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科长”父亲，将工作16年的矿山告上了法庭丨人间|化工厂|法庭|煤炭|矿井|矿山|矿长|锰矿

矿山兴，家里的日子便有盼头，矿山衰，我们的生活也随之摇晃。

配图 | 电视剧《县委大院》

在连绵起伏的大巴山深处，横亘着一条富集的锰矿带。此条矿带起于重庆市城口县，止于陕西省宁强县东皇沟，东南抵安康市紫阳县，汉中地区（汉中市）的镇巴县正位于这条矿带之中。镇巴锰矿层位稳定、储量丰富，是大巴山锰矿带的重要组成部分。

深山里的许多小镇，都与这座矿山紧紧捆绑在了一起。渔渡区便是其中之一，这里地处镇巴东南部，历来是通往紫阳的重要交通口子。

我们一家四口就住在渔渡集镇上，80年代，父亲被调到渔渡区锰矿厂工作，矿厂几经整合，后来被并入“陕西省镇巴屈家山锰矿”，当地人习惯简称“省锰矿”，因矿区位于巴山乡，也有人叫它“巴山锰矿”。

毫不夸张地说，我家的半条命都系在矿山上。矿山兴，家里的日子便有盼头，矿山衰，我们的生活也随之摇晃。

父亲上学时成绩很好，但是因家庭负担重，初中没毕业就主动返乡，先当小队记工员，后任大队支书，再到公社企业办主任。1982年，父亲三十六岁，正是意气风发的年纪，他的才干被渔渡区委张忠民书记、冯绍科区长识中，想把父亲调到刚成立的渔渡区锰矿厂任会计。

那几年，西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一直在勘探这个矿，探明了这里锰矿储量达三百零六万吨，平均含锰量百分之二十五，属于低磷低铁的优质矿。渔渡区看中了这块“肥肉”，很快将其改为区、村联办矿，并更名为“渔渡区联合锰矿厂”。区公所专门抽调干部组建管理团队，父亲便是其中一员，井下干活的矿工，大多是附近村里的农民。

父亲一开始很不情愿，不想离家，张书记找他谈话，一句话说动了他：“你想一辈子当一名工农干部吗？”就这样被赶鸭子上架，父亲扛上铺盖卷，搭上区公所唯一那辆客货两用车，走马上任。

父亲走了，母亲陷入极大的痛苦之中。这一年我十岁，读小学四年级，姐姐比我大几岁，在上初中。家里孩子小，如何教育？地里繁重的农活又怎么办？生产队一位与母亲交好的妇女来我家，两人共同感慨命运的安排，越说越伤心，抱头大哭，哭得昏天黑地。

到了暑假的时候，父亲回家，带我去矿山玩。我欢喜雀跃地跟着，两人先坐班车到邻近的万源县官渡区，在一家临街馄饨店吃饭。女老板在门口包馄饨，一双筷子飞快地在盆里蘸一下肉馅，灵动的两手一捏，一个馄饨就包好了。

然后，我们从官渡火车站坐上绿皮慢车，杯子放在搁板上纹丝不动。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坐火车，我一脸好奇地盯着窗外，火车穿过幽暗的隧道，掠过几座高山上的烈士陵园，到达松树坡火车站。一条土路诗意地伸向远方，阳光灿烂，路边散放着几只木蜂箱，蜜蜂嗡嗡地飞来飞去。

下了火车站，我们走了几里路，公路边偶尔有几间孤零零的土房子。一条碎石路通向公路上方一个砖房院子，大门旁红色棋盘花开得兴盛而繁密，父亲说这就是鹿池公路道班，他们厂部就借居在这里。到了午饭的时间，父亲带我出了大门，走几十米下土坡，在一片绿色玉米地掩映下，有一间土坯民居，是锰矿厂租来做伙房的。厂长叔叔回来的时候，会从挎包里取出在渔渡街上买的芝麻饼、煮鸡蛋与我们分食。晚上没有电，一个职工一盏煤油灯，我们早早洗脚睡觉。

第二天，父亲带我上矿山。弯弯曲曲的小路上，遇上不少用背篼背锰矿石的村民，他们都热情地同父亲打招呼，然后打听我，人人都夸吴会计这个孩子浓眉大眼好标致。锰矿结构坚硬，矿工们在矿井中用炸药、雷管把矿石崩下来，人工选矿后，把推车推到井口，村民背下山到公路边记磅，装上汽车拉到紫阳县麻柳火车站货场上火车。

