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沈、淮海战役期间，蒋介石对自己的“空中优势”还是十分迷信的，因为对面的解放军基本没有空中力量，能对国民党飞机构成威胁的地面武器也不多。
公开资料显示，解放战争期间解放军仅装备了少量日制75毫米高射炮、20毫米高射机关炮以及少量13.2毫米高射机枪 ，可能还没有现在一个地区气象局的防雹增雨高炮多，但却也能让蒋系空军心惊胆战。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汇编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战场记忆（之三大战役）》（本文黑体字均出自此书）多次提到蒋系空军在辽沈、淮海两大战场的“作用”，而且颇多批评、指责，有时候还忍不住破口大骂。
我们细看相关被俘和起义、投诚将领的回忆文章，就会发现在辽沈、淮海战役期间，蒋系空军主要有四大任务，其中三个任务搞得一塌糊涂，唯一完成的那个任务，却加速了前线蒋军的溃败，估计当时的蒋军将领和士兵，都恨不得将那些带着任务而来的飞机都打下来。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有空中优势，这一点是没必要否认的，但我们也要了解一个成语，那就是“惊弓之鸟”——当年的蒋系空军怕高射炮和高射机枪，也怕轻重机枪甚至步枪对他们的射击，所以他们的第一个任务轰炸扫射，完成的很不好，甚至可以说很失败，弄得地面上的蒋军也想对他们开枪。
因为惧怕地面防空火力，蒋系空军基本不敢俯冲轰炸，弹着点自然也就没准儿，侯镜如在《第十七兵团援锦失败经过》中回忆：“十四日上午，塔山上空飞来侦察机，接着战斗机、轰炸机到达，向塔山解放军阵地投弹，有两枚落在塔山河滩西岸独立第九十五师阵地附近，伤亡连长以下官兵二十余人，该师官兵大骂空军盲目投弹，炸到自己头上来。”
林伟俦的《塔山战役纪要》也证实了侯镜如的说法：“直至上午六时半左右，国民党空军飞机才来到上空向塔山投下两枚五百磅炸弹，一枚落在塔山村后高地斜坡，另一枚落到塔山河滩西岸国民党军阵地附近，伤亡连长以下数十人。当时官兵大骂空军盲目投弹，炸到自己人头上来了。此时已经天亮，又来大型轰炸机两架，投弹后飞走了。”
地面的国民党军队被自己的空军“误炸”不止一次，空军“卸掉”炸弹就算完成任务，跟地面部队的配合基本没有，空陆两军从不配合到互相谩骂直至把官司打到老蒋那里，已经成了常事，在塔山之战的战后检讨会上，侯镜如和罗奇异口同声把黑锅甩给空军，说空军的炸弹没有摧毁解放军阵地工事及障碍物，各兵种得不到协同，在战斗中见不到飞机影子。
辽沈战役期间的蒋系空军没有帮上大忙，到了淮海战场，又把邱清泉气得够呛，杜聿明在《淮海战役始末》中认为邱清泉兵团救援黄百韬兵团不成，不是邱清泉不卖命，而是空军不给力：“当日空军照预定计划轰炸后，步兵疲劳不堪，未能照预定计划实施攻击。于是空军指责邱兵团按兵不动；等邱清泉准备好再要求空军协助攻击时，空军又负气未出动轰炸，邱又指责空军不支援，使步兵受意外损失。双方互相指责以致叫骂，闹得互不协同。这一天国民党军内部陆空军闹得一塌糊涂，邱兵团几乎毫无进展。空军亦将陆空矛盾互不协同情况向蒋介石反映，据说曾向蒋报告邱清泉保持实力按兵不动。”
过不去河赖裤裆大，国民党军队空军和陆军不能协调，实际是两军都贪生怕死：空军不敢低飞，弹着点自然没准头，而陆军也不敢跟着徐进弹幕发起冲锋，最后就只剩下互相指责、推诿、甩锅了。
空军轰炸确实给我军造成了一些威胁和伤亡，但英勇无畏的解放军用夜战、近战和土木工程削弱了蒋系空军的毁伤力，轻武器射击飞机也有成效，这就使蒋系空军的轰炸任务难以完成，他们的第二个任务——空投，也是乱象频仍，气得地面望穿秋水的国民党官兵顿足捶胸。
时任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的文强在《口述自传》中抱怨，他和杜聿明、邱清泉、李弥等人被围困在陈官庄，基本是靠空投苟延残喘：“空投的事情是归我负责，我派人去收空投的粮食和弹药，可是到空投场一看，很奇怪，都空投到解放军那边去了，每天收到的粮食和弹药只是投下来的不到三分之一。”
当年为了给陈官庄的残兵空投粮弹，老蒋已经下了血本，但空军更珍惜自己的生命，时任“联勤总司令部运输署空运勤务司”中校副司长的程藩斌在《陈官庄地区空投记》中叫苦，当时杜聿明的要求是每日空投粮食肉类等二百四十吨，弹药、物品及其他物资一百六十吨，共计四百吨，要运输这些物资，每日需飞机一百二十架次，他们不但出动了两个空运大队，还还租用中国、中央、陈纳德三个航空公司的运输机参加：“最头疼的是每日投出数量与收到数量相差很多，飞机在一千米上空，顺风投下物品，有大部分落在投物场附近，有一部分落在边界，还有的随风飘落在境外。陈官庄空投场狭小，应低空准确空投，才能收效大，有些飞行员低飞怕射击，通过上空不管准确不准确就按电钮投出，这样场里外都投到，真是内外都补给了。”
