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事部的小会议室空调开得跟冷库似的。

于荣把离职协议推到我面前,旁边还坐着个西装笔挺的律师。

协议上白纸黑字写着:补偿金按本市最低工资标准算,那3%的股份他们出价四十万。

“宋工,”于荣笑呵呵地说,“这是李总的意思,好歹也是你爸留下来的,给你加了一点。”我没说话。

那封从香港寄来的信,在我口袋里被攥得变了形。

我爸在信里写:“儿子,有些东西,得等到你走投无路的时候才能打开。”

01

那天是周一下午三点。我刚从工地回来,图纸还没顾上放下,于荣的电话就打到座机上。

“宋工,来一趟人事部。”

他的语气跟平时不太一样,少了那股子客套。我以为是月底要核考勤的事,也没多想,披上外套就过去了。

人事部在三楼东头,走廊里冷清清的,几个工位的灯都关了。

最里面那间小会议室的门开着,里面坐着于荣,还有一个我没见过的男人,四十来岁的样子,西装革履。

于荣看我进来,站起来笑了一下。那笑我没看懂,说不上是客套还是别的什么。

“这是李律师,”他指了指旁边的人,“李总特意请来的。”

我点了下头,在对面坐下。心里隐隐觉得不对劲。

于荣把一份文件推到我跟前。我低头一扫,封面上写着“离职协议书”五个字。

“公司最近在做人员优化,你这个岗位暂时可以不用了。”于荣说得很轻巧,就像在说今天食堂吃什么菜一样。

我没动那份协议,等他接着说。

补偿金按本市最低标准算,工资发到这个月底。不过……”他顿了一下,从公文包里又拿出一份文件,“你那3%的股份,李总说愿意回收。价钱嘛,四十万。不算低了。

四十万。我脑子里飞快转了一下,公司去年年报上写的净资产是两个多亿。

“于经理,”我尽量让自己语气平静,“这事是不是太突然了?”

“不突然不突然,”于荣摆摆手,“开了几次会了,就是一直没好意思跟你说。”

旁边那个李律师开口了:“宋先生,这份协议条款很明确的,签字即可生效。股份转让的事,李总说了,可以今天一起办了。”

他说话很官方,一套一套的,像是在背诵什么。我最烦这种人。

“我能考虑几天吗?”我问。

于荣和那个李律师对视了一眼。于荣脸上的笑慢慢收敛了:“小宋啊,李总的意思是,这周之内最好定下来。你也别让你爸的老战友为难,是吧?”

他把“你爸”两个字说得很重,像是在提醒我什么。

我没再说什么,把协议推到一边,站起来走了。走到门口,于荣在后面喊了一句:“宋工,别耽搁太久。”

我没回头。

出了公司大门,我才发现自己手心全是汗。三月的风吹过来,还有点凉。我站在路边抽了根烟,脑子里乱成一团。

那3%的股份是我爸留给我的。准确地说,是我爸留给我的念想。

我爸宋晓峰是这家公司的创始人。

二十年前他下海办厂,从三台旧机器开始,慢慢做起来的。

那时候我妈还没退休,我还在上小学,一家三口挤在厂里那间十几平米的值班室里。

后来公司做大了,搬了新地址,我爸也累出了病。三年前走的,走的时候瘦得只剩把骨头。

他走之前把他名下的股份分了分。

我妈手里有5%,我自己有9%,还有3%留在他自己名下,算是“纪念”。

遗嘱里写得清楚——这3%只能归我,不得转让。

当时我没多想,觉得我爸就是留个念想。我是独子,这些东西迟早是我的。

公司后来就交给了李文杰打理。

李文杰是我爸的老搭档,当年爸爸办厂的时候他就是销售经理,我爸走的时候让他当了总经理。

这几年公司经营得怎么样我也没太关注,每个月按时拿工资,图纸照画,日子就那么过。

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有人要我走。

回了家,我妈还没回来。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把那份协议又看了一遍。条款写得很专业,哪条哪款都规规矩矩,但我越看越不是滋味。

二十万补偿金,四十万股本。把我爸二十年的心血,打包成了六十万。

我妈回来的时候看到那几页纸,问我怎么回事。我不想让她担心,就说公司调整,可能要换工作。她没多问,转身去厨房做饭了。

我听见她在厨房里开火的声音,心里突然特别堵。

我爸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了句话。他说:“修洁,爸没给你留多少东西,但那间工作室,别关了。”