父亲走到一个矿井巷道前，洞口凉风阵阵，水从里面流出。父亲和几个干部换上雨靴进去巡视，我跟着在水中跋涉，在昏暗的灯光下向矿井深处走去。空气里弥漫着呛人的火药味，流水中有挥之不去的矿物质气味，主洞、岔洞如迷宫一般。我害怕了，一个人退了出去。

我们当晚在本地人陈叔家住下，陈叔老婆麻利地从自家竹园逮来一只鸡，与新鲜的树花菜合炖。香喷喷的鸡肉里还有几个大小不一、薄如纸包的没有“现天”（问世）的小鸡蛋，他们通通夹给我。第二天清晨，在啁啾清脆的鸟鸣声中，我给外地来的技术员邓叔叔表演刚学会的小魔术，一根小木棍在侧立的手掌上滚来滚去，单手力劈瓦片，瓦片应声破碎。

遇上连绵雨，生产停下来了。父亲他们把脸盆、水桶放在屋檐下接雨水，大白天人人在床上睡大觉。天一放晴，父亲带我到隔壁的紫阳县去办事，我们步行，父亲一边走一边给我讲此地母猪洞的传说。刚下过雨，山崖上形成了多个飞花溅玉的小瀑布，我边走边看，十多里地走下来一点不觉疲乏。

在小镇上，父亲为我买了一双带金色扣子的塑料底棕色布鞋。然后，我们爬上高高的铁路桥，去货场看了看在那里看守矿石的表哥。

农事繁忙时节，父亲就给在矿山工作的两个表哥放几天假，让他们回家帮母亲挖地挑粪种玉米。矿山需要粮食蔬菜，母亲就从自家地里扯捆青笋，砍几棵包心大白菜，我从粮站买来面条，用白纸打成三指宽的发票，按市场价卖给矿山，矿山来人到我家取。

小学五年级毕业，我又来到矿山，迎来一个漫长快乐的暑假。这次坐的是王师的货车，走的是渔紫路，就是从渔渡造反桥到紫阳县的这条公路，是20世纪70年代“三线”建设时，铁道兵和民兵为修建襄渝铁路运送物资而开凿的。

奇险旖旎的大峡谷中，滔滔红岩河上两山靠得很紧，被称为“一线天”，有一段公路呈工字形在河边盘旋，出了“一线天”，一座巨大雄壮的白色岩石，如巍巍石门一般。

这时，锰矿厂部从之前的地方搬到了屈家山豁口处的一块平地，这里有之前西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勘探时留下的土坯房几大间。房屋相互连通，中间一间堆满了大木箱，里面装着红漆数字编号的圆柱形钻探岩石标本。各管理人员在墙边安一张床，办公就在房屋中央。

矿山从紫阳县牵来电线，电力不足，晚上在惨淡的灯光下，父亲和厂长等几个人打扑克是唯一的娱乐，一边打牌一边议事。厂长和父亲打对家玩“二进贡”。厂长额头边有一颗痣，喜欢常年戴一顶鸭舌帽，为人狡黠，父亲进贡的大牌他常悄悄换掉再进给对手，有人质疑他不承认，父亲不做声，两人演双簧，手下人不好意思说破。厂长床头有一本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写的《我的前半生》，在舍友们之间流传。

有一次，父亲的同事贺叔叔邀请我们到他家去玩，我提着父亲买的两瓶“沱牌”白酒，走在青石小路上。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绕过一个村庄，路边几棵石榴树，绿油油的枝上缀满了小喇叭状红艳艳的石榴花。山间松林苍翠，竹园青青，雨后天晴多生长一种扎眼的大红袍蘑菇，如打开的小红伞，煞是好看。

贺叔叔家在一块向阳平地上，屋前一大片苍翠竹林，一群鸡悠闲地在林中散步觅食，宽大的几间木板房，旁边还连着一座带雕花和彩绘装饰的吊脚楼。一个男孩灵巧地钻进一只小木柜，在里面叮叮当当地用小铁锤钉柜壁，男孩叫冬生，是贺叔的小儿子，比我小一岁。

贺叔的女儿还未出嫁，拖着乌黑发亮的麻花辫，戴上草帽出门，从屋后青翠的李子树上摘下一草帽带有白粉的青青李子捧回屋中，又出去顺手抓了一只公鸡，木耳香菇鸡肉汤很快上桌。

