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从台湾来的长途电话里，得知一个噩耗，说郁达夫的好友，也是我的好友胡健中先生已在台北市溘然长逝了。我接到这个电话，发呆了好一会，好久说不出话来。五年前，我还在《传记文学》杂志上读到了他写的《郁达夫与王映霞的悲剧》。《悲剧》一文，他说："不仅为方正清廉之好友许绍棣兄与相交已久、知之有素的王映霞辟谣，亦所以对历史负责，不容史实为悠悠之口所混淆。"我很感激他，给历史还了它本来的面目。
两年多以前，我应《传记文学》和胡健中先生之邀，去台湾探亲访友三个月，我就住在胡健中的家里。那年他是八秩晋九，我们为他做寿。他虽然是高龄老人了，而且有过小中风，不良于行，但神志清楚，声音响亮，怎么分别没有多久，竟遂然离开了人间？起初我不相信这个电话，认为我在做梦，但事实证明，这不是幻梦。我与他相交六十年以上的老友，尚健在的，已寥寥无几，现在又走掉了胡先生，能不令人感慨系之？
我之认识胡健中是由于郁达夫的关系。郁达夫认识他，比我早十年，胡健中只有二十岁，尚在上海读书，郁达夫刚从日本回国。在上海期间，两人一见如故，同居一室，睡在地板上书堆之中，生活得很穷困，但他很愉快。
一九二八年我与郁达夫结婚后，一直住在上海赫德路（今常德路）嘉禾里，几年下来，我们对大都市的生活颇感厌倦。我是杭州人，难免游子思乡，飞鸿倦旅，而且杭州的生活程度低于上海的二分之一。郁达夫也有类似的想法，他在《移家琐记》中明确记载，此次迁徙，是为了生活，迫于经济。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躲避白色恐怖，他在《迁杭有感》中有"伤乱久嫌文字狱，偷安新学武陵渔"的诗句，在《毁家琐记》中又有断句一联："烽火满天殍满地，儒生何处可逃秦？"从此可窥见郁达夫当时的苦闷情况。
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五日，我们冒着霏微的细雨，举家搭火车赴杭州，很快，四小时就到了。由于友人徐葆炎的帮助，租下了杭州大学路场官弄六十三号的一所旧式房子。我们到杭州后，第一个派记者来采访的，就是胡健中，当时他在杭州《民国日报》（即《东南日报》的前身）主持笔政。这篇访问记的题目叫作"郁达夫望子成龙"，因为我们第一个孩子取名郁飞。郁达夫已是风靡全国的著名作家，加上与胡是知己朋友，文中自然颇多赞美之词。
我和郁达夫把杭州的寓所略加安顿以后，他偕我去胡健中家看望他们，我与胡健中是初次见面，而他的夫人王味秋却早就相识了。她是浙江安吉人，我与她是杭州女子师范先后的同学，又是我好友刘怀瑜的同乡。她举止文雅，朴素大方，性格内向，沉默寡言，是当年我们在杭州女友中最贤淑的一个。
郁达夫与胡健中一别十年，我与王味秋也是多年不见，旧雨重逢，心中有说不完的高兴，他们夫妇当即设宴为我们洗尘。胡健中是文章能手，《民国日报》社论多半由他撰写，下笔千言，倚马可待，尤擅长诗词，即席写了一首词寄《采桑子》，赠给郁达夫：
十年离乱音尘断，忽漫相逢，往事重重，犹在鲜明记忆中。
人生踪迹知何在？似梗如蓬，酒洌烟浓，且染今宵醉颊红。
郁达夫也喜欢写古典诗词，而且是个快手。听了胡健中的《采桑子》以后，不觉技痒，即席口占一首《和蘅子先生》，蘅子是胡健中的笔名。词曰：
当年同是天涯客，故里来逢，奇事成重，乍见真疑在梦中。
谱翻白石清新句，爱说飘蓬，意淡情浓，可惜今时没小红。
从此以后，我家与胡家经常来往，或小聚，或出游。郁达夫是个喜欢游山玩水的人，曾经游遍浙江各地的名胜，出版了一本游记《屐痕处处》。我有时陪他出游，有时他独个儿出门。我与胡夫人王味秋当时都只有二十几岁，每逢春秋佳日，两人手挽手地在苏白两堤上漫步轻谈，在葛岭、六和场等名胜地区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那时我们是多么快乐，多么逍遥。如今悠长的岁月已染白了我的头发，老了，老了，时间过得真快，那时候游西湖的情景仿佛还在我的眼前，而王味秋却早已走完了她的人生旅程。