那间工作室在公司老厂区那边,十来平米,是我爸最早办厂时租的地方。

后来搬了新厂,他舍不得退,就改成了一间私人工作间,没事的时候过去泡杯茶坐坐。

我答应了他。这三年,每个月的房租都是我从工资里扣的。

可现在,连这份工资都要没了。

02

第二天我没去公司。不是想旷工,是真的不想进那个门。

我给我爸的老部下打了个电话。谢长生,公司的老会计,今年五十七了,下个月就退休。他跟着我爸干了十五年,算是最清楚公司家底的人。

电话响了很久才接。谢长生的声音压得很低:“小宋,我在医院呢。”

“怎么了?”

“你师母血压高,我陪她来检查。有事吗?”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把昨天的事说了。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一会儿,只有医院那种嘈杂的背景音。

“别签。”谢长生只说了两个字。

为何?

电话里说不清楚。你下午有空吗?来一趟医院后面那条街,有家老茶馆,我三点左右能出来。

我看了看表,快两点了。我说行。

那家茶馆在老街上,开了十几年的老店。

我小时候我爸带我去过几次,他爱喝那里的铁观音。

茶馆不大,摆了五六张八仙桌,墙上贴着已经发黄的价目表。

我到的时候谢长生已经到了,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放了一壶茶,没动。

他比三年前老了很多,头发白了大半,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他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手边的黑皮包破了皮,露出里面的衬布。

“你爸走之前那段时间,”谢长生开口了,声音沉沉的,“跟我交代过一些事。有些话,我答应了他,不能随便说。”

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又放下:“你爸那时候就知道,这家公司迟早要出事。”

我愣住了。

“那几个月,他一直让我暗地里翻账。你爸虽然病重,但脑子清醒得很。他发现有几笔账不对,数目不小,大概两千万。”

“两千万?”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嗯。”谢长生点点头,“能绕过他动这笔钱的,全公司没几个人。你爸心里有数,但没证据,也没时间查了。”

他看着我,眼神里有点说不清的东西:“他走之前跟我说,如果有一天有人动你,就让我把一样东西交给你。

他从黑皮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上面贴着封条。封条上面的签名我认得,是我爸的字迹,歪歪扭扭的,是他在病床上写的。

“这是什么?”我接过信封,手指触到纸面,心跳有点快。

“你到没人的地方再看。”谢长生站起来,拍了拍我肩膀,“小宋,有些事,你爸做得不容易。你别让他白费了心思。”

我目送他走出茶馆,背影有些佝偻。街道上人来人往,他很快就淹没在人群里。

我没在茶馆多待,结了账就出来了。信封薄薄的,里面应该没几页纸。我捏了捏,隐约感觉到里面有硬硬的东西,像是照片。

回到租的房子,我妈还没下班。我反锁了房门,坐在床上,用刀片小心地挑开封条。

信封里有两样东西。一张照片,和一封信。

照片很旧了,边角都磨损了。照片上是我爸和李文杰,站在公司门口,两个人都在笑。应该是公司刚成立那会儿拍的,墙上挂着的招牌还是老式的。

信是用圆珠笔写的,字迹潦草,有几处看不清。上面写着:“修洁,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说明爸爸最不想看到的事还是发生了。你别怕,爸爸给你留了东西。当年公司做大的时候,我把一部分股份放在了外面,挂在你老舅的公司名下。一共70%,是你的。你老舅那边有文件,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但是有个条件,只有你被人赶走的时候,这些股份才能回到你手上。这场仗,爸帮你铺好了路,最后那一哆嗦,得你自己去。”

我拿着信的手在抖。70%。

我爸留给我的,不只是那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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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那封信我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每一个字都认得,但连在一起,总是觉得不真实。

我给我老舅打了个电话。老舅是我妈的亲弟弟,叫赵建国,在省城那边做建材生意,跟我们家关系一直不错。

电话接通的时候,老舅的声音有点意外:“修洁?好久没打电话了。咋了?

“老舅,我爸生前是不是在你那里放过什么东西?”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老舅的声音变低了:“你知道了?”

