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六年十二月初五日，潘曾绶写信给李慈铭，说孙廷璋（清浙江会稽人，道光二十九年举人）有个儿子，字子与，于本年的秋天来到京城，借住在学士嵩申家中，并持其父的诗文集请求自己写序。李慈铭与孙廷璋既是同乡，又是诗友，深知孙廷璋只有一个儿子，名孙宝义（原名星华，字子宜），且与嵩申家并无往来。这与潘曾绶信中所说“字子与、住嵩申家”完全不符，李慈铭因此感到奇怪。潘曾绶还称孙廷璋字右卿，曾任刺史、司马。这些说法在李慈铭看来，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次日，潘曾绶再次致信李慈铭，解释说“孙子与”实际上是安徽滁州人，其父为道光二十九年拔贡，是自己误将其父认作孙廷璋了。（以上参见《越缦堂日记》，扬州：广陵书社，2004年，第8902-8903页）
笔者查阅《道光己酉科各省选拔同年明经通谱》，发现道光二十九年滁州孙姓拔贡仅有孙玉堂一人，其字右卿，号森伯。谱中记载其父名丙，祖父名蔚文，子名芑仁。而《来安县志》最晚的版本是道光二十九年（1849）修订本，其中也只记录了孙玉堂为道光二十九年拔贡。至于来安孙氏的家谱，目前尚未见到。
那么，潘曾绶所说的“孙子与”，是否就是孙玉堂之子孙芑仁？自十五年前读完《越缦堂日记》以来，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遗憾的是，我始终未能找到相关文献来确定其完整信息。因此，直到2024年拙著《李慈铭交游人物生卒年表》出版时，我对孙子与的简介仅有如下文字：“孙子与，安徽来安人。”这一信息的依据，来自《道光己酉科各省选拔同年明经通谱·孙玉堂》中的籍贯记载。
孙子与到底是谁？
去年，笔者因重订已出版的《李慈铭交游人物生卒年表》，翻检黎庶昌《拙尊园丛稿》，在其卷四中发现《知府衔江苏候补直隶州知州孙君墓志铭》，其文载：“君讳玉堂，字伯森，号右卿，剑卿其别字也。来安孙氏……子二，芑仁，国子监生，军功保举府经历，赏戴蓝翎。次点，光绪乙酉拔贡生，直隶州判。敏而多文，从余出使日本。”
此墓志铭否定了笔者先前认为“孙子与即孙芑仁”的假设。据墓志所载，孙玉堂育有二子：长芑仁，次点。而潘曾绶次日更正函中明确指认“孙子与”乃孙玉堂之子，据此可将“孙子与”的身份范围限定于孙玉堂二子之内。至于其究竟为芑仁抑或孙点，则有待进一步考辨。
相关文献可为此提供确证。首先，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光绪十七年五月一日条明确记载：“孙子与者，名点，在日本为随员，数与日人为诗文，颇有名，以乙酉拔贡，为李仲彭同年。”（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北京：中华书局，第1册第203页）此则史料直接证成“孙子与”即孙点。其次，《光绪乙酉科选十八省拔贡明经通谱》载，该科滁州孙姓拔贡仅有孙点一人，生于咸丰丙辰年（1856），字号缺载，父玉堂。此与墓志所载“次点，光绪乙酉拔贡生”相互印证，进一步确认孙点为孙玉堂次子。此外，孙点《梦梅华馆日记》也曾记录孙点请潘曾绶写序之事。光绪六年十二月四日：“出城至西河沿永盛银楼访王耀亭，不值。晤张励臣，交刘丈信。到严宅，出访绂丈，交先稿乞序，又以长风万里图请题。”初八日：“得绂丈书并先集序文，即复谢之。”此可证二人确有交集，与潘曾绶给李慈铭信中所叙情景吻合。
综上所述，潘曾绶给李慈铭的信中所称之“孙子与”，即光绪乙酉科拔贡、安徽来安人孙点。
在笔者所见的公开出版物中，对孙点的简介基本上都为：孙点，字君异，号圣与、顽石、三梦词人，清安徽来安人，拔贡生，曾入山东学政张百熙幕。光绪十三年经王韬介绍，与王惕斋同渡日本。十四年调充驻日使馆随员，随黎庶昌复至日本。十七年四月于归国船中，蹈海而亡。著有《历下志游》《嘤鸣馆集》《梦梅华馆日记》等。