一九九○年十二月底，由于胡健中先生的帮助，我借女儿钟嘉利作台湾之行。一到胡健中的寓所，他已经等候在会客室里，端正地坐在沙发上。我奔到他的身前，双手拉着双手，兴奋地说："我们终于见面了！"他微笑地立即接上一句："不必再等来生！"十分钟以后，我们兴奋的心情才悄悄地平静下来。我问他味秋姐病故的情况，他带着抑郁的情调一一作了回答。我见到墙壁上挂有王味秋的大幅遗像，我说："我没有机会参加老同学的葬礼，今天来补个礼吧！"说着，我走到遗像前深深地鞠了一躬，并说："你走得太早了。"我悲痛得几乎要掉下泪来，胡健中也为之唏嘘不已。
住了几天以后，知道胡健中家里的情况，他没儿没女，孑然一身，晚景是够凄凉的。他不管家务，也不会管家务，由一位司机张景训先生代劳。会客室很大，房间有好几间，每间房间都装有电话，胡健中是靠电话来与外界联系大小事情的，平日不大出门。每天早晨吃五只汤糯，不多也不少，必然是五只。然后他看各报的大标题，或与来客聊天，或看看彩色电视。中晚两餐都吃面条，名为阳春面，实则其中有鸡汤、鸭汤或火腿汤，午后休息三小时。我想起他在年轻时，口齿伶俐，谈笑风生，现在性格变了，变得沉默了，他不爱跟佣人聊天，对朋友们也谈话不多。
那次我去台湾，名为观光，其实除了游过一次阳明山公园外，什么地方都没有去，每天总是与胡先生相对而坐。他非常怀念风光明媚的西湖，他说："我在杭州住过二十多年，你是杭州人，咱们可称是同乡了。"所以我们谈话的热门话题，主要是西湖。谈到西湖，我与他都觉情趣盎然。胡健中对今天的西湖一无所知。他以疑惑的口吻问我："西湖怎样了，天竺灵隐仍然照旧么？平湖秋月呢，还是那么清静风雅？我们以前常常去吃饭的镜湖厅还存在么？楼外楼、天香楼还有么？"显然，他已浸沉在半个世纪前我们大家在西湖游玩的记忆之中，脸上浮起了淡淡的浅笑。
我回答说："西湖一切照旧，而且湖水变清了，风景更变美了，西湖这个西子比过去更漂亮了。楼外楼已经修葺一新，不久前我们还在那里吃过一顿饭呢，还吃了东坡肉。"他听了很高兴，说："那就很好，可惜我老了，行动不便，不能再去了。能够再去玩一趟，该是多么美啊！"
我们在台湾三个月，他不断地关心我和钟嘉利的生活，嘘寒问暖，无有已时，还几乎天天计算我们的归期，盼望我多留一天好一天。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我们将要离开台湾的那一天，胡健中一反常态，独个儿睡在床上不起来，眼睛闭得紧紧的。我们进房门去看了几遭，都是如此，不讲话，也装着没有听见别人的话，我知道他是陷入于分离的苦闷之中。最后我再一次到他的卧房里，轻轻地向他说："胡先生，我们要走了，隔二三年我会再来的，愿你多多保重！"我走到房门口，再回头望一望，只见他眼睛睁得大大的，在望着我这个正要远去的人。这是为什么？"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
万万想不到我们这次的别离，竟成了我们的永诀。虽然胡先生行动困难，但凭着优越的生活条件，再活上五年十年，是不成问题的。如果我下次再去台湾，已经见不到他那慈祥的脸孔了。味秋走了，他也走了，我内心的悲伤不是笔墨所能形容的。
我往床上一躺，头脑里是乱哄哄的，想这想那；又好像是一张白纸，什么也没有想，房间里是静悄悄的，我不做一声，沉默着，直到一道月光从窗外射进来的时候，我才知道夜已经很深，该睡觉了。
胡健中：郁达夫与王映霞的悲剧
郁达夫和我认识时，我年二十，尚在上海就学，他二十六七岁，已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习经济毕业回国。我们经共同友人四川陈翔鹤之介缔交，一见如故，同居一室，睡在地板上书堆中。他陪我去访问和他合办《创造》杂志的郭沫若，郭虽因翻译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和创作新诗《女神》，已很有名，而一贫如洗。我们到他家时，他正在厨房劈柴烧饭，经达夫略述来意，他便抱起尚在襁褓中名叫和儿的儿子和我们寒暄，并教他的日本妻子安娜和我们招呼，她含情带笑向我们深深一鞠躬。其时，有一面色铁青，傲不为礼的人默无一言地站在那里。达夫对我说，他叫成仿吾；翔鹤则附耳悄悄地说："不要理他，我们都叫他 Stone !"
