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天津日报）
转自：天津日报
将书写付诸纸张，有一种情调叫花笺。那是尺素泛起的美学畅想，是彩云对雁行成阵的衬托，那是文房风雅、楮间趣味，演绎毛颖线条与印版图案的耳鬓厮磨。既是可供案头翻阅的谱册，又是能够装进信封的单页，是文化人的文化。
信笺诗笺，那些染着色的、印着图的笺纸，风格样式在漫漫时光里传承和发展，鲁迅先生有语“《文美斋笺谱》时代”（1933年2月5日《致郑振铎信》），认为天津文美斋的出品代表了笺谱的一个时代。
“笺谱”二字，印有图画题字的笺纸整理汇编起来，是为“谱”；那么，“笺”呢？
甲骨文又称契文，为刻写。及至进步到笔墨与简帛结缘的书写，竹简木牍取材植物体，尺寸有限，长篇大论的撰述要靠韦编成册。有阅读者削制小竹片，随读随记，写下批注，系于简策，称为“笺”。至于帛，人工织物，幅面没有简牍的局限，战国帛书不小，西汉帛画更大。造纸术发明，为书写制备材料，尺幅沿袭帛的风范。大纸榜书，自是气派；鸿篇满纸，尽可挥洒；然而，窄纸短札，小有小的便利和风致——裁取既精，名称也雅，就用了这个“笺”字。
由此，“文房四宝”派生出笺纸这一门类，还伴着佳话——女校书创制“薛涛笺”。唐代《资暇集》记成都这位女诗人，“好制小诗，惜其幅大，不欲长，乃命匠人狭小之”。蜀中才子“既以为便”，效法制作，名为“薛涛笺”。其实，早于隋唐，南朝徐陵《〈玉台新咏〉序》已言及：“五色花笺，河北胶东之纸。”明代《事物考》的溯源，认为十六国后赵“石季龙写诏用五色纸，盖笺纸之制也”。这些文字勾勒的脉络，是以染色为主要工艺的制笺，元代《笺纸谱》说薛涛：“侨止百花潭，躬撰深红小彩笺，裁书供吟，献酬贤杰，时谓之‘薛涛笺’。”
给笺纸带来面貌变化的，是明代版画艺术的兴盛。版画初见于唐代佛经画像，至宋时，“纂图互注”的书籍、“印卖门神”的年画，题材拓展；至明代，版画不仅以戏曲小说插图等多种大众化形式流传，还在完成通俗版画向文人画的转变。在此背景下，明末版画艺术于信笺诗笺的呈现，就有了天启年《萝轩变古笺谱》，有了崇祯年开刻的《十竹斋笺谱》。笺纸留史痕，关乎美术史、印刷工艺史，也关乎社会生活史。对津沽来说，明季还是杨柳青木版年画的发轫时期。
以上材料或可粗略构成一个坐标，为“《文美斋笺谱》时代”的位置提供时间线。
“《文美斋笺谱》时代”，不妨视为近代天津城市人文景观的一抹亮色。河海通津，得区位优势，这里本就是运河航海交通枢纽，是长芦盐业产销中心，开埠通商、洋务运动，城市体量拓展，文化消费也增。海船驶进大沽口，使京津成为南方纸业的重要市场。津地的南纸局大都印售笺纸，新近出版的《天津笺谱》一书编纂者之一龚绶先生谈笺谱，列举字号有宜雅斋、宝文斋、同文仁记、士宝斋、文华斋、瑞芝阁等，文美斋是其中佼佼者。
文美斋店铺开在城北门外、与估衣街相连的锅店街上，这一带老街商贾聚集，旺铺栉比。文美斋由江西游氏人家创办，游氏请同乡陈孚恩题写牌匾。陈孚恩出身于“一门七进士”的望族，道光初年入仕，曾官刑部尚书，为“晚清四书家”之一。
将文美斋做大做强的是曾在店里学徒的焦书卿。清咸丰八年（1858年），17岁的焦书卿拜师入店，出师后留在文美斋。同治末年（1874年），店主游氏拟将店铺盘出。有接盘者提出条件，须留用焦书卿主理店务，被焦书卿回绝。他为自己的入行而感恩，表示“与游家共休戚，无游氏吾不为”，并借贷入股，以壮大资金实力，谋求发展，担起总司经营的掌柜责任。文美斋的营销，以诚信为至要，保货品质量上乘，待顾客蔼蔼春风，“运精密之思”而筹划经营，渐渐形成名店效应。光绪中叶，增售书籍，辅以印刷。邀名家为笺纸创作图稿，精刻精印，打造出文美斋这个影响巨大的品牌。近代教育家严修曾回忆，入仕翰林院时，官署文牍用纸，都用文美斋的售品。庚子灾祸，文美斋挺了过来。山东巡抚周馥聘请焦书卿经办省官书局。文美斋在济南开了分店，后来又于开封于张家口设分号。
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山东全省官书局书目》所载《文美斋主人焦书卿识》，1921年严修所撰《焦书卿先生八十寿言》，是如今了解文美斋的第一手材料。
收藏笺谱，珍藏着“《文美斋笺谱》时代”的，有书法家、天津市文史研究馆特邀馆员龚望先生，所藏是先生祖父晓山公传下来的。津门龚家已逾两甲子的收藏故事，由济南文美斋分店开始。
