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称兄也不能叫名字，杜聿明应该管陈诚、刘峙、卫立煌叫什么？|刘峙|卫立煌|杜聿明|陈诚

在某一个版本的《大决战》电视剧中，曾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官的中将杜聿明表现得很“辛苦”也十分“嚣张”，他不但对时任“参谋总长”兼东北行辕主任的陈诚指手画脚，还直呼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的大名并指着鼻子怒斥。

电视剧毕竟不是历史，甚至可能连纪实都算不上，剧中人物互相之间的称呼，也完全不符合当时的“礼仪”。

虽然有很多疏漏，但那部电视剧的大场面还是很壮观的，蒋系军官的服装也很耀眼，要不是一开口就露马脚，或者不细琢磨，看着还是很不错的，除了有一位吃黄豆的演员选角太失败之外，亮点还是很多的。

我们看《红楼梦》，觉得贾府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太过奢华，但在和硕醇亲王载沣眼里，曹雪芹写的还是有些“小家子气”，也就是没有写出当年真正贵族的生活。

这也难怪曹雪芹“孤陋寡闻”，因为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时候，曹家早已破落多年，当年曹府的奢华，只是在他童年记忆里有一些模糊的影子，他后来结交的“权贵”，最高级的也就是贝子贝勒，而且他已经不可能跟真正的王公贵族打交道了。

“举家食粥酒常赊”的曹雪芹凭着儿时的记忆写荣国府、大观园，自然难入“摄政王”法眼，同样道理，跟没看过三国史料的人讲马超是个逆子，跟没看过水浒原著的人说李逵是个恶徒，也等于对牛弹琴。

翻拍的电视剧一蟹不如一蟹，弄得观众分不清樊哙、张飞、李逵，也可能会对当年的社交礼仪产生误解，以为杜聿明称陈诚为辞修、对卫立煌直呼其名并无不妥，但实际上杜聿明虽然对陈诚和卫立煌有一些意见，但绝不会那么“没礼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杜聿明也算个“谦谦君子”，在“师长”面前，绝不会那么“放肆”。

蒋家王朝高官互相称兄道弟，那是从清朝继承下来的“传统”，我们学过的《制台见洋人》，总督巡抚在知府知县面前自称“我兄弟”，称对方“你老兄”，并不是尊重，而是一种官场和社交礼仪，再跋扈的长官，在下属面前也不会胡乱称呼。

当年有身份地位的人除了姓、名之外还有字，比如李宗仁字德林，白崇禧字健生，程潜字颂云，所以晚辈和部下一般称其为李德公、白健公、程颂公，亲近一点的不称姓而只称某公。

曾任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的文强在《口述自传》中依然不改对程潜的尊称：“她把桌子上写着她姓名的牌子转过来给我看，啊？是程颂公的夫人！颂公夫人的名字叫郭翼青，当时我听了她的一席话，我流泪了。后来，我跟颂公夫人两个同时成为第六届政协委员，又同时是第七届政协委员。”

称呼师长为某公并不掉价，反而显得自己受过良好教育，就连老蒋在给前线将领写信的时候，也是只称字不直呼其名，而且字后面还要加上“兄”或“弟”字——当时称兄道弟并不以年龄为标准。杜聿明在《辽沈战役概述》中有这样的记载：“卫因历次会议上受蒋介石的责备，默不发言。蒋介石一再问：‘俊如兄意见如何？’卫说：‘请光亭（杜聿明）、大伟（赵家骧）讲讲。’卫坚持要集中兵力守沈阳，而蒋则非要收复锦州不可。我表示同意卫的意见。蒋介石问：‘宜生兄的意见如何？’”

老蒋对卫立煌和傅作义都有意见，但表面文章还得做，该有的礼仪还得讲，着急了逢人便称兄，1959年第一批特赦的第六兵团中将司令卢浚泉在《锦州国民党军被歼记》中回忆，他被俘前老蒋给他的电报就是“锦州关系全局，请吾兄坚守待援”，新编第八军军长沈向奎看看了后对卢浚泉发牢骚：“老头子（蒋介石）到没有办法的时候，就来称兄道弟，这就是他的办法。我来锦州只有十几天，看不到有什么好办法。”