不过，检其所著《梦梅华馆日记》及相关著作，可知其字号、别署等信息远不止于此。《梦梅华馆日记》共25册，藏上海图书馆，除第25册封面无藏书印外，其余24册均有，整理印文如下（重复者不列）：
据上海艺术研究中心馆员洪洁《〈梨园声价录〉探究》（载《戏曲研究》2025年第2期）一文，孙点还曾自署“游戏道人”“皖北游戏道人”“沪上寓公”。孙点《历下志游》卷首《自序》自署“游艺中原客师史氏”。《申报》第1780号载有其所撰诗《岁暮怀人诗并序》，末署“光绪三年嘉平月除夕前三日皖北凡民作于海上梦梅华馆”。
综合墓志铭、通谱、日记、藏书印及前人研究，孙点的字号、别署及生平可考订如下：孙点，字子与，又字墨生，号顽石、圣与，外号半痴（另，上表中紫君、小曾、尤悔或亦为其字号）。自署离恨天侍者、皖北顽石山人、东海行人、君异子、游艺中原客、游戏道人、皖北游戏道人、沪上寓公、皖北凡民。其室名为梦梅华馆、磊磊落落之居、婴鸣馆。光绪十一年（1885）拔贡生，曾入山东学政张百熙幕。光绪十三年经王韬介绍，与王惕斋同渡日本。十四年调充驻日使馆随员，随黎庶昌复至日本。十七年四月于归国船中，蹈海而亡。著有《历下志游》《梦梅华馆日记》《梨园声价录》等。
作为文人的孙点有何成就？
在有清一代文人辈出的星空中，孙点或许渺小如尘，寂寂无闻，少有人关注。然而细梳其成就，却可谓熠熠生辉。
光绪四年（1878）八月初一，孙点完成了品评上海戏曲艺人的文稿《梨园声价录》。据洪洁《〈梨园声价录〉探究》一文所引，孙点自撰小引记述：“乙丙以还，暇与云间最不羁生留意梨园，旁咨博访，得百五十余人，别上中次三品，分列各项脚色，详其籍贯姓名，隶何园，兼何技，各排其当行诸剧，上品且缀以赞词。”该书于光绪三年完成初稿，光绪四年八月初一成正文，光绪五年重录一过。书中的部分史料，被20世纪80、90年代撰著的《中国京剧史》《中国戏曲志》所采用。而未及采用的部分亦颇具价值，如“沪上京班之始”的另说、“梆子花旦”的亮眼表现、武生武丑武旦的名号等，均为他书所不载。
光绪八年（1882），孙点担任山东学政张百熙的幕僚，完成了兼具文学性与史料价值的方志笔记《历下志游》。全书八卷，分为正编四卷（疆域、名胜、城闉、习尚）与外编四卷（交游、丛芳、歌伎、香屑）。这种“正”“外”分野的结构，既保留了志书的严谨性，又融入了游记的文学性，使《历下志游》跳出了传统方志的“官修”桎梏，成为一部兼具学术价值与人文温度的“民间史”。难怪“杏州居士”在卷首写道：“其于古今疆域之沿革，河流水利之源委，山海物产之丰盈，方言习尚之同异，以及山水园林之胜迹，街衢之纵横，靡不博考旁稽，兼综条贯，以笔之于书。非徒侈游观、弄藻翰也，要使履兹土而览是编者，得以考究其规模创制，利弊得失之所在，因革损益，而为莅官出政、宜民善俗之方；而四方嗜奇好博之士，亦得资见闻而供披览，以为卧游之一助焉。”“至外编所载，纪一时交游歌舞之盛，所以联风雨之同心，而思为泥涂援手者，意亦良厚，余不复赘云。”（孙点：《历下志游》，清光绪八年铅印本，卷首）
“浮山老者”在做序时，更是不吝笔墨，对孙点的文章赞誉有加：“今读孙子《东游志》一编，十百万言，不下一二月成文，义以从俗纪实，不事雕琢，而气势之雄壮奔放，如长江大河。吾将以苏韩拟之。若谓论人宜核实不可虚誉，吾则以青莲目之。”（同前）
日本学者福田喜一郎在《日本填词史话》中对这部志书也赞不绝口：“这《历下志游》……正编以地为纲，外编以人为纲。另外，各志的最初有简单的小序，最后有论文，确是统筹兼顾引人注目之作，其中的论文，如习尚志中的‘羁游所及，例许采风；记载之编，亦列方物礼仪之所在，语音之不同，堆砌古书，转失近实；且乡曲所习，或百里而变，或数十里而变。俗之有异，自难强同，必欲援古例今，事恐不能征信。是编所载，自风俗礼制以逮衣食语言，专就省垣近日言之，弇鄙之诮，诚知不免；借假之弊，可信其无’。如此书写，既漂亮也有见识。中国的地方志多‘堆砌古书，转失近实’，也是我平生为之苦恼之事。此书专以征实为主，甚令人佩服。”（程郁缀、高野雪译，福田喜一郎著：《日本填词史话》，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61-362页）
