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5月20日夜，亭旁、海游、珠岙、桑洲四区部分武装人员及负责人约250人在谷仓岭头集中，宁海县委常委包定主持召开起义预备会议，讨论提前起义事宜。会议确定了起义的总纲领、口号，决定建立红军指挥部，推选包定为红军总指挥，并通知各地做好提前起义的准备工作。
5月23日夜发生了“任家事件”，揭开了亭旁暴动的序幕。
这时，亭旁地区各地农民正开展粮食平粜斗争，要求地主豪绅将粮食平价卖给群众。地主豪绅抵抗平粜，干脆关了粮店。农民买不到谷，对地主豪绅更加愤恨，斗争情绪更为高涨。
5月22日下午，任家党支部负责人到区委报告，要求镇压反对平粜最厉害的地主豪绅任禹玉、任友端。
亭旁区委和包定都认为这样做可以壮大声势，鼓舞斗志。但考虑到这些地主豪绅有快枪20余支，而任家的农民力量薄弱，于是，决定调集周边各村农民武装协助执行这项任务。
中共亭旁区委于22日夜召开活动分子会议，决定于次日夜采取行动，镇压土豪劣绅任禹玉、任友端、任升初。
23日夜11时，亭旁各地的农民武装180人在丹丘寺集中，在包定的指挥下，冒雨进军任家。农民武装包围了三家地主豪绅大院。地主任升初逃脱未获。大土豪任禹玉家房屋高大坚固，又有武装防守。任禹玉组织家丁从窗口、门内开枪抵抗，农民武装攻打了一个多钟头，无法突破。
包定随即命令留下一部分力量围困任禹玉家，指挥大部队转攻地主任友端家。农民武装先用大石杵撞击任友端家大门，后用大斧头将其大门砍了个大洞，一拥而入，但任友端已跳窗潜逃。大家怒不可遏，举火烧了任友端的房子。
攻打任家地主豪绅，打响了亭旁暴动的第一枪。
“任家事件”发生后，群众要求实行武装暴动的呼声很高。5月24日上午，中共浙南特派员管容德、宁海县委特派员杨毅卿、县委常委包定在南溪召集党团区委会议。
会议决定正式成立亭旁区革命委员会及红军指挥部，由包定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兼红军总指挥，梅法金、任畴任副总指挥。革命委员会下设军事、总务、财政、运输、交通五部。会后，派杨毅卿赴县委报告，其他同志分头行动。
5月25日夜，亭旁农民武装224名集中在丹丘寺进行编队。除编30名为冲锋队，一连为主力连外，其余按营连队组编制，归总指挥部指挥。管容德作政治动员，革命委员会主席包定宣布区革命委员会决议：今夜，浙东亭旁暴动了。
5月26日拂晓，亭旁农民武装高举红旗向亭旁进军。农民武装部队以红布为号，手持火药枪、土枪、手枪、大刀、长矛，沿途群众纷纷加入，队伍壮大到1000多人。当地土豪劣绅吓得仓皇逃窜，有的逃往临海，有的逃至宁海县城。农民武装部队迅速占领了亭旁。红军总指挥部设在包家的包子聪家。
亭旁的城隍庙里人头攒聚，群情激昂。农民武装部队和群众上千人齐集城隍庙，包定上台宣布解散当地所有国民党反动机构，庄严宣告亭旁区苏维埃政府革命委员会成立。
第一面镰刀斧头大红旗在原国民党亭旁区分部门前冉冉升起。顿时，会场沸腾起来，口号声、鞭炮声、欢呼声响成一片。亭旁起义建立了浙江省第一个苏维埃政权，被后人誉为“浙江红旗第一飘”。
接着，在亭旁街举行盛大的游行活动。整个亭旁街到处是鲜红的标语、传单，群众欢欣鼓舞，纷纷要求参加起义部队。
亭旁暴动的枪声震惊了浙江全省，国民党浙江省主席何应钦急令省民政厅和省防军立即组织“围剿”亭旁红军。
5月26日，国民党省防军驻海门的第五团和驻临海的国民党军集结在临海车口、东塍等地，准备进犯亭旁。驻宁海的省防军进入珠岙，向亭旁进发。驻海游的省防军郑俊彦连亦蠢蠢欲动，伺机进犯亭旁。亭旁红军处于三面夹击之中。
26日下午4时，亭旁革命委员会和红军指挥部获悉情报，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有计划地将部队撤至亭旁附近，待国民党军窜入亭旁时再包围反击。于是，包定指挥红军一面组织精干力量向南溪方向撤退，一面连夜派交通员分别去海游、珠岙方向联络，并通知各路起义部队就地疏散，待令行动。
在亭旁举行暴动的同时，宁海的桥头胡、梅林一带也组织了六七百人的农民武装，进行编队，发给臂章，买来20余条土枪、手枪，并派出交通员与亭旁联系。
5月26日夜，珠岙等地获悉国民党武装要向亭旁进犯，珠岙、桑洲、前童，天台洪畴、欢岙，临海大田、两头门等地千余农民武装汇集到珠岙街，准备声援亭旁。
27日夜，他们在珠岙叶家祠堂集会，一致推选中共珠岙区委负责人陈祥为珠岙路红军临时总司令。陈祥当即决定率部赴亭旁支援亭旁红军。
就在将要出发之际，他们接到情报，得悉亭旁红军已经撤向山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县委决定珠岙路红军疏散待命，保存力量，党团骨干也分散隐蔽。
5月27日黎明，亭旁红军部队根据行动部署开始撤离亭旁。此时，驻海游的国民党省防军郑俊彦部率先进犯亭旁。他们慑于红军声威，不敢贸然进入。当得知红军已经撤离，才敢进村。