事隔十余年，达夫因"左联"的牵累，偕夫人王映霞避居杭州。因杭州市长周象贤与杭州慈善机关负责人沈尔乔的协助，在大学路图书馆附近，建一住宅，取名"风雨茅庐"。虽然名为"风雨茅庐"，而渠渠华屋，不啻一个温柔乡。这时我已在杭州主持杭州《民国日报》(《东南日报》的前身）,是"风雨茅庐"的不速之客；我的家，也是他们夫妇联袂常临之地。我和达夫久别重逢，欣慰之余，作了一首小词送他，内容仿佛是这样的，我已记不清了：
十年离乱音尘断，喜再相逢，往事如虹，犹在长宵梦寐中。
湖边茅舍神仙眷，枕帐春浓，豆蔻词工，忘了南屏向晚钟！
南屏晚钟是西湖十景之一，敲起来几乎全城都听得到。他们伉俪在杭定居后，达夫和我常在一起小饮、游湖、逛旧书店；杭州烟波的画船、湖堤的裙屐和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是我们在夕阳影里共同欣赏陶醉的景物。他的杰作《迟桂花》即在此时脱稿。杭州是苏东坡出宰的名邦，达夫对东坡爱妾朝云不胜倾倒，特往朝云故乡临安寻访遗迹，结果徒劳而返，一无所得，慨然赋诗云："如何十卷临安志，不记朝云一段情！"达夫旧诗造诣很深，他很爱黄仲则的《两当轩》诗，风格也很相似。
达夫，富阳世家子，博览群书，先后任安大、北大、武大、广州中山教授及政治部设计委员，对中、日、英、德文学名著，涉猎甚广。为人颓废、自卑、浪漫、歇斯底里，且自暴成性，连宿娼、吸鸦片等行为亦不隐讳。所著《日记九种》，除将他与王映霞的恋爱经过暴露无遗外，乃至陪友人遗孀姊妹到旅馆沐浴，都一一如数家珍，形诸笔墨。他的日记好像卢骚的《忏悔录》，一切都招认不讳。发妻荃君，既遭遗弃，又藕断丝连，怜念有加，暗中来往如故，这一切都是他们夫妇隙末凶终的因素。映霞和达夫初恋时，年方二十，入世未深，因爱好文艺，又震于达夫的文名，益以达夫的抵死追求，遂坠入情网，不能自拔。等到他们结合之后，现实的生活使映霞好梦惊醒，便逐渐演变成了一场悲剧。
映霞，杭州人，本姓金，外祖父王二南为杭州老名士、画家。映霞父早卒，随母居住外家，因改姓王。有一弟服务于杭州市政府，美好温婉如处子。母极慈祥，婉转随儿女。映霞则丰容盛爵，风情无限，一颦一笑，都散发着一种青春芬芳的气息，使接近她的人，如饮醇醪，不觉沉醉！而蛾眉谣诼，亦由此而生。映霞杭州横河桥女师毕业，横河桥为杭州青年男女魂牵梦萦之地，杭州女师人才辈出，映霞外有杨之华、毛彦文等为中外所共知。
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中日战争方酣，我在武汉轮渡中碰到映霞，她对我缕述和达夫婚变经过。她说："达夫因发现许绍棣给我的两三封信，听信旁人挑拨，遂指我为不贞。又擅登广告，诬我卷逃。达夫虽随即登报道歉，说一切出于误会，但事已至此，破镜已难重圆了！"映霞常在汉口王文伯寓所，我们除在轮渡匆匆一见外，也常在文伯那里会面。文伯曾任铁道部次长，久居美国，一度因吸烟不慎，为火灼伤甚重，胡通之曾奔走为他筹措医疗之费。
我为了几方面的友谊（包括一个当时炙手可热，不幸惨死的政治神秘人物在内），辗转与周象贤拉了达夫、映霞，同在汉口太平洋饭店为他们和解，签了和解书，企虞（周象贤的字）和我也都签了名。不久他们夫妇经友人易君左的安排，便到湖南汉寿去了。
达夫在汉寿住了几时，即赴福州省政府复任参议，旋又辞职携家到新加坡，任《星州日报》副刊编辑，映霞也在报馆工作。在此期间，他们貌合神离，感情日恶，加之达夫心有未甘，又发表半属虚构和泄愤的《毁家诗纪》，使映霞难堪，以致终于不能免于离异；我们在汉口为他们伉俪所做的一番苦心的调解，至此也终于白费了！
映霞在杭州交游很广，她和朱夫人若兰、赵夫人静英为闺中密友，杭州社交集会，总少不了她们，我和亡妇思玫和她们交游亦很频繁。我还记得有一次，看见映霞和朱夫人同倚靠在沙发上朗诵元稹的《悼亡诗》，念到"针线犹存"，都盈盈欲涕。我告诉她们：元微之是一个薄幸的人，他既遗弃了他的表妹，又在所作《会真记》中，说她"不胜妖孽"，她们听了我的话，又破涕为笑，说古今文人，一丘之貉，大半是这样的人！
达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新加坡沦陷前，和共产党人王任叔等逃到印尼苏门答腊的棉兰。日军占领棉兰前，又逃往武吉丁宜山区，改名赵廉，经营一酒厂为生，并与一印女何丽有结婚生子。他自己好像知道处境极危，预立遗嘱，处分遗产，结果一如所料，为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他的死因至今难明。
