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产大潮退去，裸泳者悉数现形。
如今，西安建工总部楼下，拉横幅讨债的分包商、苦苦维权的老员工常年驻守。有人静坐，有人干脆支起床铺，仿佛把这里当成了最后的“战场”……
分包商王奕便是其中一个。前些年他与西安建工签下100余万的工程合同，如今却只能终日带着未满3岁的儿子守在大门前。当然，除了沉默，没有任何回音。连值守的保安都苦笑着摇头：“我的工资，也半年没发了。”
建筑行业黄金二十年，依托土地财政、高杠杆扩张与国企信用背书形成稳固生态。2022年行业拐点降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首次由正转负，那些曾依附地产链条的地方建筑国企，集体暴露出了致命短板。
从“基建正规军”到“混改明星”，再到债务违约、信用崩塌、失信被执行人——西安建工走过的这条路，只用了不到十年。
这家曾手握西北唯一的“房建+市政”双特级资质、常年AA+信用评级、稳坐西安百强企业前列的“西北建筑龙头”，一度是西安国企混改标杆、冲击千亿营收的行业黑马。
然而，一切看起来都在往对的方向走，直到潮水退去。绑定绿地、踩雷恒大、员工持股平台沦为债务牢笼，两千多名员工的钱和股，以及参与至其中的所有押注，都一起被锁在了那栋即将被拍卖的总部大楼里……
混改始末
1953年，西安市建筑工程管理局刚刚挂牌。
彼时，古城墙亟待修缮，大雁塔、小雁塔年久失修，“一五”时期重大工程陆续上马。这支新成立的队伍，被推上了城市建设的最前线。
几十年间，这支“基建正规军”在陕西扎下了根。从城墙修缮到市政路网，从保障房到学校医院，西安人脚下的路、头顶的楼，相当一部分出自这家市属国企之手。
2009年，西安市建筑工程总公司、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等数家企业合并重组，西安建工集团正式亮相。接过首任党委书记、董事长重任的，是卫勃。
卫勃出身长安县，曾任长安县副县长。从管理一个县到执掌一家国企，跨度不小。到任之后，他推动西安建工完成资源整合与业务拓展，拿下西北唯一的“房建+市政”双特级资质。
高歌猛进的另一面，隐忧亦现。多年来，“等、靠、要”的惯性不轻，决策链条长、市场反应慢，增长已摸到天花板。和全国多数地方国企一样，西安建工撞上了转型的墙。
2016年，国家推出第一批央企混改试点名单。在此之后，混合所有制改革进入大规模实操阶段，各地纷纷寻求破局。
一年后，西安开始国企混改破局进程，将绿地控股引入西安建工，这一操作当时被官方定调为“西安国企混改第一枪”。
绿地控股以10.71亿元现金增资，拿下西安建工66%股权，输出品牌与市场资源；西安市国资委保留34%股权，提供属地资源与落地能力。双方也被外界视为“强强联合”的范本。
效果立竿见影。
混改开始后四年间，西安建工营收跃升至400亿元大关，年均增长近40%，决策效率提升、市场版图扩张、业绩规模暴涨，一时间成为全国混改的样板。
卫勃曾对媒体提及，因常年赴外洽谈，他本人的口音也从浓重的陕西方言，渐渐变成了标准的普通话。
从长安县走出的地方干部，到站在资本舞台上描绘千亿蓝图的掌舵者——卫勃的角色，变了。
混改后的狂飙猛进，更让卫勃底气十足。他曾多次公开表示，要将西安建工打造为全国一流的千亿级建筑企业集团，可这份蓝图尚未落地，危机已悄然逼近。
2024年，卫勃因个人原因辞去了董事长职务。继任者接手的，已不再是建筑帝国，而是一座债务缠身、随时可能爆雷的火山。
绑定绿地，踩雷恒大
混改的剧本里，西安建工拿到的是“执行者”的角色。双方合作的蜜月期，绿地牢牢握住了西安建工的“方向盘”。
彼时，绿地董事长张玉良对西安建工的定位很清晰。西安建工是绿地在西北区域的专属施工总包，优先承揽绿地旗下项目，同时代表绿地实施西北区域的大基建并购。
