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所擅长者为编辑出版之事，胸中颇有几个编辑出版计划，且亦有人材与物材可用，如能容我发展，当可对于学术界作一切实之贡献”。编杂志，办刊物，确实是顾颉刚的拿手好戏，也是他的特殊偏好。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的近30年间；顾颉刚走到哪里，就把杂志办到哪里。192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他主持编辑《国学季刊》、《国学门周刊》、《歌谣》周刊；1926年到厦门大学，主持编辑《国学研究院周刊》;1927年到广州中山大学后，主编《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民俗》周刊和《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1929年回北平，执教于燕京大学，遂主持《燕京学报》的编辑工作，直至“七七事变”爆发；1939年赴昆明后，则在昆明《益世报》主编《边疆》周刊和《史学》周刊；1940年任职于迁至大后方的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创办并主编《责善》半月刊和《齐大国学季刊》,同时与校外诸名家合编《史学季刊》;1942年离齐大，接手主编《文史杂志》,又创办《中国边疆》杂志；接着进入出版界，直至1950年代初。
顾颉刚对办杂志抱有如此大的兴趣，肯花费如此多的精力，这同他“太过爱才”、同情心泛滥的癖性有关。顾颉刚实在不能容忍社会对于人才的浪费与淹没。对于一个手中既无权又无钱的学者来说，与之抗争的最好办法，就是勉为其难办杂志了，只有这样，才能“使许多有志有为的都得到他的适当的名誉和地位”,当时有人批评他：办杂志是终日为他人忙、为他人作嫁衣裳，弄得自己学问毫无进步，写不出多少文章。在顾颉刚看来，“我们若为自己成名计，自可专做文章，不办刊物；若知天地生才之不易，与国家社会之不爱重人才，而欲弥补这个缺憾，我们便不得不办刊物。我们不能单为自己打算，而要为某一项学术的全部打算”。刊物是培养文史人材的苗圃，在《责善》半月刊的《发刊词》中，顾颉刚表达了这层意思：齐大国学研究所刚开始起步，“从学者初至，恒谓志学未逮，只缘不知所以入门……惮于个别指点之烦，鉴于借题示范之急，故为此刊以诱导之”。顾颉刚究竟通过办刊物发现培养造就了多少人才，无从统计。这里仅以《禹贡》为例，看一下他在这方面的良苦用心与不朽业绩。
《禹贡》是顾颉刚所经手主办的众多杂志中最具特色的一种。从1934年2月出版第1期，到1937年7月被卢沟桥炮声打断，《禹贡》半月刊在不到三年半的时间内共出版7卷82期。扶植、培养青年学子，是《禹贡》一创刊就向学界申明的宗旨。当时，顾颉刚在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两校教授“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课，他感到，两校的同学都对此课兴趣浓厚，“肯和我切磋琢磨，每次课作都做得很精细，又很能提出自己的见解，使我感觉到我们这个课程有极远大的前途”。《禹贡》的另一主编谭其骧则在辅仁大学承担“中国地理沿革史”课。在创刊号上，他们表示，“顾谭二君担任此课，于学生课卷中屡睹佳文，而惜其无出版之机会，不获公诸同好。”而“我们觉得研究学问的兴趣是应当在公开讨论上养成的，我们三校的同学如能联合起来，大家把看得见的材料，想得到的问题，彼此传告，学业的进步一定很快速”。于是，“我们决定办这个半月刊。这个刊物是以三校同学的课艺作基础的”。顾颉刚在第1期《编后》中因而强调：“这个刊物是我们练习作研究工作的一个机关，所以希望读者不要用很严格的眼光来看，也不要对于我们最近的成就有太苛的责望。……现在我们所祈望于社会的，是多给我们培植和保护。