孙点尚有未刊稿《梦梅华馆集》十三种，藏于南京图书馆，含《梦梅华馆诗稿》《孙圣与先生词集》《梦梅华馆海外倡酬录》《梦梅华馆散体文稿》《梦梅华馆尺牍》《梦梅华馆奇文经眼录》《东行杂记》《梦梅华馆纪梦》《道光己酉科直省举贡同年简明录》《光绪乙酉科直省选拔优贡榜题名全录》《梦梅华馆同人姓氏录》《梦梅华馆行箧记》《梦梅华馆留海上龙门书院书籍文件》，可谓诸体咸备，蔚为大观。仅观其书目，亦知为研究晚清诗词、科举、书院、书信、师门渊源等不可多得的史料。所幸此集已被收录于邓洪波主编的《中国书院文献丛刊（第三辑）》。
孙点在出使日本期间，还编著有《东渡赠言录》《嘤鸣馆百叠集》《庚寅宴集三编》《癸未重九宴集编附枕流馆宴集编》《己丑宴集续编》《樱云台宴集诗文》《嘤鸣馆春风叠唱集》《嘤鸣馆叠唱余声集》。其中绝大部分被王宝平主编的《中日诗文交流集》（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晚清东游日记汇编・1）收录。此外，其所著《梦梅华馆日记》（稿本）起于清光绪三年（1877）十月一日，讫于光绪十六年（1890）八月十日，近十三年，原稿共25册、31卷，现藏于上海图书馆。这部日记不仅记录了孙点个人的日常生活、科举经历与各地游历见闻，更因其曾两度赴日，详细记载了与日本文人如森槐南等的诗词往来与文化交流，成为研究晚清安徽地方文化、名人交往、科举考试、晚清中日文化互动的重要史料。
由此可见，孙点堪称文学多面手。他不仅在诗词、古文、方志、戏曲品评等领域均有建树，更兼擅日记、书信、纪游等杂体，且能融中外交流于笔端，举凡考据、叙事、抒情、论赞，无不各得其宜，堪称晚清文人中难得的“全才式”人物。孙点的著作之所以不被重视，可能在于传统史学研究的“精英视角”。以往研究晚清中日关系，多聚焦于李鸿章、黎庶昌等高层官员，而忽视了孙点作为使团中的普通随员，其日记与诗文、信函等更能反映外交活动中的“日常性”。
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书稿要么原稿束之高阁，要么影印后仍束之高阁，很少被利用。《梦梅华馆集》虽收录于《中国书院文献丛刊》，但因卷帙浩繁，研究者甚少；《历下志游》因地缘性较强，未被重视；《梨园声价录》现存最完整的传抄本藏于上海艺术研究中心，因版本珍贵未能公开。《梦梅华馆日记》虽已数字化公开，但未见校注出版。这不只是晚清日记研究的缺失，也是晚清人物研究的损失，更是晚清中日文化交流研究的重大缺憾。如何系统整理、研究这些未刊稿，不仅是晚清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更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必然要求。
孙点到底生于何时？
关于孙点之生年，目前所见记载略有出入，其出生月日亦阙如，兹辨析考补如次。
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主要人物数据库”中，孙点生卒年月付之阙如。《光绪乙酉科选十八省拔贡明经通谱》仅载孙点生于咸丰丙辰年（1856）。
刘文珠、叶凤、周密合撰《吴保初年谱长编》（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第47页）、张秉戍《历代词分类鉴赏辞典》（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第1186页）、吴熊和等主编《中华词学》第2辑（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33页）、赵山林《中国近代戏曲编年（1840-1919）》（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55页）、杨抱朴《刘熙载年谱》（沈阳：辽海出版社2010年，第311页）诸种文献，均著录其生于咸丰五年（1855）。