“我见了谢师傅,拿了一封信。”

“嗯。”老舅长长地叹了口气,“你爸走之前把事情都安排好了。那70%的股份,以我们公司名义代持着,协议都是经过公证的。你爸的意思很明白,不到万不得已,不动这条线。”

“现在算万不得已吗?”我问。

“那得看你自己觉得。”老舅顿了顿,“明天你过来一趟,我把文件给你看。”

第二天一早,我请了假坐长途车去了省城。

老舅的公司在郊区,一个不算大的建材市场。

他开了间门面,后面是个小院子。

老舅把我领到后院的办公室,从保险柜里拿出一个铁盒子。

盒子打开,里面是一沓文件。最上面那份,封面上印着“股权代持协议”几个大字。

我小心翼翼翻开。

协议上写得一清二楚,××建材有限公司代持远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70%股份,受益人宋修洁。

协议日期是十年前,加盖了公章。

“你爸那时候做这个,”老舅坐在我对面点了一根烟,“是防着有这一天。他说李文杰这人能干,但心眼多,留个后手。”

我翻到最后一页,签着我爸的名字。握笔的力度很重,最后一笔划破了纸。

“这份协议,法律上有效吗?”我问。

“当然有效。”老舅吐了个烟圈,“公证处做的公证,找的省城最好的一家律所。你爸当初在这上面花了不少钱。”

我把文件小心地放回去,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我爸病成那样了,还把这些事安排得这么妥当。

“老舅,谢谢你。”

“谢啥。”老舅把烟掐了,“你爸是我姐夫,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不过修洁,你要想清楚,这份东西拿出来,就收不回去了。公司的局面,你能接得住吗?”

我没接话。

两天后,我回到了公司。不是去上班,是去找谢长生。

谢长生还在原来的工位上,翻着一本旧账本。看我来了,他点了点头,指了指旁边的椅子。

“谢师傅,”我压低声音说,“我想看看我爸走之后,公司这几年的账。”

谢长生看了看四周,确定没人注意,才说:“账本可以查,但你要是想要完整的数据,得找审计。我已经退休了,有些东西拿不出来。

“那你能不能帮我?”

他没直接回答,站起来走到饮水机前接水。我注意到他走路的姿势有点奇怪,像是腿使不上劲。

回来坐下后,他说:“我可以帮你,但得等几天。我需要时间把一些东西整理出来。”

我点点头。

“还有,”他又压低声音,“你得当心李文杰。他知道你爸当年做过什么没有?”

“我不清楚。”

“那他应该不知道你手上有什么。”谢长生说,“不然他不会用四十万就想打发你。”

我当时没听懂他这句话的意思。后来我才明白,谢长生是提醒我——李文杰对我爸留下的东西一无所知。

那天下午,我去了那间工作室。

老厂区那边早就没什么机器了,厂房都租出去了。

只有那间十来平米的小工作间,还挂着锁。

锁是我爸走之后换的,我手上有三把钥匙,一把在我身上,一把给我妈,另一把在我爸的骨灰盒旁边。

开了锁,推开门,一股纸霉味扑面而来。

里面的东西没怎么动过。

一张旧办公桌,一把藤椅,墙上挂着几张老照片,都是公司刚起步时的样子。

角落里有个铁皮柜子,我打开看了看,里面是些发黄的图纸和笔记本。

这些都是我爸的心血。

我在藤椅上坐了一会儿。窗户开着,外面传来老厂区打桩机的声音,咚咚咚的,敲得我心里发慌。

“爸,”我自言自语,“儿子可能要跟你一样,豁出去了。”

04

接下来一个星期,我忙着搜集各种证据。

先是找老舅把那份代持协议做了一次公证补正,确保法律效力不出问题。

然后让周律师——就是香港那家律所的人——重新梳理了整个代持链条的法律关系。

周律师姓周,叫周永康,四十多岁,干练得很。

他接到我电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宋先生,你父亲当年把协议放在我这里,就是料到会有这一天。”

他从香港飞到省城,跟我面谈了一次。

他看完全部文件后,得出结论:“这份协议在法律上没有瑕疵。只要你能证明离职是被迫的,协议就能生效。”

“需要什么证据?”

你被公司要求离职的书面文件,最好是录音或者文字记录。再有,就是证明公司对你不利的人证物证。

我想起那天在人事部的小会议室,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我没有留证据。

“那天的对话有录音吗?”周律师问我。

“没有。”

“那你有没有跟任何人说起过这件事?”