蒋系空军为何空投没准儿，时任联勤总部第十兵站总监部少将总监黄炳寰在《锦州战役前后国民党军的后勤》中给出了答案：“陈纳德的航空队每天出动九架运输机担任锦州和沈阳之间的军需品运输，因为是按次收费，所以他们没等装完空着一半就飞走了，我要求装满，他们还向联勤总部告了我一状。”
困守长春的新七军少将参谋长也知道当时的空投有多不靠谱儿：“飞机到了长春上空后，高度总在三千公尺以上，投下的大米包很多落到解放军的火线后方。加之飞机的架次少，天气稍微不好就不来，后来平均每天投粮不到二千斤，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不管是长春还是陈官庄、双堆集、碾庄圩，空投都救不了国民党军队的命，而空军的第三个任务——侦察，提供的情报也是错漏百出，甚至误把冯京当马凉制造了悲剧，杜聿明在从徐州逃往永城的途中收到情报：“据空军侦察，濉溪口、马庄一带西窜之共军不足四万，经我空军轰炸，伤亡甚重。”
杜聿明一核实才知道，当天空军提供情报失误，被轰炸的是正在赶集的老百姓。当年的“空中侦察”经常是报喜不报忧，甚至直接编造情报，于是杜聿明收到的空中反馈是这样的：“据空军侦察报告，集中在宿县、夹沟、濉溪口间的共军主力首先南下，后又北向，似有‘逃窜’模样……据空军侦察，共军是在总溃退，叫装甲车放大胆追击。”
杜聿明一再被空军侦察的情报误导，一步步走进包围圈还浑然不觉，那所谓的“空中之眼”还不如瞎了为好。
轰炸把炸弹扔到自己人头上，空投把粮弹投到对方阵地，空中侦察提供的情报频频失误，蒋系空军四大任务的前三项搞得一塌糊涂，倒是第四个任务——送信，做得简直可以打“十分”，而杜聿明和邱清泉等人，则更希望空军在这项任务中得零分：要不是老蒋的亲笔信“及时准确”地投下来，他们还真未必被绊住手脚。
辽沈、淮海两大战役期间，收到老蒋空投亲笔信的蒋军将领不计其数，那些亲笔信甚至给到了军长、师长手里，老蒋越过“剿总”正副司令、指挥部主任、兵团司令，直接给军长师长下命令，把指挥体系搅成一团乱麻，不管是卫立煌还是刘峙和杜聿明，都不能在指挥上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手下各行其是，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也不知道老蒋写那么多亲笔信，手腕子酸不酸。
其实当时国民党军队的通讯工具已经相当先进，电报电话一应俱全，连无线电话都有了，但老蒋似乎更喜欢让“空投手令”，原本以为自己可以逃出生天的杜聿明，在关键时刻收到了从天而降催命符：“（1948年12月）三日上午十时前后，各兵团部队正向永城前进。当各司令部尚未出发之际，忽然接到蒋介石空投一份亲笔信，说：‘据空军报告，濉溪口之敌大部向永城流窜，弟部本日仍向永城前进，如此行动，坐视黄兵团消灭，我们将要亡国灭种，望弟迅速令各兵团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濉溪口攻击前进，协同由蚌埠北进之李延年兵团南北夹攻，以解黄维兵团之围……’我看了之后，觉得蒋介石又变了决心，必致全军覆没。”
因为经常被老蒋的空投手令害惨，前线看见投信桶的飞机就来气：“元旦，曾投下蒋介石一封亲笔信，一个士兵拿到即将它撕毁，边骂边跑了。”
如果没有老蒋空投下的那些不可抗拒的手令，也许某些兵团或军、师还能逃得快一点，但老蒋半夜想起朝南睡，朝令夕改让前线指挥官无所适从，以至于杜聿明不得不“以上刑场的心情上战场”：“不论大小情况的分析、大小部队的调动，都要通过蒋的决定指示。而蒋本人又不能集中精力掌握全盘情况，每日仅凭一次所谓‘官邸会报’来决定指挥部署，或凭他本人灵机一动，乱下手谕。因之一切指示到了前方，不是过时失策，即是主观武断。前方部队长不遵从，即有违命之罪；遵从则自投罗网。”
蒋军在辽沈、淮海两大战场一败涂地，主要责任当然不能算在空军头上，有老蒋的瞎指挥和军队内部的派系斗争，空军有苦说不出，陆军也叫苦连天，这倒给读者诸君留下了比较有意思的问题：如果老蒋没有空军，也没有电报电话，前线指挥官会不会变得更轻松一点？能不能跑得更快、逃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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