福田喜一郎《日本填词史话》载：“孙点，字君异，号圣与，一说号顽石，别称三梦词人，安徽来安人。明治二十年（1887）三月末飘然来到东京，年龄则刚过而立之年仅三春……”（程郁缀、高野雪译，福田喜一郎著：《日本填词史话》，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46页）“总而言之，孙君异同槐南年龄相差不过八岁，作为填词爱好者而相知，是何等欣喜之事”。（同前，第350页）按，1887年孙点自称“刚过而立之年仅三春”，即三十三岁，逆推之，当生于咸丰五年（1855）。又，该书载森槐南生于文久三年（1863）十一月，（同前，第253页）而孙点与槐南相差八岁，依此推算，其生年亦为咸丰五年（1855）。
孙点《嘤鸣馆百叠集》卷首江标《序》云：“甲申夏，标游汪柳门先生山左学使幕，知有来安孙君异者……今年庚寅八月，标渡海至日本……君异行年三十有六……标弱君五岁。”（孙点《嘤鸣馆百叠集》，清光绪十六年铅印本，卷首）据此可知，光绪十六年（1890）孙点三十六岁，则其生年当为咸丰五年（1855）。又，《江建霞京卿事实并跋》载江标卒于“二十五年冬十月十五日终于里第，年四十岁”。（《万国公报》，1900年第132期，第28-32页）江标较孙点年少五岁，依此推算，孙点仍生于咸丰五年（1855）。
综上所考，科举履历所载咸丰丙辰年（1856）当为官年，其真实生年应以咸丰五年（1855）为是。
除履历文献外，孙点本人是否留有自述生年之记载？今检孙点《梦梅华馆诗稿》，其《癸酉中秋出场偕芝圃锡之昆仲暨子明家兄乘舟小酌秦淮漏三下返寓即席成此》诗云：“辜负光阴十九年，乡闱两度兴萧然。”其后一首为《甲戌二十生日感怀》。又，光绪元年所作《生日》诗云：“弹指光阴廿一年，平生曾不解人怜。”光绪七年所作《同人题余和尚小影三叠均以报之》诗云：“祇园曾作会中人，游戏尘凡廿七春。”据此四诗推算，其生年亦合于咸丰五年（1855）。另其《梦梅华馆纪梦》中载：“同治己巳秋间，予年十五……”据此推算，其亦生于咸丰五年（1855）。
复检孙点《梦梅华馆日记》。初览一过，以为考得其具体月日无望；后见其《梦梅华馆诗稿（二）》（稿本）中载有写于光绪十年的《三十初度同人寿之以酒赋此志感并以谢之》一诗，惜未注明月日。然据此推断，日记中必有确切日期，遂将该年日记详加披阅。果于《梦梅华馆日记》（稿本，第10册）光绪十年二月二十五日检得明文：“（二月）二十五日，余三十初度……”再检阅全部日记，其他年份也有记载，如光绪八年二月二十五日：“晴。余生日也，成五律四章聊以遣怀且用自寿。”（稿本，第7册）光绪九年二月二十五日：“居停知余生日，治肴劝酌。”（稿本，第8册）光绪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早间微雨，及午始晴。率诸儿祀先，五河以余今日寿，属勿出。”（稿本，第11册）
综上所述，孙点生于咸丰五年二月二十五日（1855年4月13日）。
孙点卒时考辨
关于孙点之卒年，诸家记载不一，尚需详加考订。
《李鸿章全集·信函》收录光绪十七年（1891）五月十二日李鸿章致李经方书函，其中云：“昨接四月望日七号书……孙点蹈海而死，可惨已极。余四月十六日出海，大雾竟日不迷。五月初二遇风，颠晕呕吐。初三回津沽，起居饮食如常。”（参见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著：《李鸿章全集·信函》，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07页）据此可推知，孙点之卒当在光绪十七年四月十五日（1891年5月22日）之前。