“我妈,还有谢师傅。”

周律师点点头:“想办法拿到录音或者文字记录。越直接越好。”

我回到公司那天,于荣正好在走廊上碰到我。他看见我,脸色变得有些微妙:“宋工,你还来上班啊?”

“我还没离职呢。”我说。

“那批图幅呢?审完了吗?”

“明天交。”

于荣笑了一下,那笑容里带着点别的意思:“行,你慢慢搞。”

我回到工位上,打开电脑。旁边几个同事用很复杂的眼神看着我,想说话又没说出口。

我翻出手机,设置成录音模式,放在了上衣口袋里。

然后我站起来,朝人事部走去。

于荣的办公室门没关。我敲了两下,直接进去了。他正在看手机,抬头看我来了,脸上的笑瞬间消失了。

“宋工,有事?”

“我想跟你聊聊离职的事。”

于荣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我主动来找他。他放下手机,坐直了身子:“想通了?

“不是想通了,是想了解清楚。”我说得很平静,“那3%的股份,你们出三十万?”

“四十万。”他纠正我,“李总说了,加个十万,算是对你爸的尊重。”

“那我想问一下,公司现在的净资产是多少?”

于荣脸上的笑僵住了。

“这个……我也没具体数据。但你知道,这几年行情不好,公司亏损严重。”

“亏损?”我笑了笑,“我查了公司去年的年报,净利润一千两百万。名下固定资产少说值一个亿。这叫亏损严重?”

于荣的脸彻底沉下来了:“宋修洁,你这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我就是想问问,你们凭什么让我走?”

“公司优化人员,很正常。”于荣语气硬了起来,“你要是觉得不合理,可以去劳动局投诉。”

“可以。”我站起来,“那我不签。”

我转身往外走。

身后传来于荣的声音:“宋修洁,你别不识抬举。李总愿意出四十万,已经是给他老人家面子了。你要是闹下去,一分钱都拿不到。”

我停下脚步,没回头:“那是我的事。”

回到工位上,我关掉手机录音。保存,备份。

当天晚上,我在家里把录音听了一遍。于荣的话,每一句都很清楚。他虽然没有明说“你被开除了”,但意思很明显。

我把录音发给了周律师。他回了一条信息:“可以了。剩下的交给我。”

第二天,周律师给我打来电话:“宋先生,我已经开始走流程了。最迟下周,你会收到一份法律文书。”

“什么流程?”

“申请确认股权归属。一旦法院确认,那70%的股份就归你了。”

我坐在客厅里,听着电话里周律师的声音,手心又开始冒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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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周五那天,周律师给我发了一个文件。

是一份股权确认申请书。里面写着代持协议的完整内容,附上了老舅那边的工商登记材料、公证处的公证书、以及我被公司排挤的录音证据。

“这份申请已经提交到省城的中院了。”周律师在电话里说,“下周三开庭。你要做好准备。”

“我需要做什么?”

“第一,确保自己准时到庭。第二,把你手上的原文件都带上。第三,想好怎么回答对方律师的问题。”

我翻看着那份长达十几页的申请书,心里说不上是紧张还是别的什么。

周律师又补了一句:“还有一件事,你父亲生前有没有留下什么遗言?最好是落实到纸面上的,或者有见证人。”

有一封信。

“能不能给我看看?”

我把那封信念了出来。周律师听完后沉默了一会儿,说:“这封信很好。情绪真实,内容具体,法官看到会对你有好感。”

“但我爸写得太简单了,有些地方看不清楚。”

“没关系。只要能把关键意思表达清楚,就够了。”

挂了电话,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发了一会儿呆。我妈在厨房里炒菜,香味飘过来。我没心思吃。

下周三,就是一切见分晓的日子。

周末这两天我过得很慢。

我去了那间工作室,把墙上那些老照片一幅幅看过去。

有一张是我爸和李文杰在车间里的合影,两个人穿着蓝色工装,满身油污,笑得眼睛都眯了起来。

那时候他们还是兄弟。

我拿着那张照片回到公司,想去找谢长生聊聊,但门口保安把我拦住了:“宋工,你这是要去上班?”

