轻，身边常年没有男眷，姜明典的母亲曾特意叮嘱他，一定要格外注意，不要招惹闲话。那时这些番客婶门前都会挂竹帘，他要先把帘子挑起或卷到一边，才走进房间。来往久了，番客婶们都愿意和他谈几句知心话，老番客婶尤其疼爱他，总会请他吃海鲜面线糊，逢年过节给他包红包，还有阿婆硬要送他两枚“袁大头”，被他婉拒了。

代写侨批是一门学问，侨批要用古雅的文字撰写，称呼、格式有颇多讲究。“《给阿嬷的情书》里，木生每次给淑柔写信，开头都是‘淑柔我妻’，这不对。对妻子要称呼贤荆、爱卿，还得加上敬语，比如‘芳鉴’‘如晤’‘青睐’。要是写给长辈，那又不一样了，得写成‘某某大人膝下’‘某某兄长大鉴’。”说起这些，姜明典如数家珍。每逢撰写侨批，他总是非常郑重、谨慎。按规矩，侨批的正文要问候对方近况，告知收到汇款或包裹，叙述家中祭祀、起厝（盖房）等大事，再委婉提出请求（希望寄钱或物资来补贴家用）。侨批能写什么，不能写什么，也是一门学问。当时，国际形势较为紧张，因此不能透露太多国内的信息。

彼时，各国的对华政策、对待侨汇的态度不同，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侨批馆是合法的、公开的，华侨可以光明正大地向故乡汇钱。但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缅甸，侨批馆被政府严格管控，只能暗中运转。为了避开审查，代书先生会在回批中用一些隐语来替代银钱。举个例子，你定居菲律宾的家人寄来五百元，你要在回批里告诉他们“收到五担大米”“收到五百颗补药丸”，又或者“五伯公到家”。时至今日，姜明典在帮客户写信时，还沿袭着使用隐语的传统。

上述这些都是有章可循的，真正难的是如何帮番客婶传递心声。番客婶把姜明典叫进家门，往往什么也不说，更不要提自主地表达。她们想倾诉的一切，全靠姜明典自己揣摩。“那时我还没结婚，但我很理解她们，”姜明典回忆着，“有些番客婶跟我说；‘我是真不愿意写信，写起来就伤心。’” 可在她们的信中，一点露骨的表达都不会有，她们跟丈夫谈的基本都是经济，很少说到感情。“像电影里那种直白的情话现实中是没有的，十个番客婶，九个不会谈感情，还有一个会骂男人。”代书先生是番客婶的知心人，姜明典聆听她们的抱怨和叹息，听她们诉说自己命苦、被父母错嫁、被丈夫辜负。姜明典于是一次次在信里写下：乡关一去，各自东西；对月临风，辗转五更；秋水伊人，怎不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