饭后冬生把我带到房屋旁的小路边，俯下身子从地坎边的小洞里，掏出毛绒绒、黄壳小嘴叽叽喳喳的黄色小鸟，让我装进上衣口袋。装了几只后，冬生又递来一只，我打开衣袋，一不小心里面的小鸟全部振翅飞出，逃之夭夭。

我对冬生最为佩服的是，他小小年纪竟能独自步行几公里到麻柳街上赶集，为家里买回电灯泡，也为自己采购学习用品。那时候电影《少林寺》上映，在全国掀起习武热潮，不少中小学生把头发剃光，偷家里的钱出走，准备到少林寺去当和尚。

厂部前有一大块空地，贺叔叫我和冬生在空地上现场比武，他站在高坎上兴致勃勃地观看，像极了一个志得意满的罗马贵族在斗兽场高台上观看两个角斗士的表演。

我多扫趟腿、飞步二踢腿等技巧，冬生擅长近身搏击，两人打了几十个回合不分胜负，贺叔看到激烈处在高台上击节叫好。只苦了我们这一对亲密的小兄弟，累得气喘吁吁，身上腿上多处被对方打击，衣服裤子泥迹斑斑，周身疼痛不已。武术表演结束后，贺叔夸奖我一双脚板非常了得，当场奖励我一只香港产的全新黑色电子手表，亲手戴在我的手腕上。

1985年，厂部大楼修建了两层大楼，二楼与公路齐平，通过天桥可以直接出入，大门旁外墙上用水泥刻写了“渔渡区联合锰矿厂”几个大字。厂部后有一条常年流淌的河流，河水清且涟漪，在厂部处有小溪汇入，发出惊涛般的喧嚣声。

河中有很多雪白的大石头，还有鱼。当地农民经常下水用网捕鱼，然后用柳枝串起银白的鲜鱼提到厂部前叫卖。父亲他们买了鲜鱼吃不完，就用剪刀把鱼破开掏出内脏，撒上盐放在毒辣的太阳下暴晒，做成鱼干带回家。

父亲的办公室在二楼，进去第一间一个大通间，前半截出纳办公，后半截是父亲的领地，从后门经过一个阳台就到了卧室。矿山地处深山，生活单调而封闭。厂部人不多，我常和年轻的炊事员混在一起。他才二十出头，还没结婚，头上却早早生了白发，一闲下来，就坐着让我帮他拔白头发。

下班后，大家也没什么娱乐。有人喜欢背着猎枪钻进山林，回来时肩上挂着野兔。第二天食堂里，便会多出一道土豆红焖兔子肉，成了矿上难得的“改善伙食”。

年轻人偶尔也会骑着挎骑摩托去附近乡街“溜风”。有人负责和商店里年轻的女老板搭话，其他人便站在一旁，心安理得地抓着蛇皮袋里的炒葵花籽吃，瓜子壳吐得满地都是。后来矿上有人改跑销售，每次出差回来，总会带些火车上买的干咸花生。夜里，一群人围坐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分着花生吃，简单的零嘴，也能吃出难得的满足。

空寂的公路上不时走来几个衣着光鲜的当地人，神神秘秘地从内衣口袋里掏出几盒昂贵的香烟，低声地超低价出售。

这附近的村民，靠山吃山，靠路吃路，因为地处襄渝铁路沿线，他们在列车低速行驶的地段，男女老少齐上阵，年轻力壮的男子扒火车扔货物，妇女老人儿童沿途捡拾，无物不偷，煤炭自己烧，偷的白糖多了吃不完只好喂猪，物资多了存放在猪圈里，在县城、渔渡街上设立销售点。

矿山里的时光，像山路一样漫长而迟缓。1986年，学校放寒假，临近春节父亲回家。高高的光棍梁上白雪皑皑，父亲带上同事老钱和我上区公所找区长，请求区上派车送我们到山的那一边。区长同意了，但司机老蒲很不情愿，磨叽了一会儿，嘟嘟囔囔道：“好，好，我送你们这些长发客跑一趟。”但要求带一条尼龙绳捆防滑链。

父亲和老钱都是长头发，老钱三十多岁，身穿一件皱巴巴的黑西服，自告奋勇马上到街上铁货摊买了一根粗实的尼龙绳交给蒲师。我们一行在风雪交加中出发，汽车在光棍梁上左摇右晃艰难跋涉，车行半途，我还下车顶着寒风呕吐了一次。