“嗯。”

那个……于经理说了,你这周不用来了。

保安的表情很为难。我问他什么意思,他说:“你被放年假了。”

我心里一紧。李文杰这是在拖延时间。

我给于荣打电话,关机。

给李文杰打电话,没人接。

我又给谢长生打电话,响了很久才接。

谢长生的声音很低:“小宋,公司这边不太平。李文杰把财务室的门锁了,任何人不能进去。”

“他想做什么?”

“怕你查账。”谢长生说,“你这事闹得不小,李文杰肯定动手脚了。”

我心里凉了半截。账本如果被毁,我拿什么证明李文杰动了我爸那两千万?

谢师傅,你能想办法进去吗?

“门锁了,钥匙只有他和会计有。”谢长生顿了顿,“不过,我有备份。”

“备份?”

“你这几天找时间过来一趟,我给你。”

我刚想说话,一个念头冒了上来——周律师提醒过,第三方的证言有时候比书面证据还管用。

谢长生是公司老会计,他的证言比我拿多少文件都有说服力。

“谢师傅,”我说,“到时候开庭,你能不能出庭作证?”

电话那边沉默了。几秒后,谢长生开口:“可以。”

06

周三早上七点,我站在省城中级人民法院门口。

初春的早晨还有点儿凉,风吹得脸发疼。

我穿着一件我妈非让我穿上的黑色夹克,手里提着那个牛皮纸袋,里面装着我爸的信、代持协议书、还有那段录音的U盘。

周律师比我先到。他站在法院门口,手里拎了个公文包,看到我过来,微不可察地点了点头。

“紧张吗?”他问。

“有一点。”

“很正常。但你别多想,该说的都说清楚。”

我们提前十五分钟进了法庭。

法庭不大,布局跟电视上看到的差不多,法官席在高处,两边分别是原告席和被告席。

我在原告席坐下,周律师坐在旁边。

没等多久,被告席那边也来人了。李文杰亲自来了,身边跟着两个律师,一个戴着金框眼镜,另一个是那天在人事部见过的李律师。

李文杰跟我对视了一眼,表情平静,看不出什么来。三年的时间,他胖了一些,头发白了不少。他穿着一件深色西装,领带打得一丝不苟。

“早。”他主动打了个招呼。

我没应话。

八点半,法官入场,宣布开庭。

审判长是个五十多岁的女法官,说话很利索,语速不快不慢。她先确认了各方身份,然后让原被告双方陈述。

周律师站起来,先简单说明了股权代持协议的来龙去脉,又提到了原告被公司排挤的事实。

他说话条理清晰,没有废话,每说几句就引用一下法律条文。

轮到被告方发言时,那个戴金边眼镜的律师站起来了。

他推了推眼镜,慢悠悠地说:“审判长,原告所说的代持协议,我方完全不知情。而且根据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宋晓峰先生去世前的持股比例仅为3%,其余股份早已合法转让给了其他股东。原告方所谓的70%股份,没有任何证据支持。”

他的话说完,法庭里安静了几秒。

周律师站起来反驳:“被告方所称‘合法转让’,请问是什么时候发生的转让?转让给谁?有无完整的资金流水和纳税凭证?”

李文杰的律师被问住了,看了李文杰一眼。

李文杰没说话。他低下头,翻了几页面前的文件。

“我方无法在庭审现场提供这些材料,”金边律师说,“但可以后期补充。”

“那就请你们补充。”法官说。

接下来的时间,双方围绕着代持协议是否有效展开了辩论。周律师把老舅那边的工商登记材料、公证处的公证书一一摆出来,每一样都证据确凿。

李文杰那边的律师则反复强调一点:代持协议的程序是否合规,签名是否存在伪造的可能。

庭审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到中午休庭时,法官宣布下午继续。

走出法庭的时候,我在走廊里碰上了李文杰。他站在窗边抽烟,看到我过去,把烟掐了。

“修洁,”他声音不大,“你爸留给你这些东西,你之前不知道吧?”

我不清楚他想做什么,没接话。

“你爸走之前,”他继续说,“来过我办公室一次。他说,你公司的人,一个都不要亏待。我当时答应了。”

他看着我,眼神里有点复杂的东西:“你爸是个好人。”

“既然知道他是好人,”我说,“那你为什么要动他留下的东西?”