老蒋尚且不会对部下“失礼”，“知书达理”的杜聿明就更不可能在电话里称陈诚为“辞修”了——老蒋不称陈诚为“辞修兄”，那是因为他们差着一辈，只能称其为辞修，但时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的中将杜聿明，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称陈诚为辞修的，因为他们关系没那么近，级别也差得太多。

杜聿明是黄埔一期生不假，在蒋家王朝的资历也不算浅，但是跟保定军校出来的陈诚相比，他只能算后生晚辈：杜聿明1924年进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的时候，陈诚已经是军校上尉特别官佐、教育副官、炮兵科教官兼炮兵队区队长。

1947年2月，陈诚因张学良“退役”而晋升一级上将（当时一级上将和二级上将有固定名额，只有一人辞世或退役，才会从下一级选一个地步，而中将“不限量”），黄埔一期的两颗星中将杜聿明管黄埔教官四星上将陈诚叫“辞修”，那可不是简单的“没礼貌”了。

事实上在杜聿明和陈诚之间，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杜聿明想见陈诚，也不是想见就能见到的，即使是在东北一败涂地不得不称病离开的陈诚，也不是杜聿明能惹得起的。

杜聿明回忆：“我有些好奇心，就去看陈诚是真病还是假病。当即打电话到陈公馆说：‘我想去看陈总长。’他的副官说：‘总长有病不会客。’我又想，要在蒋介石底下做事向上爬，可不能得罪陈诚，不管我们之间有什么矛盾，表面上还是要应付他，于是决心去一趟，他见就见，不见就写一张名片，反正礼多人不怪。”

陈诚到东北主事，取消了“东北保安司令部”，杜聿明自然也就基本“失业”，但杜聿明还是不得不对陈诚“保持尊敬”，尽管这“尊敬”只是表面上的，他也不可能乱了规矩。

杜聿明不可能直接称陈诚为“辞修”，也不会称徐州“剿总”上将总司令刘峙为“经扶”，按规矩他们要么叫“刘老总”，要么叫“刘老师”或“经师”——刘峙在黄埔军校刚成立的时候就当了战术教官，不久之后又调至校本部参谋处当科长，黄埔军校成立教导团，刘峙任第一团（团长何应钦）第二营营长，那时候杜聿明只是教导第一团宣传队少尉队员——杜聿明之所以能到宣传队当少尉队员，还是队长陈赓安排的，电视剧《特赦1959》中杜聿明说自己“老实巴交”跟陈赓交往不多，那是不符合史实的。

文强在《新生之路》中回忆，无论是黄埔一期的杜聿明，还是二期的邱清泉，称呼刘峙都是“经公”、“经师”、“刘老师”，以邱清泉的骄横跋扈，在企图向刘峙申请接替杜聿明担任前进指挥部主任时，也会跟文强私下里商量：“你看我有没有晋谒总座的必要？如无必要，我就回前线等待。”

蒋家王朝等级森严，论资排辈已成惯例，似乎不是保定军官学校出来的，就不能当“剿总”司令（白崇禧、傅作义、刘峙都是保定系，蒋是保定军校前身通国陆军速成学堂炮兵科的，算是保定系“大师兄”），卫立煌可能是个例外，但卫立煌的资历可能比陈诚顾祝同还老——第一次东征陈炯明的时候，卫立煌就已经是旅长了（后来部队缩编，任上校团长），那一年陈诚刚考入保定军官学校第八期炮兵科。

卫立煌是当年有名的“五虎上将”之一，与刘峙、陈诚齐名，比临时调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的杜聿明高了整整一个军阶，卫立煌称杜聿明为光亭是客气，杜聿明可不会自大到直呼卫立煌的名字，而且两人的关系，也不像电视剧演的那么僵。

据杜聿明回忆，他到沈阳，就住在卫立煌家里，对卫立煌的战略思想，也是十分赞同的，甚至还地下里撺掇卫立煌去硬刚老蒋，也就是他不敢跟老蒋说的话，让卫立煌去说：“我和卫立煌同机飞沈。在机上我问卫：‘总司令接到作战命令没有？’卫说：‘没有。’”我说：‘那么命令如何下达呢？’卫说：‘研究研究再说。’两人谈到蒋介石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并谈了当日上午我同蒋介石争吵的经过（当时卫不在场）。我从卫讲话的口气判断，要卫执行蒋的命令是不可能的。我是被蒋介石骂得无勇气了，不想直接顶了，于是问卫：‘是否再把他的命令顶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