《郑孝胥日记》光绪十七年五月一日载：“黄峙青以代作《祭孙子与文》及已作联并诗三章示余。孙子与者，名点，在日本为随员，数与日人为诗文，颇有名，以乙酉拔贡，为李仲彭同年。闻李钦使将来，遂求为理事，理事于随员中盖优差也。既不遂，乃怨恚得心疾，乞假归，舟中跃入海死。日人与往来者于红叶馆为之发丧，公署中皆为诗文吊焉。峙青属余为陈供事（号燕伯，亦署中客）代制联，乃为写曰：‘谕倭才比吴渊颍；溺海命同王子安。’”（劳祖德整理，郑孝胥著：《郑孝胥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册第203页）此条材料可证孙点卒于光绪十七年五月一日（1891年6月7日）之前。
当代学者编纂之工具书亦存歧说。吴熊和等主编《中华词学》第2辑及张秉戍编《历代词分类鉴赏辞典》均载孙点卒于光绪十七年五月十二日（1891年6月18日）。而赵山林《中国近代戏曲编年（1840-1919）》则称其卒于光绪十七年四月七日（1891年5月14日）。由此可见，孙点确切的卒年与卒日尚存争议。
日人福田喜一郎《日本填词史话》设有专节记述孙点投海事，其中载：“明治二十四年（1891）五月十四日，东京的报纸突然报导了孙君异的死讯，而且是非命之死。”（程郁缀、高野雪译，福田喜一郎著：《日本填词史话》，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94页）重野成斋《祭孙君异文》亦云：“我明治二十四年五月，孙君异告病归国，船过远洲洋，投海而殁。”（同前，第495页）后有驻扎在东京的朝鲜公使李鹤圭的祭文，福田喜一郎又言：“此祭文的开头称四月二十三日，用的是旧历。”（同前，第495页）于此可见，此节行文中凡有关日本人的文字，当为公历。这或许与明治政府于明治五年颁布的下令废除旧历，采用新历（太阳历）的布告有关，并规定将旧历的“十二月三日”定为新历的“明治六年一月一日”，以此完成历法转换。同节中照录了日本人三岛中州挽诗之序云：“哭清国公使随员孙君异，君异以五月十二日投海而死，未解故及。”（同前，第498页）故，此“五月十二日”应指日本所用公历日期。按，明治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对应中国光绪十七年四月五日（1891年5月12日）。这一日期与东京报纸“五月十四日”报导死讯及重野成斋“五月”泛称相合。李鹤圭祭文所署旧历四月二十三日（公历5月30日）应为祭文写作日期，非死亡日期，故不构成矛盾。
综合诸说，李鸿章函与郑孝胥日记仅能划定卒年之上限，而福田喜一郎所引三岛中州挽诗序言明确指陈月日，且与日人祭文、报纸报导大致相合。故孙点当卒于光绪十七年四月五日（1891年5月12日）。至于《中华词学》等所载五月十二日（6月18日），或系将日本公历五月十二日误作中国旧历月日而致衍误。赵山林所考四月七日（5月14日）与日方报纸报导及三岛序相差两日，且缺乏直接文献支撑，暂不取。
结语
孙点其人，在晚清文人星空中虽不耀眼，却以其多元的著述与跨域的文化实践，折射出那个时代文人别样的生存图景。本文通过钩沉日记、墓志、通谱等稀见文献，厘清了“孙子与”的真实身份，考订其生卒年月，并系统梳理了他在方志、戏曲、诗词、日记等领域的成就。然而，孙点的大量稿本至今仍尘封于图书馆中，未获充分整理与研究。其秘密也远非这些，如所著的《梦梅华馆行箧记》中所载的这些书籍、文玩、书画现存于何处？其《梦梅华馆留海上龙门书院书籍文件》所载的书籍、文玩、碑帖还在世吗？他到底为何蹈海而亡？在日本与哪些文人雅集唱和？在中日文化交流中又扮演了怎么样的角色？这不仅是个案研究的缺憾，更是晚清史、中日文化交流史乃至中国文学史的共同损失。期待学界能给予这位“全才式”文人更多关注，让《梦梅华馆集》《梦梅华馆日记》等遗稿走出库房，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提供新的滋养。
（本文的撰写，得到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刘传吉老师、北京王建乐先生的帮助，谨致谢忱！）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