李文杰沉默了好一会儿。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皮鞋,又抬起头看向窗外:“有些事,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他走了,留下我一个人站在原地,闻着他身上那股烟味。

下午两点,庭审继续。

周律师叫了一个证人上来。是谢长生。

谢长生今天穿了一件深灰色的西装,系了条领带,看起来比平时精神一些。他走上证人席,手有点抖,但说话还算利索。

周律师问他:“你认识宋晓峰吗?”

“认识,他是我们公司的创始人,跟我一起工作了十五年。”

“你认识被告席上的李文杰吗?”

“认识,他是公司的总经理,也是宋晓峰的老部下。”

“请问,你是否知道宋晓峰名下曾经有70%的股份?”

谢长生看了李文杰一眼,然后转向法官:“知道。那是十年前的事情。宋总当时想把公司上市,但主板要求股权结构清晰,所以他通过代持的方式把股份分散了。我当时是公司财务负责人,全程参与了这个安排。

李文杰的脸上,第一次出现了异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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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谢长生说完那段话,法庭里安静了好几秒钟。

李文杰那个戴金边眼镜的律师马上站起来反击:“审判长,证人的说法缺乏书面证据支持。据我所知,谢先生已经退休,且与宋修洁有私人关系,其证言的真实性存疑。”

我没有书面证据,”谢长生说,“但我有账本。

全场愣住了。

“宋总当年安排代持的时候,所有的账目都记在财务副账上。这本账本一直锁在财务室的保险柜里,除了我和宋总,没人能打开。”

谢长生从西装内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记账本,黄皮封面,用牛皮筋扎着。翻开后,里面密密麻麻记满了数字和备注。

“这是我当年留的备份。宋总说,这东西很重要,不能丢了。”

法官示意法警把账本呈上。法警接过来递给法官。法官一页一页翻了翻,表情越来越严肃。

“这份账本上的数据,跟目前公司公开的财务报表存在明显差异。”法官抬起头,“被告律师,你们怎么看?”

李文杰的两个律师凑在一起低声说了几句话。金边律师站起来:“审判长,我们需要时间核实这份账本的真实性。”

“可以。今天的庭审到此为止,下周再开。”

休庭了。

走出法庭时,谢长生走到我身边。他的脸色有点发白,走路的时候腿一瘸一拐的。

“谢师傅,你怎么了?”

“老毛病犯了,”他说,“这几天走得有点多,膝盖不舒服。”

我扶着他走到台阶下。谢长生叹了口气:“小宋,那份账本我本来想早几天给你的,但李文杰的人一直在公司门口盯梢。我怕打草惊蛇,就没动。

那你是怎么拿出来的?

“昨天下午,我趁他们换班的时候溜进去的。财务室的锁早就换了,我撬开的。”

我看着他。一个快六十岁的老头,为了我爸的账本,去撬财务室的门。

“谢师傅,谢谢你。”

“谢你爸就行,”他说,“我这辈子,欠你爸一条命。”

谢长生走远了。我一个人站在法院门口,手里攥着那个牛皮纸袋。里面是我爸的信,是代持协议,是我全部的底牌。

下面一个星期,我过得很煎熬。

公司那边彻底不让我进门了。于荣打了三次电话,每次都是催我签离职协议。我每次都说“等我考虑好再回复”,然后就挂了。

中间李文杰也打过一个电话,说话的语气很平静:“修洁,我们谈谈吧。”

“谈什么?”

“谈谈你爸留给你的东西。”

“好。什么时候?”

“明天下午,公司旁边的茶馆。”

我去了。李文杰比我先到,坐在包厢里,面前摆了一壶铁观音。

他给我倒了一杯:“这是你爸最爱喝的茶。”

我坐下来,没端茶。

“修洁,”他喝了一口茶,“你爸留下的那堆东西,你知道多少?”

“70%的股份。”

“你爸告诉你这些,是什么时候的事?”

“他走的时候。”

“不对,”李文杰放下茶杯,“他走的时候我就在边上,他什么也没说。”

“他没告诉我,他留了一封信。”

李文杰沉默了很久。他端起杯子,又放下:“你爸这个人,心思太深了。”

“你动了那两千万吗?”