龚晓山，清代廪膳生，授修职郎，学问博洽，擅长书联，与文美斋主人焦书卿交往过从。1903年，晓山公随山东学政幕次襄校，来到济南，日记多次涉及文美斋、官书局和焦书卿。十一月初六日记：“书局请吃饭，大醉，取松年画笺、张兆祥百花笺、钱吉生七十二候笺，均未问价。”这是天津笺谱一条重要史料。
晓山公日记与笺谱，历经风风雨雨，一并保留至今，实在是书香门第的一桩佳话。龚望乡贤的哲嗣龚绶先生对这些藏品视若拱璧，并且收藏有所增，研究有所得。多年前，龚绶先生完成《天津笺谱》编选。笔者拜访时，先生以自己的工作成果见示，包括晓山公日记，还有整理笺谱时发现的严修《焦书卿先生八十寿言》印页。这些材料在《天津文史》杂志刊发，为研究者所瞩目。
天津人民出版社慧眼识珍，决定以宣纸线装版形式印行这部笺谱。八卷两函，其中有张兆祥绘设色《百花诗笺谱》、张兆祥绘朱色《百花诗笺谱》、张兆祥绘查凌汉题《百花诗笺谱》、钱慧安绘《七十二候笺谱》、朱梦庐绘《花鸟笺谱》、松小梦绘《花卉博古笺谱》，以上六卷均为文美斋印制；另有诸多名家绘笺计89件汇为一卷，包括同文仁记、宜雅斋、士宝斋、宝文斋等商号的出品；另有名家笺札54件、笺封50件，编为一卷。由此，笺谱、散笺兼备，信瓤、信封两全，文美斋充当主角，清末民国时期的天津笺纸集体亮相。
这里让我们来致敬“《文美斋笺谱》时代”的几位书画家。
这部笺谱所及，以花鸟画名家张兆祥的画稿最多。张兆祥（1852—1908），字和庵，世居天津城北门里，为同光时期画坛“津门四子”之一。《津门杂记》记其“画花卉翎毛，着色清妍，备极工致，兼通西洋照相法”。笔墨继承传统，又能融合郎世宁等人的西画技法。擅长折枝花卉，曾用木条钉制取景方框，以助观察写生。为文美斋创作的笺谱，被人们当作范本收藏，临摹学画。
查凌汉（1841—1900），字铁卿，天津水西庄查氏后人。为人倜傥，诗书画曲，无所不通。与张兆祥友善，张公画笺，查氏“各题小词其上，共百首，既切所画花名，兼顾书素往来、怀人劳结之意，一时称为双绝”。八国联军侵华，笺谱画版遭焚毁。后来，文美斋请张兆祥重画《百花诗笺谱》，查铁卿已辞世，张兆祥将查氏当年所题，录在新绘画稿上。
钱慧安（1833—1911），字吉生，号清溪樵子，上海著名画家。其人物画高古俊逸，笔触铁线银钩而飘逸灵动。钱慧安曾客居杨柳青，作画出稿，给年画带来清雅之风。钱慧安与文美斋多有合作。画线装古书一函，配以折枝杏花，旁题“红杏尚书”；画童子二人，一举龙头灯，一举状元灯，题作“独占鳌头”；画稿多取民间美术题材，水仙寿石读为“群仙祝寿”，萱草石榴寓意“宜男多子”，命意构图与传统年画是相通的。钱慧安的《七十二候笺谱》刊印于1898年。画家松年的跋语，称赞“用笔高简，意味深长，非寝食于八大山人、天池生两家，未克臻斯妙境。复以西洋石印法传其神韵，不爽丝毫”，连同印刷也说到了。
朱偁（1826—1899），字觉未，晚年号梦庐，浙江嘉兴人。少年学画，转益多师，形成造型准确、清丽洒脱的风格。年过半百移居上海鬻画自给，将文人画的清逸雅致与民间绘画的通俗悦目和西方美术的色彩糅合在花鸟画中，作品为市民阶层所喜爱。尤其画扇，晚年“虽润笔日增而乞者愈盛，盖经商者皆思得一出怀袖以为荣”。于此市场追捧之际，应邀为文美斋创作，构图注重笔墨意蕴，营造笺纸趣味。
松年（1837—1906），字小梦，号颐园，蒙古族。祖上驻防天津。幼年入八旗官塾读书，喜涂画。后拜画家如山为师，“三年始窥堂奥，时年三十有五。遂而学力日进，名噪津门”。曾在山东汶上等地做知县，晚年流寓济南，鬻画课徒为生。花甲之年著《颐园论画》，主张“写生之作，皆在随处留心，一经入眼，当蕴胸中，下笔神来，其形酷肖”，谈画理，讲技法，有“传统古典画论集大成式的总结”之誉。来津时，寓居文美斋焦书卿处。所绘百花笺纸，“随意命笔，不矜工巧”。
古人有句：合作如兰，扬扬其香，采而佩之，共赢四方。文美斋与笺纸（笺谱和许多散笺）的图案创作者，是相互成就的。在这实现共赢的美术品设计与生产的互动中，文美斋撑起那个时代天津笺纸的艺术高度，成为传递纸韵芳华的文化地标。
（龚绶、车永仁编《天津笺谱》近日已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文为书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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