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夜，日本广播电台传出天皇“终战诏书”。山雨欲来已久的南京总统府里，陈公博攥着收音机，额头渗汗。他懂得，这把悬了多年的刀终于落下。
追溯到1892年，广东南海书香门第降生的陈公博，读的是洋学堂，讲着新文化。他本可像同窗们一样去做大学者，却偏偏选择在风口浪尖搏浪。“救国之道，端赖青年奋起。”他曾对友人放出豪言。那年冬天，他北上入北大，与鲁迅、李大钊擦肩，在热血的“五四”中挥笔呐喊。
1921年春，陈独秀南下广州筹建党的地方组织，见到这位笔锋凌厉的后生，便邀其共襄。3月，广州共产党小组挂牌；7月，上海望志路那场秘密会议，他以代表身份现身。可就在同僚乘船转赴嘉兴南湖时，他却躲去西湖畔观景。朋友张太雷急电催促，他漫不经心地回了句：“命要紧，且容我自处。”
胆怯只是一端，更要命的是摇摆。1922年，广州炮火乍起，陈炯明叛乱，党中央号召“联孙反陈”。陈公博却在《群报》上高呼“救国先救陈”，并写信宣称退出组织。延安方面忍痛决议：开除党籍。
出走美国的日子，他遇见了流亡讲演的汪精卫。汪氏眉宇间的浪漫和迟疑正是他的镜子，两人相见恨晚。回国后，廖仲恺亲至码头，递上国民党党证。凭着文笔与口才，再加长期的“汪派”背书，陈公博迅速成为南京政府里的“红人”，中央委员、江西政务委员会主任、组织部长，官运亨通。
风向一变，他立刻反噬。1927年武汉政权与南京对峙，陈公博在报纸上痛斥“蒋氏独裁”，鼓动“改组国民党”。半年间连出《革命评论》等刊物数十种，骂声震天；1929年，三中全会将他逐出党门。短短八年，他已成“国共两党共弃之人”。
多年后的1938年，日军铁蹄踏过长江，国难当头。汪精卫弃机飞越河内，密电陈公博：“事不可为，惟有议和。”陈公博几番推敲，终下决心随行。“你我同进退。”他在信尾写下这六字。不得不说，此举等同把名字钉在耻辱榜。
1940年3月，南京下关钟楼钟声大作，傀儡“国民政府”就职典礼开始。主席汪精卫站在台上，身侧第一排正是崭新军服的陈公博，肩章闪亮。立法院院长、军政部长、特务头子，多重身份让他春风得意。可与此同时，他批量签下出卖矿山、港口的合同，配合日军搜刮粮棉，还亲自督办“扫荡清乡”，数以万计的平民和抗日志士惨死在铁丝网后。
1944年秋，汪精卫病重赴日，临行前塞给他一封信。信中托付政务，并言辞恳切：“公博，事虽难，务必保全大局。”可局面已然失控。日本败象日显，民众怒火日日升腾；陪都重庆的电台一口气列出“十大汉奸”，他与汪排列前二。
驯服的舞台塌了。1945年9月，陈公博求日军带其出逃，日方提出押金与焚档两件“条件”。他悉数照办，还主动申请日本国籍。然而，太平洋彼岸的麦克阿瑟总部对这位“第二号汉奸”毫无兴趣，直言“此人为中国内政问题”。东京当局遂以“人道”理由将其交还。
1945年10月1日，陈公博戴着手铐被押回上海，又转送江苏第三监狱。囚号“331”，蔬食粗粝。蹲号半年，口吻依旧狂妄：“本席不过被误会，终有昭雪之日。”狱友们听后嗤笑，有人悄声讥讽：“主席殿下，早点想好遗言吧。”
1946年3月，军法处公诉书罗列十宗大罪——助敌为虐，强征壮丁，掠夺公帑，枉杀烈士……字字如刀。法庭宣判死刑，他神情木然，只在最后请求：“速战速决，莫污我衣衫。”六月初夏，江苏雨后初霁，刑场外挤满围观群众。子弹响起，尘埃落定。
行刑当日的午后，几名家属将尸体草草抬走，夜色里掩埋在郊外荒丘，无碑无名。留在世上的，唯有一部背叛与投敌的血书。人们总结他的一生：三换党旗，两度卖友，终以汉奸之名伏诛。
在近代中国的曲折史上，陈公博不过是无数变节者中的一个，但他的轨迹足够典型——读书多，口才好，却没有底线；权位高，心更贪，却忘了国殇。历史的铁笔记录，这样的人纵有万般狡黠，也难逃覆灭的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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