李文杰猛地抬起头。他看着我,没有说话。

“谢师傅查过的那些账本,你应该已经销毁了吧?”我说,“但那本副账,谢师傅早就备份了。”

“那本账本,是你爸留的?”李文杰的声音有点哑。

“是他留的。”我看着他的眼睛,“你是不是真的以为,我爸什么都没留下就走了?”

李文杰低下头。他端起茶杯又放下,嘴唇动了动,一个字都没说出来。

过了很久,他开口了。声音低到几乎听不清:“我认输。”

我愣了。

“公司明天开董事会,”他说,“我辞职。”

08

李文杰辞职的消息,第二天就在公司里炸了锅。

据同事们后来跟我说的,那天早上李文杰走进会议室,只说了三句话:“我身体不好,辞去总经理职务。新任董事长由宋修洁先生接任。散会。”

他的辞职信当天就送到了公司的人力资源部。

于荣拿着辞职信,站在办公室门口发呆。

他大概怎么也没想到,前几天还在让人签离职协议的人,突然变成了自己的顶头上司。

于荣的业务能力很强,但这几年胆子越来越大,站队站得太早。

他来找过我一次,说话的语气跟之前完全不一样:“宋董,之前的事,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你先把手上的活干好,其他再说。”我没多说什么。

公司那几个跟着李文杰的核心高管,一个个都慌了起来。

有人给我打电话解释,有人托人来说情,还有人写了一份“关于李文杰违规行为的举报材料”,主动递交到我桌上。

我看着那份材料,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我爸在的时候,这些人都是跟着他干的老部下。我爸一走,风向就变了。

谢长生把那本账本交给了我,还附了一份详细的清单,记录了李文杰三年内从公司转移出去的账目。总金额七千多万,不是之前怀疑的两千万。

我看着那份清单,心里一阵阵发凉。

十年了。

李文杰从十年前就开始动手脚。

但他做得太精细,每一笔都做了合法的包装,单看哪笔都是正常的业务往来。

只有汇总起来,才能看到那个巨大的窟窿。

我把账本交给了周律师。周律师看了之后,皱了好一会儿眉头:“这个金额,已经涉及刑事犯罪了。”

“应该报案吗?”

“按流程走。先把材料整理好,发到公安机关去。”

我照做了。三天后,公安经侦部门立案调查。

李文杰被带走的那天,我正在公司开会。有人跑进来说门口来了警车,我站起来走到窗边,看到李文杰在两名警察的押送下,从办公楼里走出来。

他穿着一件旧夹克,头发散乱,跟法庭上那个西装革履的样子判若两人。他抬头看了一眼办公楼,跟我的目光撞上了。

他冲我点了点头。我也点了点头。

警车开走了,留下一地的烟味儿。

09

李文杰出事之后,公司开始全面审计。

审计组找了省城最大的事务所,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把公司三年的账从头到尾看了个遍。

结果让人触目惊心:除了那七千多万转移的资金之外,还有一千多万的虚开发票、账外资金、以及违规担保。

公司账面上的流动资金,只剩下不到四百万。而年底马上就要到期的银行贷款,有两千万。

我坐在办公室里,面对那份审计报告,头一次感到手足无措。

我妈打来电话问我情况怎么样。我不想让她担心,说“还行”,就挂了。挂完电话,我一个人坐在我爸那张旧办公桌前,把脸埋进手里。

“爸,”我小声说,“你给我留的这个家,不好当啊。”

当天晚上,我给周律师打了个电话,把公司的情况说了。

周律师沉默了很久,说:“宋先生,你需要融资或者贷款。最好能找到愿意入股的投资方。70%的股份,你可以抵押一部分出去。”

“现在公司这个状况,谁敢投?”

你的股份是实实在在的。只要你能证明公司的核心业务还有竞争力,就有人愿意接手。

我挂了电话,想了一整夜。公司的核心业务还在,工厂还在运转,订单也在接,只是资金链快要断了。只要能撑过这半年,一切都能恢复正常。

第二天一早,我联系了银行,用我的70%股份做抵押,贷了一笔款。加上老舅那边周转了一些资金,总算把工人的工资和供应商的货款付清了。

会计那边送来当月报表的时候,我看到上面的数字,长出了一口气。亏损在收窄,现金流在恢复。

我让我妈把那间工作室的钥匙拿过来。

那天下午我又去了一趟。

推开门,灰尘又厚了一层。

我把窗户打开透气,然后把墙上那些老照片擦干净,在办公桌上摆好。

我在藤椅上坐了一会儿。窗外传来老厂区的机器声,轰隆隆的,跟以前一模一样。

回来的时候路过公司门口,碰到于荣。他看见我,赶紧低下头,快步走过去了。我喊住他,他转过身来,满脸不自然。

“于经理,下周的那个项目方案,听说你做得不错?”