蒲师把我们送到后解下尼龙绳，老钱舍不得刚买的绳子，立马要回来，对蒲师说：“这条尼龙绳我以后还要用。”不料此话一语成谶。

老钱和父亲在家没呆几天，矿上安排他们春节守厂值班，发放不菲的补助金。老钱从家中带来媳妇熏好的豆腐干、腊肉，要自己开伙。中午他骑上自行车去巴山乡政府，准备告诉一个要好的朋友来厂部陪他过节。

晚饭后有村民急匆匆来报信，说老钱骑自行车连人带车摔下山崖，尸体已浮在水面上。父亲他们立即找人用人力架子车把老钱泡得发白的尸体拉了回来，找了几块木板把老钱停放在一楼大厅，另一头派人到巴山乡打电话，向渔渡区公所、公安派出所报告。

区公所领导、派出所唐所长连夜驱车而来，调查取证，事实清楚，排除谋财害命，老钱刚学会骑自行车，车技半生不熟。随即在二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研究事故结论和善后事项。

厂部厕所在一楼后面河边，上厕所必须经过停放老钱的地方，一楼无人住，黑漆漆的一片，一盏孤零零的煤油灯散发着微弱的光线陪伴在他身边。尽管我拿着手电筒，一个人壮着胆子经过，还是战战兢兢，毛骨悚然。

会议开到深夜，大家都饿了，父亲吩咐炊事员做饭，但没有菜。炊事员小王顺手解开老钱放在伙房的包袱，取出里面的豆腐干、腊肉和粉条，炒了一大脸盆豆腐干炒腊肉，粉条烩新鲜猪肉，十多人围在一起吃晚饭。

第二天中午阳光甚好，雇来的两名民工在架子车上绑扎老钱，上下两层被子缺少绳索，唐所长打开一间房门，顺手取出老钱买的那条尼龙绳，轻摔在地上，对两个民工说：“你们用这条绳子捆一捆。”父亲和厂长先去几十公里外的老钱家安抚亲属、处理善后，两名民工用人力架子车沿着公路，一路艰难地把老钱拉回了家。

在矿山里，人和物都很难真正属于自己。节气、节日、亲情和生死，都要让位给矿上的节奏：开工、值班、运输、结算，一环扣着一环。

政府准备在渔渡区筹建铁合金厂，区委再次向父亲抛来橄榄枝，领导三番两次力邀父亲出任会计，父亲婉言谢绝。后来，铁合金厂建好后，很快就在内外勾结下垮掉了，厂长、会计因贪污等问题双双锒铛入狱，县法院公开进行公捕公审公判大会，中小学生组织参加，人山人海，万众瞩目。如果父亲同意调任，恐怕也难以独善其身。

1989年，渔渡区委放权放手让企业自主经营，解决企业的实际困难。在父亲和同事的苦心经营下，渔渡锰矿厂不负众望，效益很好，每年产值均上百万，为国家上缴大量税金，是渔渡区经济效益最好的企业，成为区委宠爱的“大儿子”。渔渡区一直是镇巴县的经济副中心。

父亲迎来事业的辉煌。他被汉中地区行署表彰为汉中地区首届农民企业家，以渔渡区锰矿厂副厂长兼会计的身份出席在汉中举行的表彰大会，随后又被镇巴县委、县政府表彰为县农业系统劳动模范，这成为他人生的第一个高光时期。这个从农村家庭走出的苦孩子，终于振翅高翔。

也是这一年，渔渡区锰矿厂整体并入陕西省镇巴屈家山锰矿，省冶金厅给了渔渡区公所三百余万元转让费。短短七年时间，从一穷二白贷款白手起家，到创下数百万元的总资产，父亲他们一群人立下了汗马功劳。厂长换了三人，副厂长兼会计的父亲一直在矿山，登记在职职工名册、移交资产等事务，父亲忙得不亦乐乎。

省、市、县、区四级移交联席会议连续召开了几天，父亲不仅参会，还要统筹会议人员的就餐。餐馆老板执意要感谢父亲，另外多做几个菜，父亲说加一个菜吧，清水白菜豆腐汤。清清白白，一尘不染。

