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说自己做不到“两耳不闻窗外事”，关锋做到了。
出狱后，关锋把自己封进了书里。
他不谈过往，不见外人，不写回忆录。每天看书、写字、练气功，晚上看看电视。有人来串门，聊哲学聊古代史，不聊别的。他像一颗被拔掉引信的炸弹，安静地躺在书架上。
他是山东庆云人，本名不叫关锋。
他叫周玉峰，又叫过周秀山。二十岁那年他用了“关锋”这个化名，一用就是一辈子。
那一年他已是山东乐陵县的县委书记。他靠一支笔杆子往上走，走到北京，走到《红旗》杂志编委的位置。
他的文笔活泼，通俗易懂又不失深度，和王力、戚本禹并称“三家村”之后的“新三家”。
三个人都是靠文章吃饭的，但他和他们不一样。他比王力更沉，比戚本禹更静。这种沉和静，救了他，也困了他。
1956年调进北京，分到研究室，身边是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能进那个圈子，说明他的笔被认可了。
1958年《红旗》创刊，陈伯达把他拉进去当编委。那时候他四十出头，正是文思最旺的时候。六十年代初他开始活跃，到1967年被要求“请假检讨”，前后不过七年。他的谢幕和戚本禹、王力几乎同步。
1967年8月26日，他和王力被送去二号楼隔离。
送他们去的人是戚本禹。戚本禹走时还叮嘱警卫：“他俩还是首长，要好好对待。”同年十月，他们被转到西山别墅，分别软禁在两栋楼里。待遇没变，但仕途已经画了句号。
1968年1月，关锋被正式关进监狱。
十四年，到1982年初才出来。那年他六十二岁。组织上没给他离休待遇，但按照局级待遇安排。
住房、医疗、收入由《求是》杂志社负责，每月生活费从150元慢慢涨到五百元。九十年代他的月收入加上稿费接近四千。那时北京职工月均工资不到五百。他一个人过上了高收入阶层的生活，但他花的钱，基本都用来买书了。
叶永烈去访问他，印象最深的就是书。
到处都是书，卧室、书房、客厅，连过道都堆着。
他什么书都看，哲学、历史、文学、杂论。书桌上永远摊着手写的稿纸，字迹工整，一笔一划。他不用打字机，更不会用电脑，虽然家里后来买了一台电脑，他也懂得一些操作，但写作还是用手。用他的话来说，手写的字才有温度。
他不抽烟不喝酒，一日三餐规律，吃得素。
早上八点起床，去附近公园练气功。那时气功很流行，他也是跟风。练完回来就看书，看到中午吃饭，下午接着写。
傍晚出门遛弯，戴一顶老干部帽，穿中山装，就在沙滩北街2号大院附近转悠。不跟人搭话，别人也不认他。他把自己活成了一个普通的退休老人，只是这个老人每天都在写，每天都在读。
关锋和戚本禹最大的不同，不是政治立场，是对待“过去”的态度。
戚本禹不愿意沉默，他写文章，接受访问，谈历史，谈时事。他做不到“两耳不闻窗外事”，他的笔下总有观点，总有态度。关锋恰恰相反，他把“过去”锁进了抽屉，钥匙扔了。来访的人问起当年的事，他不回避但也不展开，三两句带过，然后转到哲学上。他不是不敢说，是不想说。说了又能怎样？他的笔是用来写文章的，不是用来写自传的。
他用“古棣”这个笔名，出版了关于老子学术研究的三部著作。二十三年的时间里，他累计发表了近四百万字的学术文章，涉及哲学、历史、兵法。他还和王力、戚本禹不同，他编了一本《孙子兵法大辞典》，一百三十多万字，他是主编。
他把自己后半生的精力，全部倾注在了学术研究上。他不是在逃避，他是在用另一种方式证明自己。
文章曾经让他登上巅峰，也曾经让他跌入谷底。
他不怨恨文章，他只是不再写那种文章了。他写学术，写老子，写孙子，写那些不会把人推上风口浪尖的文字。
2005年6月7日，关锋去世。八十六岁。
从1982年出狱到去世，二十三年。他写了二十三年的学术著作，不写回忆录，不写时评，不写任何可能触及现实的文章。他把自己关进了书房，像一只蚕，吐丝结茧，把自己裹在里面。外面的人看不清他，他也不看外面。
有人说他怯懦，有人说他聪明。
他自己大概不在意。书房里的灯亮着，他伏案写字的身影投在墙上，安静得像一幅画。画里的人，曾经在历史中掀起过浪，最后选择在一堆书里平静地沉下去。
你觉得，如果让你选，你会做关锋，还是做戚本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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