他愣住:“啊……是的,我已经交到技术部了。”

那就好。用心做就行。

他点了点头,站在那里不知道说什么。我摆了摆手,让他走了。

晚上回家,我妈做了几个菜,一家人难得吃了顿团圆饭。饭桌上她问:“公司那边怎么样了?”

“还行,”我说,“正在慢慢恢复。”

“那就好。”她夹了一筷子菜放进我的碗里,“你爸要是还活着,看到你这样,肯定很高兴。”

我没说话,低头扒饭。眼睛有点酸。

10

三个月后,公司的状况彻底好转了。

银行的贷款按期还上了,供应商的货款也清了。核心业务恢复了正常运转,几个大客户也重新签了长期合作协议。

我请谢长生回来当顾问,他一开始不肯,说年纪大了,想歇歇。后来我跟他谈了三轮,他才勉强同意回来,专门负责财务监督,把关资金流向。

“你这么一大把年纪还不退休,”我跟他开玩笑。

“你爸当年答应过我,干到60岁。我现在才58,差两年呢。”他也笑了。

谢长生回来的第一天,就把财务室的账本重新整理了一遍。

他把那些旧账本一本一本地编上号,放进档案柜里。

他跟我说:“小宋,这个公司,从今天开始,账目就是清白的。

“谢谢你,谢师傅。”

“不用谢我。是你爸的本事。”

我们两个人坐在办公室里,谁也没再多说。窗外的阳光照进来,照在那些账本的硬脊上,投下长长的影子。

李文杰的案子后来开庭了。

因为金额大、涉案人员多,判得很重。

宣判那天我也去了,在旁听席坐着。

李文杰被带进来的时候,老了不少,头发白了很多。

他看到我,停了一秒钟,然后低下头走向被告席。

法官宣读完判决书后,他没说什么,跟着法警走了出去。

回来的路上,我一个人开车回了老厂区。工作室的门没锁,里面还是那个样子。我坐在藤椅上,看着墙上那些老照片。

那张我爸和李文杰在车间里的合影,还在原来的位置。两个人穿着蓝色工装,满身油污,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

我把照片取下来,放进抽屉里。有些东西,该留的留下,该翻篇的翻篇。

我爸走之前跟我说过:“修洁,有些事,得自己去扛。”

我这三年一直没懂这句话。现在懂了。他扛了二十年,把公司扛起来,把家扛起来,把我扛起来。他走的时候,把最后一棒交到我手里。

我接住了。虽然接得有点狼狈,但总算是接住了。

一个月后,公司召开了一次董事会。

我坐在李文杰原来坐的那个位置上,面前摊着下个季度的经营计划。

几个董事在会上提出了一些问题,我都一一回答了。

散会时,一个老董事走到我身边,拍了拍我肩膀说:“你爸要是能看到今天,该多高兴。”

我没说话,笑了笑。

下班后,我又一次去了那间工作室。这一次我没坐多久,只是站在办公桌前,把抽屉翻了一遍。在最底下那层,找到了一本旧笔记本。

是我爸的。

那些笔记本,我爸攒了一辈子。每一本都写满了东西。我翻到最后一页,看到了几行字,字迹很潦草,应该是他走之前不久写的。

“修洁小时候问我,为什么要把公司做得这么大。我说,因为以后好交给你。他当时没听懂,我也没指望他懂。但现在我懂了,有些东西,不是交不交的问题,是准备好了再交的问题。”

我把笔记本合上,放回抽屉里。关上灯,锁上门。

外面的天已经完全黑了。

我站在工作室门口,回头看了一眼。

老厂区的灯光昏昏黄黄的,打在工作室那块旧招牌上。

招牌上写着四个字——远程机械。

二十年前我爸挂上去的。

风一吹,它轻轻晃了晃。

我转身走了。口袋里,装着那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