我们现在是一群小孩，小孩时能受好教育，长成了才可任大事业咧!”1981年，侯仁之在《历史地理》创刊号上著文曰：“四十六年前当《禹贡》半月刊创刊的时候，我正在大学二年级学习，是顾颉刚教授主讲的《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班上的学生……一次在上课的时候颉刚老师告诉我们说，《禹贡》半月刊的出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练习写作的园地。他还亲自为我们每一个人拟定了写作的题目。我分到的题目是：《汉书地理志中所释之职方山川泽浸》。当时我们每个人都很兴奋，跃跃欲试。但是我自己的旧学根底很差，分到这个题目，还得去参考一些前人的著作……好在这一写作的要求，乃是以辑录为主，最便初学，因此我还是努力按期交卷了，至于是否能够发表，却没有什么信心。出乎意料的是这样一篇习作，很快就在《禹贡》半月刊上登载出来。尤其使我惊异的是这篇文章的绪论和结语，都经过了颉刚老师的修改、补充和润饰，竟使我难于辨认是我自己的写作了。这件事大大激励了我，我决心去钻研古籍，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发表在《禹贡》半月刊上的三校同学的课艺之作，大概都不同程度地经过顾谭二先生的修改、补充和润饰，也都由此而“唤起他们对学问的热心”。
青年人过早地发表作品，尤其是把课艺之作公诸学界好不好?这在学术界尤其是在那些学术大师那里可能也是个仁智互见的问题。喜好“今是而昨非”、不惜以今日之我来否定昨日之我的梁启超主张：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学者不得窃而为私，因此有意思可先发表出来，供学界讨论，以求学术的推进，没有必要自己求不朽。1921年，胡适致信梁启超，对梁启超的这一态度作了回应。当时梁劝胡尽早出版《墨辩新诂》,胡在信中说：“先生劝我早日整理出版，这话极是。我常说，我们著书作事，但求‘空前’,不妄想‘绝后’。但近年颇中清代学者的毒，每得一题，不敢轻易下笔。将来当力改之，要以不十分对不住读者的期望为标准。”胡适原是好发议论的，不然的话不会有《文学改良刍议》,至于他1920年代后“每得一题不敢轻易下笔”的原因，据唐德刚说，并非都是“近年颇中清代学者的毒”的结果，很重要的原因“是受了他底盛名之累”。“胡氏治学的态度原是最谨严的。成了大名之后，众目所视，那就使他益发小心。”为了反衬胡适的谨严，唐氏说到了冯友兰与顾颉刚：胡先生治学的态度是和冯友兰、顾颉刚诸先生不同的。冯、顾诸先生是举一反三，有点证据，就先把议论发了再说。冯著《中国哲学史》的第一版就错误百出，到第二三版再慢慢改正。唐德刚认为，胡氏则不然。第一，他是受了他自己所倡的口号限制，坚守有论必有据的原则。第二，他也是受了他的盛名之累。他出的书第一版就不能有大错。胡适之治学，让人抓住小辫子，那还了得?!所以他不得不特别谨慎。但唐德刚接着调侃道：“好多与胡适接近的后辈，在这方面都上了他底大当。在他底影响之下，大家不把问题搞清楚，就不敢献丑。但是此事阎王可做，小鬼不能做，也不必做。尤其是所谓‘留美学人’,在这个‘不出版，就殒灭’(Publish or Perish),以学问为商品的社会里，读三本书就应该写五本书。……所以胡适那一套也是害尽苍生，他地下有知真应该饮恨黄泉。”
说胡适“不把问题彻底弄清楚就不敢动笔”的治学原则“害尽苍生”,显系愤激之辞，但上边的调侃却也道出了部分实情：那些精雕细琢藏诸名山之作，的确是“阎王可做，小鬼不能做”。前曾指出，顾颉刚是靠《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举成名。老实说，此文的确属于“有点证据，就先把议论发了再说”那一类，证据薄弱及行文中的漏洞所在多有，乃至闹出“禹为动物，出于九鼎”的笑话。胡堇人、刘揽藜对顾的批评不能说未击中要害。“古史辨派”一开始“毁多于誉”,不为无由。但是，顾颉刚在批评声中成熟起来、严谨起来，最后奠定了自己在史学界的权威地位。