这时，包定和杨成董还在包家村里，闻敌人已经进村，他们两人头戴笠帽，身穿蓑衣，肩背锄头，化装出村，与进村的敌军擦肩而过。
27日下午，向南溪方向撤退的亭旁红军在狮子岭与来犯敌军接火。红军战士因枪劣弹少，且战且退。当红军退至虎陇头时，据险阻敌，伏击敌军。当国民党军进入红军射击范围时，指挥员一声令下，红军的土炮、长枪一齐开火，打得国民党军四处逃窜。
此时，从临海方向过来的国民党省防军也已扑来，红军面临腹背受敌的困境，难以坚守。为了保存实力，红军指挥部决定将武装人员化整为零，疏散隐蔽，转入地下斗争。
一部分人员由梅其彬率领转移到大尖山上，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了一个月，最后也都转入地下斗争。亭旁暴动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围攻下失败。
国民党军占领亭旁后，对包家村等重点村庄挨家挨户搜索，凡是农会干部及起义领导同志的家，尽被敌人捣毁。各村土豪劣绅纷纷反攻倒算，白色恐怖笼罩亭旁。
宁海中学被敌人封闭解散，宁海中学党支部的成员在艰危的情况下逃出宁海县城，各地的农会、工会、妇女会也都被迫解散。敌人以千元重金悬赏缉拿包定。
亭旁暴动虽然失败，但意义深远。1928年6月，党中央作出了《关于亭旁游击战争的指示》，高度肯定了这次暴动。
《指示》指出：“这次亭旁党部能够利用农民生活最痛苦的时候（青黄不接的时候），发动当地农民平粜、抗捐、抗麦租及加资斗争，并且根据当时群众斗争要求与情绪，聚集农民武装用游击斗争的方式去求群众斗争的扩大与发展，中央认为是必要而且正确的策略。”
这时的包定，和宁海县委其他同志撤到珠岙。他决定在各地设立秘密联络点，待机重新起义，但这一设想在极其严酷的环境下难以实现。
不久，包定奉命转任中共天台县委常委，负责农运工作。他化名袁应吉，改称是天台人。在天台县委领导下，发动和组织农民，进行减租、闹当、平粜等斗争。
由于叛徒出卖，天台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包定在危难之际受命担任中共天台县委书记，陈祥担任天台共青团县委书记。他俩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在天台地区开展党的地下工作。
有一天，包定路过赤城山顶，见晚霞满天，万山披红，触景生情写一首诗，以抒发心中对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赤城山上晚霞眠，落日余晖映碧天。荒村新犊哞坡上，孤树寒鸦噪涧边。灰黄衰柳临风抖，苍郁劲松迎雪坚。红旗插遍台山日，喜看万民忙分田。”
天台县的党组织创建较晚，工作经验不足，包定到天台后，和县委同志一起编印宣传材料，传授工作方法和斗争经验，晚上深入到村里召集群众开会，宣传革命道理。他和陈祥等同志一起，在天台坎顶、前洋潘、崔岙等地，恢复和发展党团组织，建立农会，并着手组建农民武装。
由于一直在偏僻山区乡村活动，久未与上级组织取得联系，县委经过研究，决定包定、陈祥直接去杭州找省委汇报请示。
1930年3月28日，包定和陈祥出发到了嵊县，发出密信给浙江省委机关联系。3月31日，他们到达杭州后再次发信给省委机关，并在信中告知自己的联络住址。
但他们万没有想到，中共浙江省委机关在2月已被国民党当局破坏。他们所发的信件均被特务截获，居住地点也因此暴露。国民党军警包围了他们在杭州武林路的住所。包定和陈祥同时被捕，被关押在杭州浙江陆军监狱。
两人在狱中经受了敌人的严刑拷打，坚不吐露党的机密。在敌人设立的法庭上，包定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与反动法官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他知道自己难逃一死，但他视死如归。他在最后的一封家书中写道：“我在外面不易回家照顾孩子们，这是你们所明白的，盼教孩子们踏着父亲的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1930年6月22日，包定在杭州松木场英勇就义，时年29岁。牺牲前，他慷慨写下了最后一首诗：“碧血洒芳草，正气壮山河，笑看刀光闪，高唱《国际歌》。”
包定和他的同志们所领导和发动的浙东亭旁暴动，是党领导农民运动开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的一次伟大实践。亭旁暴动建立了浙江省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并创建了红军，在短时期组织发动了周边几个县数千农民武装，控制了几个区的局势，其声势和规模在浙江全省都是空前的。包定和他的同志们的丰功伟绩，将永载革命的史册。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