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17日清晨，大雪初霁，滔滔江水裹着雾气拍打浦口码头。江面漂着破木板、制服碎片和一具具被冻硬的尸体，岸边的乡民悄悄捞人，有人嘟哝一句：“昨夜又冲下来几十个。”没人敢出声应答，怕被驻守码头的日本岗哨听见。两天前，南京城墙已被攻破，少量溃军与民众企图蹚水渡江，机枪火舌割裂江面，死与活转瞬分开。
20岁的陈坤林那天躲在土坡后面，亲眼见到几个还在挣扎的青年被拖上岸，用刺刀一一戳穿。有人低喊：“放我一条生路。”日本兵连眼皮都不抬。陈坤林说，江滩像被染过墨，黑一片、红一片。
城破后的第三天，鬼子开始分批出城搜索乡村，声称“剿灭残敌”。陈坤林所在的陈庄离南京东北三十里，照理算不上要害，可一支骑兵分队还是于21日破晓前掠来。前夜，张正田的父亲在山头望见尘柱，立即敲木板示警。几户人推门就跑，满村鸡犬乱作。
鬼子没逮到人，便拆门劈窗，刨出两头猪当场放血，又把米缸翻空，锅里架火，当作行军灶。士兵还拿刺刀比划着门框刻下一排排字，有的刻“杀”，有的刻“胜”，就像怕别人不知道他们来过。
次日傍晚另一支部队抵达，用手电乱照，见人就问：“兵？兵？”稍有迟疑便是一枪。陈坤林妻子在村口淘米，远远瞥见阴影移动，一声喊叫，全村再度四散。陈坤林只穿一件白布长褂，一路扎进荆棘，衣服太显眼，他干脆挂树上，自己披着麻袋继续往山上攀。每一步都被刮破皮，他咬牙没吭声，怕暴露。
翻过山梁，众人以为前面的金亭庄能暂歇。刚到庄口，田埂间却立着一具倒栽的尸体——当地雇农林立鼎，被剥了外衣，头插泥中，脚朝天。谁也不敢过去扶，大家侧身绕行时，脚底踩得泥水冒泡，腥臭扑面。
天色将暗，还得继续逃。路过石棠树下，三位村民被绑于树干，浑身血迹斑斑，显然早被折磨至死。地面散落着未凝的碎肉，苍蝇沾着夜气扑腾。有人低声呜咽，却被同伴捂住嘴。
山头草丛一躲便是一昼夜。日本兵撤走后，陈庄人陆续潜回查看。村边水塘倒伏一头黑牛，牛主人金女子胸口中弹，同牛一起倒在门口，血迹拖出丈余。另一侧，放牛郎刘小六的尸体半浸水沟，头颅倾斜，耳洞穿出弹孔。
有意思的是，鬼子在搜捕时最执着的目标并非老弱，而是三类人。陈坤林后来捋得清清楚楚：第一，脱军装的国军士兵，一旦发现必杀；第二，身强体壮的青年男子，担心日后成反抗主力；第三，年轻妇女，被凌辱后常被灭口，尸骨多抛入沟渠。对他们而言，这三类人像写在条令上，见一处杀一处，几乎没有例外。
吴庄的惨祸再次印证了这一点。搜山时，鬼子撞见王松贵，逼他领路寻“花姑娘”。王松贵一句“没看见”还没说全，人已被打翻在麦田，槊尖一挑又一捅，血色迅速浸满青绿。翌晨，王家兄长在田里找到弟弟时，只剩面目模糊的躯壳。
汤庄更糟，河沟、竹塘飘着浮胀的尸身，据陈德玉回忆，“数不过来”。他本是被迫为日军挑抢来的鸡鸭，在半路借口解手钻进灌木丛，摸黑逃回。老人说起那段经历，会突然停住，声音发颤，像卡着一口血。
至于被拖走的女尸为何要割下头颅？陈坤林听老辈子讲，日本兵迷信人头可以熬药，或当作“胜利纪念”。是真是假已难追究，只知道那年的山路边常见草堆里滚着无名女头。
别忘了，最初的屠杀集中在江边。日本第十六师团在十三日黄昏占领下关后，用机关枪、手榴弹、刺刀对付所有躲在江堤的军民。有人曾估算，仅燕子矶一隅就丢下三四万具遗体。夜里潮水上涨，尸体被冲回城南下游，各村终于知道大战结束的代价。
南京保卫战的尾声并未给乡野带来和平，反而把屠杀推向四乡八镇。密集的“讨伐”既是清剿，也是恐吓。日本兵将抢来的钟表、棉被用草绳串起，挂满马鞍，再用油纸包好粮食和盐，一路纵横。见炊烟，进村；见人影，开枪；见妇女，先抓住，再锁门，随后便传来哭喊。
关于那三种人为何最危险，陈坤林分析得通透——脱下军装的士兵象征抵抗、青年象征希望、妇女象征未来。鬼子要在心理上摧毁乡土的再生能力，所以必须连根拔除。虽然只是农民的判断，却与后来战犯审判笔录不谋而合。
此后多年，陈坤林一听到马蹄声就会惊醒，梦里满是枪响与血腥味。有人劝他淡忘，他摇头：“忘了，就真死了。”晚年他把亲历写成笔记，封面只写八个字——“血账在此，永不销”。
七十多年过去，陈庄那棵曾绑着亡魂的石棠树已枯成焦黑树桩，树旁立着一块小碑，刻着遇难者姓名。每到12月，附近老人会绕到碑前，点两炷香，短短几秒默立，然后离开。没有仪式，也没有口号，只因他们心里清楚：那年的亡魂不需要喧哗，活下来的人才需要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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