双方自此深度绑定。
行业上行那些年，这种模式的确带来了好日子。西安建工的施工队跟随绿地节奏，从成都到西宁，从住宅到综合体，业务版图迅速铺开。一位建工前员工回忆道：“那时候不愁没活干，愁的是人手不够用。”
然而，拐点已在政策层面悄然酝酿。
2020年8月，“三道红线”出台，直指高杠杆扩张的命门；随后的信贷集中度管理、土地两集中等政策接连落地，房地产行业的流动性阀门被一步步拧紧。
绿地被迫进入降档降负债的阵痛期。对于西安建工而言，大股东与核心客户同时承压，曾经的“绑定红利”开始反向传导——应收账款的回收周期越拉越长，坏账风险从纸面走向现实。
西安建工公开的财报勾勒出一条陡峭的负债曲线，截至2021年，其总负债超750亿元，尤其是对绿地及其关联方的应收款项高达50.2亿元。
2022年，绿地自身债务问题显现，部分银行开始对西安建工抽贷、断贷，累计额度超10亿元。这种“断粮”式的操作，叠加疫情冲击，处在扩张中的西安建工资金链瞬间紧绷。
比抽贷更致命的，是重仓踩雷恒大。
西安建工从2020年开始全国化扩张，先后承接昆明恒大珺睿总包、嵩明恒大文旅城等13个重点项目，但彼时恒大已经出现流动性危机，工程款拖欠严重，部分项目开工即停工、开盘即烂尾。
随着恒大涉案、绿地深陷债务泥潭，背靠的两棵“大树”相继倒塌，西安建工的日子自然好过不到哪去。
2023年，西安建工迎来自2009年组建以来的首次亏损，全年实现营收141.89亿元，同比暴跌59.59%；净利润亏损9.07亿元，彻底告别盈利时代。
行业观察人士指出，当一家建筑企业的工程资源几乎全部押注个别房企，它已不再是一家独立的市场主体，而更像是大股东地产版图的“项目代工厂”。这不是正常的扩张路径，而是一种“寄生式”生存。宿主倒下之日，便是其陷入危机之时。
钱股两空，追索无门
如果说绿地入主是西安建工危机的外部导火索，那么2018年推出的员工持股计划，则在其内部埋下了一颗引爆信任的暗雷。
2018年3月，西安建工正式组建员工持股主体——西安合思合行企业管理中心合伙企业。绿地转让15%股权至该平台公司，最终股权结构设定为，绿地51%、西安市国资委34%、核心团队15%。
这一设计曾在当时被称为“高效混改持股路径”，即通过战略投资者向员工转让股权，这样操作下来，能规避常规繁琐流程，灵活高效，实现三方利益捆绑。
但回过头看，这是一条通往财务深渊的路。
一位西安建工的前员工向镐京笔记透露，员工持股额度当时被分为9档，从35万元到1021万元不等，董事长卫勃的持股额度最高，为1021万元。
两千多名干部员工参与了这场资本盛宴，但大多数人掏不出足额现金。于是，持股平台组织银行贷款——个人支付约三成自有资金，剩余七成由平台申请6年期贷款，每年6月20日还本付息。
行业风生水起的那些年，这套制度设计确实带给持股员工们巨额账面浮盈。2021年，持股高管马勇曾向媒体说道：“混改后，最大的受益者是员工。按照公司股权激励办法，最高股权收益回报率曾达230%。”
但行业寒冬比浮盈变现来得更快。
公司债务雪崩之后，股权价值几近清零，员工名下的银行贷款却分文未少，大量持股员工通过诉讼、信访等途径维权，却因有限合伙形式的层层嵌套，使得员工缺乏持股协议等文件，陷入举证困境。
“现金流就是建筑企业的命脉，很多企业为了募集资金，向本单位员工发放企业债或者员工股份，并承诺固定高息回报，这些行为本身都是违法的。”常年办理西安工程案件的耿晓童律师告诉镐京笔记。
在15%持股平台中，85名中高层管理者成为持有平台股份的主要投资者。如今，这85名持股高管绝大多数已离职或退休，却仍被困在当年那场资本盛宴的残局之中——钱股两空，退路全无。从(2024)陕01民终15101号等一串上诉案号里，都能找到他们挣扎的痕迹。
信用崩塌，债台高筑
