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辆独轮车，俺们队里的人都叫它“老伙计”。
不是啥好木头打的。槐木，笨重，纹理粗糙，推起来吱呀吱呀响，那动静隔着二里地都能听见。车架子歪歪扭扭，叫日头晒得裂了缝，拿铁丝箍了三道，看着像个浑身打满补丁的叫花子。可它结实。三五百斤的粮食，往上一摞，推起来就走，从不叫苦。
俺爹说，这车是五八年大炼钢铁那年打的。别的铁都拿去炼钢了，就剩了这点铁，打了个车轴。那铁不好，有砂眼。可就是这有砂眼的铁轴，一滚就是二十多年。从互助组滚到合作社，从合作社滚到生产队，滚过了多少个来回？没人算过。要算的话，怕是把地球绕了好几圈。
队里分家那阵子，地分了，牛分了，农具也分了。独轮车没人要。它太旧了，搁在墙角，车板子叫耗子啃了个洞，车把叫雨水泡得发黑。队长马秃子说：“劈了当柴火得了。”俺爹没吭声，把它推回了家。
俺爹给老伙计换了新车板，上了桐油，把车轴卸下来，拿砂纸打磨了半天，又抹上一层黄油。俺娘说：“费那劲干啥，又不指着它过日子了。”俺爹头也不抬：“跟了我一辈子，总不能看它散了架。”
那天，是最后一回用老伙计推粮食。
交公粮。最后一趟。
天阴得厉害，像扣了口大锅。俺爹把粮食装了满满一车，堆得冒尖，拿麻绳刹了三道。他搓了搓手，往掌心吐了口唾沫，攥紧车把，腰一拱，腿一蹬，老伙计吱呀一声，轱辘转动了。
那吱呀声，在黄昏里头，拖得又长又细，像什么人在很远的地方哭。我提着马灯走在前头，照路。路是土路，坑坑洼洼的，马灯的光晃晃悠悠，影子在地上拉得老长。
走到半道上，老伙计的动静变了。
原本是吱呀吱呀，忽然变成了嘎嘣嘎嘣，像骨头在磨骨头。俺爹停下来，蹲下看了看车轴，脸色就不对了。那车轴中间，原来有砂眼的地方，裂了一道纹，像干涸的河床，越裂越长。
“快到了。”俺爹说，声音有点哑，“再撑一里地就行。”
他又握紧车把。我也帮着在前头拉。每走一步，那嘎嘣声就响一声。一步一步，那声响越来越大，像什么东西在呼救。走到离粮站还有不到半里地的时候，“咔嚓”一声——那声音不大，脆生生的，跟掰断一根干树枝子差不多。
车轴断了。
独轮车往旁边一歪，粮食袋子轰隆一声塌下来。装小麦的麻袋摔裂了口，金黄色的麦粒哗啦啦淌出来，撒了一路。俺爹拼命去捂，哪里捂得住。麦粒顺着土路淌出去老远，在暮色里泛着暗淡的光，像一条流淌的金河。
俺爹站在那儿，两手全是土和麦粒，肩膀一垮，整个人矮了半截。他没骂，也没叹气，就那么站着。风吹过来，把他头上几根白头发吹得竖起来。他呆呆地看着满地的粮食，又看看断了轴的老伙计，嘴唇哆嗦了半天，挤出来三个字：“歇了吧。”
他把老伙计从地上扶起来。断了的车轴垂着，轱辘歪在一边，像条瘸了腿的牲口。他把车轱辘捡起来，搁在车板上，扛着空车，一步一步往家走。我跟在后头，马灯照着满地的麦粒，明晃晃的，晃得人眼睛发酸。
第二天一早，俺爹拿了个簸箕，沿路去收麦粒。可一夜风吹，沙子跟麦粒混在了一起，捡不干净了。剩下的，就留在了路上。
怪事发生在第二年开春。
那条路上，凡是撒过粮食的地方，草长得格外旺。不是一般的旺。是发了疯地旺。狗尾巴草能蹿到齐腰高，野燕麦密得插不进脚。路两边，原来光秃秃的土坡，让绿草铺得严严实实，像盖了一层绿缎子。更奇的是，草丛里头，居然长出几株麦子来。东一棵西一棵的，穗子不大，可是金黄灿灿，在野草堆里格外扎眼。
没人种。自己长出来的。
村里老人说，那是撒在路上的粮食魂儿没散，借着草的身子活回来了。还有人说得更玄乎，说是老伙计的魂——那断了轴的独轮车——还在那条路上走，碾过的每一颗麦粒都发了芽。
我是不大信这些的。可那草就是在那儿长着，你拔也拔不完，烧也烧不绝。春天长了，秋天枯了，来年春天又冒出来。一年又一年，越长越旺。那条路，后来走的人越来越少了。草太深，绊脚。更主要的是，老人们不让走。他们说，那是老伙计的道，不能占。
如今村里通了水泥路，那条土路彻底荒了。可我每次回村，都要去走一走。草还是那么深，狗尾巴草穗子摇摇晃晃的，像一地的粮食在风里头点头。野麦子也还在，稀稀拉拉的，穗子小得像指甲盖，可粒粒饱满。
我蹲下去，掐了一穗麦子，搁在手心里搓开。麦粒跟当年撒在地上的那些一模一样，金黄色的，硬硬的。放进嘴里嚼了嚼，一股麦香，跟小时候吃的没什么两样。
恍惚间，好像听见吱呀吱呀的声音，从路那头传过来。越来越近，又越来越远。
我知道是老伙计在那边推粮食。还是那副模样，歪歪扭扭的，浑身打满补丁。推着满满一车，走在那条长满野草的路上。
俺爹说，人老了，耳朵里尽是一些没影的声音。我没反驳他。可我心里明白——有些东西，人听不见了，路还记得。草也记得。那些粮食的魂，都活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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