右手边为文中父亲｜作者供

省属屈家山锰矿定名为陕西省镇巴屈家山锰矿，镇巴人习惯简称省锰矿，因地点在巴山乡，也有人称巴山锰矿，父亲任行政科科长。省冶金工业厅下属矿山公司派了一名领导来负责筹建新矿山，因矿山条件艰苦，此人放言“宁愿在西安干清洁工，也不愿在这里做县团级”，多次请求调动。在一个大雨倾盆的黑夜，来自汉江钢铁厂的新领导江矿长到了。

矿部人员一下子多了起来，大楼一楼为职工宿舍，二楼为各科室办公室。矿山组织了一次文艺宣传，把职工们的书法、诗歌等作品贴在大楼墙壁上，贴了哗啦啦的一大面，矿山确实藏龙卧虎，能人众多。

矿山从县城采购了一车西瓜运回矿部，没有装卸工，全部青年职工闻风而动，主动过来帮忙搬运过秤，热火朝天，我也加入其中。然后每两名职工分一个西瓜，顿时全楼上下都在啃西瓜。年轻的副矿长把西瓜抱到父亲宿舍，我们三人合吃了起来。

我从渔渡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90年代初，进入镇巴中学补习。父亲有时坐江矿长的车来看我，1994年，我考上了汉中的一所大学，父亲后来告诉我，当年如果我高考失利，就进矿山办公室，他已与江矿长沟通好了。

1993年的时候，父亲已从矿服务公司经理转任财务科长，正科级待遇。矿山规模扩大，通过招工和复退军人安置又进了不少人。那时候招工很容易，母亲娘家一个隔房侄子，他父亲拎着两瓶高瓶装“城固特曲”到我家就解决了工作问题。一些干部不惜从外地平原、县城好单位调来，只因要为子女在矿山谋一份工作。于是矿山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的现象比比皆是。

有一次我去大爸（父亲的同胞大哥）家玩，在县城教书的大哥叫出上中学的二哥和二姐，三个人站在过道上。戴着眼镜的大哥满脸严肃，厉声训斥他们：“你们跟他不一样，你们不好好学习将来只能面朝黄土背朝天，当一辈子农民。他学习不好，还可以进二爸的矿山。”

姐姐就在矿区上班，最初在财务科，后来考虑到父女俩在同一科室不合适，为了避嫌，姐姐调任山下汽车队任会计，带着雇请的小保姆，抱着襁褓中的外侄女上班。

江矿长络腮胡，头发自然卷，说一口浓郁的四川话，性格豪爽，幽默风趣，爱好照相。父亲擅长财务管理，积极开源节流，在多年的省、市、县组织的财税大检查中，矿山财务没有丝毫问题，深得江矿长的信任和同事的尊重，被戏称为“吴大科长”“财神爷”。

父亲和江矿长配合默契，经常一道到镇巴县城，冬季翻越漫山积雪的秦岭山巅到西安出差。江矿长竞选县人大代表，父亲在会场上不遗余力四处活动，鼓动村民投票。江矿长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订货会，回来时把会议上发的几包红色“雪莲”烟送给父亲。

江矿长想把父亲提成副矿长，打报告到省上未获通过，只因父亲的农民身份。这期间父亲经常到西安出差，途经汉中一有机会总要停下来到大学来看看我。有一次，父亲带我去汉园宾馆，一间房间里放满了水果，香蕉、葡萄等随意吃，吃饭时我也和参会人员一起就餐。

父亲还去了省冶金工业厅，他说进省政府，武警设了两道岗，检查十分严格，要提供工作证、单位介绍信等。他还拿回一个冶金工业部的公文信封，信封落款印着鲜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冶金工业部”字样，我如获至宝加以收藏。

1992年到1996年是矿山发展的黄金期，生产走上正轨，经济效益很好，是省上黑色金属明星企业，市县利税大户。职工的福利很好，企业为职工购买了春秋季、冬季工装，分别是蓝色西装和带毛领的防寒服，春节前还会发香脆味甜的洛川大苹果。

矿山经常组织职工活动，如有奖问答、知识竞赛等，江矿长还热心地为来之不易的外地技术骨干张罗找对象。矿山积极支持地方公益事业，渔渡修建南乡公园，矿山捐献两万元，修建便民桥支援钢材等。