问题在于，顾颉刚成为权威后，可能并未有意忘记《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对自己成名的刺激与推动，但由此还可能想到青年人较早地发表作品、乃至把自己的课艺之作公诸学界利大于弊，对他自己来说，没有《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这篇近乎课艺之作的半封通信，就没有作为“古史辨派”领袖的顾颉刚。为此他怂恿、鼓励、提倡青年学子勇敢地把自己不成熟的“课艺之作”拿出来“公诸同好”。在《禹贡》第2期“编后”语中，顾颉刚对“青年人过早地发表作品好不好”的问题作了热情洋溢的肯定表态。他说：
谨慎的前辈常常警戒我们：发表文字不可太早，为的是青年作品总多草率和幼稚，年长后重看要懊悔。这话固然有一部分理由，但我敢切劝青年不要受他们的麻醉。在学术上，本没有“十成之见”,个人也必没有及身的成功。学术的见解与成就，就全体言是一条长途，古人走到那里停下了，后人就从他停止的地方走下去；这样一代一代往前走，自然永有新境界。就个人言也是一条长途，所谓少年，青年，壮年，老年，都是这长途中的一个阶段，你要进步，就得向前走。所谓“走”,是中心有问题，眼中有材料，从问题去寻材料，更从材料去增加问题，逼得你“欲罢不能”,一定要这样才有真正的研究可言。但是最难的一件事就是心中有问题。一般大学生，对于各种学科的内容都有些门径了，学术的系统和研究的方法也明白了。然而心中有问题的能有几个?毕业之后不做留声机的又有几个?材料是死的，你成天读书，读熟一部《图书集成》,至矣尽矣，然而你也不过做了一部《图书集成》,只有四百元的代价，算得了什么!如果问我：如何可以得到问题呢?我将答说：就在你肯随处留心别人的意见，同时敢把自己的意思对人发表，更容纳别人的讨论。只要你自己错了肯承认，肯屈伏于别人的意见之下，那就是你自己的进步。自己不错而别人错，你会用了自己的理由说得他屈伏，那就是你督促别人进步。如此相摩，相荡，相冲突，相抵御，相吸收，相竞胜，然后各人心中怀着急切待解的问题，眼中也尽看见和这个问题有关的材料了。
这件事情看来虽易，实做却难。假使你在青年期没有练习发表意见，你到了壮年以后就不会发表意见。假使你在青年期没有练习容纳别人的意见，你到了壮年以后就不能容纳别人的意见。你的胸中在青年期没有几个问题，壮年以后，脑筋越来越僵化，思想越来越枯涩，更没有发生问题的希望了。
在我们的团体中，大多数是大学生，我希望大家能有这样的认识，捉住这个练习的机会，一步一步的往前走，使得这些“少作”无负于现在的年龄，更使得将来的年龄对得起这些“少作”。
60年的历史，证明了顾颉刚的眼力、判断力，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杨向奎等人的成功，说明了《禹贡》杂志的成功，说明了顾颉刚办刊旨趣的成功。一个成功的杂志不是靠名人来支撑，不能以吸引名人文章的多少来衡量，相反，而是要看它通过自己的努力造就出多少名人。以此而论，《禹贡》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办得最成功的杂志之一。杨向奎晚年满怀深情地指出：
顾先生成立禹贡学会，出版《禹贡》半月刊，造就了许多人。现在历史地理学中的大家名家全是那时出来的，像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杭州陈桥驿……现在又有第三代。顾先生不仅在学术思想方面有贡献，而且在造就人材方面也有很多贡献，恐怕比学问方面贡献更多。历史地理学不仅研究沿革地理，而且与现代政治关系很密切，比如国界，往外划一点，人家不让；往里划一点，我国吃亏。对国内说，问题更多。谭(其骧)先生主持作的历史地图，基本上是正确的，这若是没有顾先生的开创和后人的几十年的努力是办不到的。所以，顾先生不仅在古代史、民俗学上有伟大的贡献，在培养人材上更有了不起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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