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戚本禹从北京劳动大学进修完，听说秘书室缺人，就拉着两个同学自己跑去组织部门，把档案递了上去。
那一年他刚成年，头发还没长硬，说话还带点山东腔，但眼睛里的东西，已经跟同龄人不一样了。
他的工作有三样：读报摘要、管理图书、处理来访信息。
听起来都是杂活，可他把杂活干出了门道。
别人管理图书，是整理上架、登记借还。戚本禹管理图书，是看领导在读什么书。他发现领导读书有个习惯，喜欢在感兴趣的地方用笔批注，画圈、划线、写评语。戚本禹就照着买一本一模一样的，领导在哪画圈，他也在哪画圈；领导写什么批注，他也抄下来。他读的不是书，是领导的思路。
这些书有《哲学大纲》《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也有《红楼梦》《聊斋志异》。他一个高中生，硬是啃了下来。他不需要全懂，只需要懂领导为什么对那一段感兴趣。他把领导的思想地图，一点点描进了自己的脑子里。
读报摘要那个活儿，别人都往“名人趣事”“野史异闻”上凑，觉得领导日理万机，需要放松。戚本禹不一样，他摘抄的内容，总是让领导满意。
因为他知道领导想看什么。他知道领导的喜恶、关注点、思维方式。他不到二十岁，就已经在学怎么成为一个“对领导有用的人”。
细节里藏着的不是人品，是野心。戚本禹的野心，十八岁就开始发芽了。
后来他常说自己的学历是高中，没上过大学。
可他在秘书室读的书，比很多大学生都多。他读的不是知识，是权术。他把自己读成了一个影子，影子里全是领导的形状。
1963年，三十二岁的戚本禹还只是一个小有名气的笔杆子。三年后，他成了中央首长。那一年他三十五岁。他的起飞只用了三年，而为了这三年，他准备了十七年。
从十八岁到三十五岁，他一直在等。
等一个机会，等一个能让他把那些年描摹的批注、揣摩的心思、积攒的野心，全部兑现的机会。1966年5月，田家英去世，他取而代之，一跃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
他的行政职务只是中秘室秘书的十六级干部，有人说那是县处级，但他的排名却在姚文元和穆欣之前。他拥有了首长的待遇和话语权。
从1966年5月到1967年10月，那十七个月是他人生真正的高光时刻。
他一米八的个子，时常抛头露面，一年多内在公共场合发表了一百二十多次讲话或传达指示，被人称为“戚大帅”。他和王力、关锋并称“三秀才”，又被人叫做“北棍子”。他像一颗流星，划过夜空，明亮刺眼，然后迅速坠落。
1968年1月，他被要求“请假写检讨”。那年他三十七岁。从起飞到坠落，不过五年。真正在天上悬着的，只有十七个月。
他用十七年等来了十七个月。这笔账，不知道他后来越算越明白，还是越算越糊涂。
古人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他大概想说“朝出名，夕死可矣”。可他不是真的想死，他只是想出名。想出名的代价，是后来几十年的沉默、囚禁、白发和皱纹。
1986年，五十四岁的戚本禹走出监狱，被安排到上海市图书馆做管理员。
他的第一份工作，也是上海市图书馆的管理员。命运让他绕了一大圈，又把他送回原点。他像一个圆规，画了一个完整的圆，笔尖回到起点，圆心还在原地。
他没有像关锋那样“两耳不闻窗外事”。他写文章，写历史，写人物论。他接受叶永烈的访问，穿着大背心，大大咧咧，絮絮叨叨。
他做不到沉默，因为他手里的笔，从来就不是用来沉默的。那支笔，曾经帮他画过领导的批注，帮他写过批判文章，帮他登上过天安门城楼。那支笔，也把他送进了监狱。
他用那支笔写了几十年。十八岁写，三十八岁写，五十八岁写，七十八岁还在写。他停不下来。一个靠笔起家的人，最后能依靠的，也只有那支笔。
2008年，七十七岁的戚本禹再次登上天安门城楼。
上一次是1967年，三十六岁。从城楼走到监狱，从监狱走回城楼，他用了四十一年。
2016年，他去世了。八十五岁。他这辈子，不是被文章成就的，也不是被文章毁掉的。
他是被自己的野心成就，又被自己的野心吞没的。那野心，十八岁就在秘书室的图书架前，悄悄发了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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