2024年8月，“21西安建工MTN001”中期票据未能如期完成2.63亿元的本息兑付。
这是其首次公开市场债券违约，资金链断裂的问题被彻底摆上台面。
随即，西安建工的信用评级从AA+级一路下调至C级——这是破产前评级体系中的最低一档，市场信用宣告瓦解。
2024年11月，卫勃卸任董事长一职，马勇接棒。他一上来需要面对的，便是员工维权、国资问询、银行抽贷等多方压力。
在外部协调下，16家金融机构债权人组建债委会，拿出降息、展期、重组等解决方案。但因大股东绿地无力增信，外部担保难以落地，债务谈判陷入僵局。
2025年，西安建工及子公司因违反财产报告制度、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等原因被多地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涉及案件58起。仅7月就新增14条被执行信息，累计被执行金额超15亿元，沦为司法被执行“常客”。
对此，耿晓童律师表示，其团队代理的案件中，西安建工大多是被告。如其律所代理的西安建工某个位于河南的项目，这些项目一般采用“项目公司独立核算”模式，项目爆雷由子公司独立担责，总公司隔离风险。回款无望后，西安建工实质上已放弃主动追索，整体进入消极履约状态。
“当前，西安建工现金流已近枯竭，经营性回款被严格分流，农民工工资专户法定专款专用，普通债权人无法动用；政府指定的代付资金直接进入下游供应商，西安建工集团本身已无任何资金支配权。”上述律师如此说道。
环顾一圈，可供普通债权人执行的资产，仅剩部分不动产。换句话说，这家曾经的“基建铁军”，如今已近乎一具账面上的空壳。
何去何从？
2026年4月，济南市中院发布公告称，将于2026年5月14日对西安建工资产管理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名下26套不动产进行司法拍卖，起拍价2.14亿元。
这栋与混改同年落成的大楼，如今走到了以物抵债的关口。
京东拍卖网信息显示，拍卖项目已于5月13日被申请执行人申请暂缓，暂缓前尚无一人报名。针对暂缓缘由，镐京笔记就此致电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核实，法院方面表示，项目后续是否恢复拍卖仍存在不确定性。
西安建工集团的官方公众号上，调研、座谈、签约仍在按部就班地推进。题为《西安建工：中国承包商80强第31位》的推文，至今被置顶在最上方。
但曾经的千亿梦想，早已破碎。
未来走向，外界众说纷纭：破产清算？国资接盘？还是债务重组？
对此，耿晓童律师给出了一条推演路径：“西安建工可以参考南通一建的债务重组模式，与债务人达成协议，剥离有价值的特级资质成立新公司，引入新投资人恢复造血，老债、员工持股、分包商欠款全留在老壳清算，接盘资金及后续盈利也可以用来清偿老债。”
不过，接盘人、各债权方能否达成一致、特级资质能否在法律上顺利剥离，都还是未知数。
行业观察人士指出，回头来看，西安建工的混改从一开始就走偏了——资本进来了，治理没动；规模上去了，风控没跟；盘子铺大了，底线丢了。“混”是手段，“改”才是目的。但在西安建工的实践里，“混”完股权，似乎就以为万事大吉了。
真正的混改，本该是机制的再造、治理的进化、风险的共担——让国有资本与战略投资者在技术、市场、管理上各施所长，合则两利，而非一损俱损。
西安建工走到今天，也不意外。
在房地产步入下半场、基建增速放缓、地方财政承压的背景下，它的崩塌，是这类模式的缩影。
那些仍在以“混改”之名，行“寄生扩张”之实的企业，以及那些仍在赌桌上不肯离场的“掌舵者们”，还能走多远？
（图片来源：企查查、京东拍卖网。文中王奕为化名。）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