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死后她写的《哭摩》：曾打动无数人，却让徐父和张幼仪反感|哭摩|张幼仪|徐志摩|林徽因|柳亚子|陆小曼

1947年深秋，北平琉璃厂旧书摊上，有位中年读书人翻到一本破旧的《天光报》合订本。页角卷曲，纸张泛黄，最显眼的是一篇名为《哭摩》的悼文。读书人本想随手翻过，可几行近乎呜咽的文字一下子抓住了他的眼——“我恨这世界，我恨天，恨地，我一切都恨。”他怔住了。十四年前的哀号，竟像刚刚流出的热泪。

悼文作者陆小曼，当时才三十三岁。1931年11月19日，她刚与丈夫徐志摩在上海分手，对方便乘“济南号”飞机北上，途中撞山殒命。噩耗传来，陆小曼崩溃大哭，足不出户。一个多月后，她提笔写下《哭摩》，直白、生猛，连自己都说“轻易也不能动的这支笔”却被悲痛逼得字字带血。

细看全文，几乎没有对逝者的事迹铺陈，也不见雅致辞藻。通篇是“你快回来”“我痛得像血人”之类近于呜咽的白话。放到当年刊物里，那种赤裸几乎等同自曝隐伤，读者却被震住——原来女子也敢这样写爱和痛。一位上海大学教授事后回忆，“那天读完，我把眼镜摘下放桌面，半天说不出话。”

然而感动之外，家属的反应却冷得惊人。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听完《哭摩》只低声冷笑：“若没她，我儿岂会送命？还委屈起来了。”一句话，泼了一桶凉水。张幼仪同样摇头，在给友人的信里透露，“她写的是自己的伤心，而不是志摩的离世。”站在他们的角度，这篇文章更像陆小曼的自白书，而非标准的祭文。

陆小曼为何毫不避忌？答案得回到她的成长轨迹。1903年生于上海，父亲陆定最早留法，母亲王雪涛出自官宦。夫妇膝下只此一女，宠爱无边。琴棋书画，她学得飞快；骑马击剑，也不在话下。男女相交的分寸感，在她的人生课堂里几乎从未出现。优越、自由、加上超乎常人的艺术感知，养出了被称为“小龙”的张狂灵魂。

有人爱她，也有人恨她。1926年，她与外交官王赓成婚，不到两年又为徐志摩舍弃一切。那时的舆论并不宽容，外界骂声如潮。可她只认感情，不理世俗。与王赓的婚姻名存实亡，旧式社会枷锁在她眼里薄如蝉翼。徐志摩感叹她“像风一样自由”，自己亦甘愿随风。于是1931年，他们在上海补办婚礼，花团锦簇的喜宴没维持多久，命运突然关门。

飞机失事后，社会目光瞬间又聚焦在她身上。有人责备她过于任性，连累志摩多方奔走导致悲剧；有人说她不过是“祸水”。陆小曼知道这些声音，却不想辩解。她甚至拒绝修饰文字，仿佛把自己的哭声原样录下。与林徽因那篇克制有度的悼友文章相比，《哭摩》简直是燃烧的火团，炽烈得令旁人不适。

值得一提的是，她并非笔拙。徐志摩生前常夸她“文字像跳珠”，追悼会上那副挽联“多少前尘成噩梦，五载哀欢，匆匆永诀，天道复奚论，欲死未能因母老；万千别恨向谁言，一身愁病，渺渺离魂，人间应不久，遗文编就答君心”，起笔沉痛，收束有力，可见功底不凡。可她在《哭摩》里偏要放下笔墨技巧，只剩赤诚。有人说，那是她在用文字自残，也是在救赎自己。

此种一路向前的真，贯穿她此后余生。徐志摩逝后，她把两人往来书信悉数整理付梓，《徐志摩与陆小曼的爱情手札》公开了他们的缱绻与挣扎，也再度掀起风波。出版商担心影响，她摆手：“怎么写的，就怎么印。”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林徽因火速将志摩留在凌叔华处的“八宝箱”文件付之一炬，只留下一句轻描淡写的“未成稿，不宜外传”。同样面临舆论，她们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历史总在暗处比较。林徽因的分寸感，为她赢得了体面；陆小曼的坦陈，则让她背负骂名，却也保全了自我。假如当年她稍懂收敛，《哭摩》或许不会引来徐家与张幼仪的反感；可少了那些赤裸血脉的句子，这首长歌怕也难以穿透时光。毕竟，真情本就不修边幅。

1933年清明，陆小曼赴浙江硖石祭拜。独坐坟前，她写下“肠断人琴感未消，此心久已寄云峤”，返沪后又病倒数月。那段时间，旧友柳亚子探望，劝她“看开些”。陆小曼苦笑：“我撑得住，撑不住的，是夜深人静。”短短十余字对答，却道出她日后漫长的清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