每个月给职工发工资，现金很沉，一提几十上百万。父亲提坏了几个结实的提包，有时坐火车，他就把大量人民币装进旧麻袋，置于脚下。

后来，为了丰富矿山后续发展资金，也为职工多谋福利，1995年，矿山向职工募集集资款，利息略高于银行贷款利息。矿山扩大经营范围，准备收购已破产的渔渡铁合金厂进行锰矿冶炼。江矿长亲自去谈合作，但是因当地群众胡搅蛮缠不得不搁浅，同时，为了解决职工的后顾之忧，江矿长准备在交通便利的渔渡集镇建家属区。

这几年的矿山，像一台被充分上紧发条的机器，轰鸣着进入它最有秩序，也最体面的阶段。

但是，有时候付出换来的并不是对方的理解，在矿山形势一片大好的盛景中，也夹杂着一些不和谐音符。矿山从外面请来一支浙江专业掘井队，此队以吃苦耐劳著称，来时无房住就借住在村民的猪圈楼上，接山泉水做饭。劳动强度大，报酬就高了些，这引起矿山极少数人的不满。他们遣走这支掘井队，另组建了一支队伍，新队伍吃不下那份苦，只好重新请回原来那支浙江掘井队。

紫阳紫黄锰矿和屈家山锰矿同属一条矿带山的两边，两矿难免越境开采，引起争议矛盾，双方经常趁对方工人休息时派人用雷管、炸药炸掉巷道，阻挠对方生产。为开采权属问题，两矿官司从两县、两市打到省上，省上召集双方座谈，双方各执一词，莫衷一是。

1996年，省矿山公司新领导提出一套新的利润分配方案，有损矿山的切身利益，江矿长没有同意，矿山公司随即调任江矿长到汉中筹建天台山锰矿，新上任的书记曾经在屈家山干过，因品质问题被江矿长调走，如今卷土重来。

新书记心想企业效益这么好，原来的班子一定有经济问题，向县检察院反贪局申请立案，公开扬言要把这一桌人送进监狱。检察院一干人吃住在矿山，被好酒好肉招待，白天慢慢调查，晚上打麻将娱乐。

专案组到四川峨眉山市峨钢去调查取证，油钱、过路费、差旅费等开销通通由矿山出，在旅游胜地峨眉山游山玩水一周多。查了接近两年，因证据不足不了了之。新书记把原来江矿长手下的中层干部免掉职务重新安排，父亲就从炙手可热的财务科长调任查看水电表的普通职工。

但是清者自清，浊者自浊，2004年的时候，江矿长兜兜转转，又回到了矿山任书记。虽然矿山实行矿长负责制，江矿长不掌大权，但他的威信高出矿长一大截，职工们有事大多还是愿意找老领导谈。

严重内斗使矿山效益江河日下，甚至破天荒沦落到发不起工资的田地。1997年，矿山停产，工人下岗，只发生活费，父亲只好回家重拾铁锄，当起了农民。

江矿长的妻子席阿姨，愤愤不平地说：“辛辛苦苦地把床铺好了，这些人来睡还胡整！”1998年6月，矿山以合同到期为名，裁减所有农民轮换工。

农民轮换工是当时在矿山很流行的用工制度，矿里很多工人来自周边乡镇，农忙时回家务农，农闲时进矿上班，按周期进出矿区，在生产线上补位、轮替。屈家山锰矿成立初期，父亲等原区锰矿人员以农民轮换工的身份转入矿山，当时规定农民轮换工在矿山一天就享受正式职工的一切待遇，聘用合同一年一签。

“被裁”的消息传来，老员工连连惋惜，原来的农民轮换工愤愤不平，纷纷商量要烧矿山的汽车、破坏矿井设施，最终农民轮换工全部失去工作，回家去了。父亲因为是领导，暂时没在这一批的裁员名单，但他知道自己也有这一天。

1998年12月，矿山又出台新文件，因经济困难暂停集资款分红。父亲相当一部分集资款是向当地信用社贷的款，因为集资款利息高有利可图，另一方面财务科长要带头支持矿上工作。现在傻了眼，矿山不分红，信用社每到季末催收利息时父亲根本还不上。

父亲迫于经济压力，还有复杂的人情世故，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他不想再等了，索性自己主动向矿山提出离职申请，去矿山办理了两天手续。那时我正值大学毕业的暑假，准备参加工作，听闻父亲的事，就从渔渡街上坐客车先到鹿池车队，然后沿公路步行上山，到了矿部，父亲很意外，也很感动。