达夫和映霞的不幸身世，固为友好和中日文艺界同声叹息，而达夫一代才人如此悲惨下场，尤使人不得不一掬同情之泪。达夫长兄郁华为名法官，亦为日人和汉奸在沪所杀，弟兄同运，尤堪浩叹！
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O年） ，我以探视父病由金华到重庆去。父病既愈，一日夜间和家人去看名伶赵荣琛的平剧，忽觉有人在背后轻轻地推我，回头一看，原来是映霞，我们相约次日再见。在次日和以后的几次深谈中，她告诉我：方从新加坡回国，已和达夫正式离婚，现和刘怀瑜女士住在一起。怀瑜为内人浙江安吉的小同乡，曾任安徽省立女中校长，其家为安吉首富，为人爱朋友，肝胆照人，有丈夫气。
映霞在民国二十五六年达夫离杭，到福州任职省府参议期间，始终和其母与诸儿同住。日军占领杭州前，是浙江财政厅长程远帆用汽车把他们母子接到金华避难，后来全家搬到丽水的碧湖。我曾被邀至碧湖演讲，那里没有旅馆，即在映霞家寄宿。映霞的老母对我嘘寒问暖，爱护有加，其慈祥的面貌，至今难忘。程远帆曾任中央信托局局长与财政部司长，为当时美国名参议员范登堡之好友，民国三十二年（一九四三）他即住在重庆四德新村我的家中，我们谈起郁、王悲剧，都为之浩叹！
回忆绍棣与映霞的认识，约在西安事变发生前后。时绍棣任浙江教育厅厅长，不幸丧偶，其妻方志培遗有三女，均甚幼小。朋友们除照护他的厅厅长，不幸丧偶，其妻方志培遗有三女，均甚幼小。朋友们除照护他的弱女外，并为在杭州大方伯附近一个尼庵中营奠营斋，即习俗所谓"做七"。每次做七，内人和许多朋友夫妇都来参加，映霞自不例外，因此他们便有了感情。以绍棣为人之方正清廉，许、王两家儿女亲属同居者之多，及他们每次相见都有别的朋友在场，在十目所视之下，我确信他们的关系仅止于爱慕和别后的通信。一般悠悠之口和达夫的猜疑，导因于其中尚夹杂着一个神秘第三者。
在重庆和映霞几度深谈，我恳切地忠告她，世间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滔滔斯世，哪里还有恕道，只有簧口纵横，惟恐旁人不跌倒！我又劝她：尚在盛年，应另谋归宿。她虽不以我的话为然，但形格势禁，最后使她不得不和三北航业公司的钟贤道再结连理。钟君为人厚重，经外交界耆宿王正廷为他们主婚。我和内人在浙闻讯，额手称庆，虔诚地为他们祝福！
映霞与我和内人，始终交好无间。她在杭、在汉、在渝和最后在沪，都和我们不断往来，甚至她由汉寿前往福州道经长沙，适值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实行焦土抗战，纵火焚城，衣服、文件尽失，还狼狈地由浙赣路的江山到金华来看我们，对我们告诉坎坷，泣不成声，还在我家一宿，始依依别去！
听说映霞现尚在沪，还准备写回忆录。她文字流畅，亦能作诗，她的回忆录，一定爱恨交织，有血有泪。她的密友朱夫人若兰久病，已由香港返回内地。赵夫人静英仍在美国，活跃如故，前年今年都由美来台，在我家小住，但一切非复当年，提起杭州往事，不堪回首，只有再付之一叹了！
王映霞与郁达夫
胡健中（1906～1993）原名经亚,字絮若,笔名蘅子。原籍安徽和县，寄籍浙江余杭（今属杭州市）。民国16年（1927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翌年起任《杭州民国日报》总编辑。民国23年（1934年）6月起主持杭州《东南日报》，成立东南日报股份有限公司，任常务董事兼该报社长。由于办报有方，声名渐著，被当时新闻界誉为“南北二胡”（北为《大公报》的胡政之）。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继续在浙江省金华、丽水、云和等地主持报纸工作。民国32年（1943年）秋到重庆接任《中央日报》总社社长，兼任《东南日报》社长。民国14年（1945年）5月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民国35年（1946年）夏辞去《中央日报》职，来上海创办上海《东南日报》，成立东南新闻事业股份有限公司，任常务理事、总经理兼社长。1949年4月携妻去台湾，曾任《中央日报》发行人、社长，中央电影公司董事长。晚年在台生活困顿，1993年9月26日病逝于台北。其一生投身报业，临终仍怀念杭州，逝后杭州旧友曾致送花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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