我帮助父亲整理打包东西，当天晚上与父亲挤在一张床上。第二天父亲终于办齐了盖了十几个红彤彤公章的手续。矿山派了一辆130客货两用车载着父亲的行李和我俩回到了家中。就这样，父亲悲愤地离开了工作近二十年、抛洒了青春汗水的屈家山锰矿。

父亲回家后，立即向县法院提起诉讼，诉讼状由我书写，状告屈家山锰矿，要求退还集资款及分红。从有深厚感情的矿山到对簿公堂，实属无奈之举。法院通知庭前调解，父亲指派在县医院当院长的四爸为诉讼代理人，四爸在调解会上对矿山代表义正辞严地讲：“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矿山派新任财务科长，以前的熟人郭叔等三人来我家找父亲，以矿山经济困难为由要求延期支付，遭到父亲的拒绝。在县法院的强有力干预下，父亲终于拿到了集资款，还了贷款、支付利息后略有结余，长长地松了一口气，高兴地说：“终于从一个贷款户变成了存钱户！”

1996年，江矿长被赋闲在家，经矿山办公室小刘牵线，两人共同租赁经营观音化工厂。化工厂在观音集镇西山黄草坪上，是镇巴县聘请湖南工程师、利用当地钡矿建起来的一家焙烧化工厂，工人劳动强度大，空气污染严重。

炎炎盛夏，江矿长每次坐四小时的客车汗流浃背地从汉中勉县到镇巴县城，住在条件简陋的县物资招待所，第二天不顾疲惫又戴上草帽乘坐班车翻越星子山去观音。一个正县级领导，五十多岁的人还在辛苦奔波。

他邀请父亲入伙搞管理，父亲动了心，也出了部分资金，在化工厂干了几个月。六爸、二哥跑运输从盐场拉煤炭到化工厂。江矿长对化工产品不是很在行，签订合同时对方把产品标准定得很高，产品发出去后对方不打款。

父亲亲自到兰州冶炼厂去收账，对方无赖地说产品不合格，自己拉回去，不拉回去还要付场地费。父亲看到堆放在货场的产品已被用去一部分，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没有收回货款，沮丧地空手而归，在汉中给家人买了几斤荔枝。

化工厂亏损停办，父亲投进去的几千块钱和几个月的工资一分未领到。六爸、二哥找父亲要煤钱和运费，父亲打电话给江矿长，电话那头传来江矿长沧桑无助的声音：“年龄大了，挣不到钱啦！”

回家以后，为了生计，父亲又到离屈家山锰矿不远的山坪锰矿当会计，这是贺叔叔办的一家民营企业。父亲不会做饭，就在屈家山看守炸药库的三爸那里开伙，自己从家中带来油和腊肉，闲暇时种蔬菜挖野菜，下班后自己动手刮洋芋。

父亲原来的同事、辞职后与一位汉中女能人合伙开起了秦川矿产品公司，杨总深知父亲的能力和为人，2000年夏季的一个午后，张董和杨总二人专程来我家请求父亲出山，为他们的新矿出任会计。

父亲欣然答应，去后还兼任栗子垭锰矿原材料采购和后勤管理，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把栗子垭锰矿经营得顺风顺水，成为本县的利税大户和明星企业。

杨叔被推选为市人大代表，张董被表彰为汉中市“巾帼建功十大杰出人物”。他们的创业事迹被镇巴电视台拍摄了一部专题片，在《巴山风》栏目中播出，引起社会很大反响。杨叔还帮忙办成了父亲的企业职工退休养老金手续。

该企业很受县、镇领导的重视。有年夏季连绵阴雨，栗子垭锰矿一带停电。镇巴县政府常务副县长打电话给张董，询问近期情况，张董无意中说到下雨停电心里着急。副县长立刻一个电话打到县电力局长，局长不敢怠慢，马上打电话给巴山镇供电所所长，勒令他们马上检修线路恢复通电，供电所一班人顶着大雨投入紧张工作。后来这名所长对张董一脸无辜地说，有事直接通知他们就行了，最好不要惊动领导。

父亲在地处偏僻、条件艰苦的山沟里工作了几十年，实在不想干了。2006年，在他六十岁生日这一天，杨叔和张姨把父亲欢送回了家，他们在街上买了鞭炮，在隔壁刘哥家做了一道匾，父亲光荣退休了。父亲退休后闲着无事，经熟人介绍又在本县观音街上的观音石材公司干过几年会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