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三十年代，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为发动侵华战争而策划的种种阴谋中，最惯用的一种讹诈伎俩是“日本人在华失踪”。最为人知的，是1937年7月7日夜，日军以二等兵志村菊次郎失踪为由，要求到宛平城（现丰台区卢沟桥乡，也称卢沟桥地区）搜查。
而实际上，这位次郎的失踪只是因拉肚子去解手，返回时走反了方向、延误了归队。使用同样的理由栽赃嫁祸于中国，这不是第一次了。早在1934年日本人干过类似的事情，而且那次失踪的不是一个二等兵，而是一个高级别的日本文官：藏本英明。
藏本英明是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副领事，也有说法称藏本英明的身份原本只是领事馆的普通工作人员，失踪后才摇身一变、被突击提拔为副领事的。
1934年6月9日上午，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副领事田中向中华民国外交部口头通知，称该馆副领事之一藏本英明8日晚赴下关送有吉公使之后失踪，请协助查明下落。这里的有吉公使即有吉明，后来到1935年、中日两国公使馆升为大使馆后，他曾担任首任驻华大使。
时任中华民国外交部长的汪精卫得知有日本人失踪的消息后，立即向南京警备司令部及警察厅下令、全力查访。6月10日，南京警察厅召集各局、队、所的长官，分配寻查任务，研究访查办法；复兴社特务处的处长戴笠也指派特工人员全力查找。
6月11日，中方大举进行户口检查，警备司令部并在报刊上悬赏：“无论何人，如能将该副领事直接寻获，赏洋一万元。能知该副领事踪迹，报告本厅部，而寻获者赏洋五千元。”
6月12日，警察厅更向各区警察指示具体的搜查标准为：1、形迹可疑者；2、方言不通者；3、面貌奇异者；4、似有神经病状态者。实际掌控国民政府最高权利的蒋介石也对藏本英明的失踪表示“严重关切”，亲自转令“首都军警妥慎寻访，使真相早白”。
但中国军警们连日的紧张搜寻，却被日本外务省肆意歪曲，他们称：经过三昼夜，仍无任何结果，令人不得不怀疑南京政府当局之诚意，要求南京当局严重之措置，并绝对采取强硬态度。
到了6月12日晨，日本陆续调派陆续调派第三舰队二十七队的驱逐舰“苇”号、巡洋舰“对马”号等军舰开赴南京下关江边，准备借此事发难。日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直接威胁汪精卫，“国民政府若以对此事件处理失当，而至发生不测事件，其责当由华方负之。日政府得保留其在事件判明后，要求国民政府道歉、处罚责任者及赔偿损害并保障将来之权利”。
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内阁会议上不论青红皂白、将此事说成是中国人的“加害”，扬言派“陆战队员实力搜索”，并提出下列之条件：“一、国民政府之正式谢罪。二、加害者之严重处罚。三、严正之损害赔偿。四、对于将来之保障。”
6月13日，日本的《每日新闻》绘声绘色地捏造说：“藏本失踪尚无物的证据，犯迹已被其巧妙的湮灭，该犯行动系有充分计划的行为，实为明白。我当局及有关方面已大致推定，在藏本事件之背后，有当首都警备之冲、负保护外人责任之宪兵司令部内的多数宪兵，实堪惊异，……由领事馆至藏本宅，其问有四十丈之谱，一边为荒野，一边为桑园。犯行之地大概在此。据当局之推定，藏本通过此地时，由背后现出一穿中山装之巨汉(该巨汉最近一星期曾跟随藏本之后)，或将藏本绑去，或予以不意之打击，而使之倒地，并巧妙地将一切形迹湮灭……”
日本人捏造得有鼻子有眼、煞有其事一般，而事实的真相究竟是什么样的呢？6月13日晨，藏本英明在明孝陵后山被农民魏宗青发现，南京警察厅长陈焯迅速赶到现场，了解情况得知：这货在日本外交界混了二十多年，郁郁不得志；失踪当天，送有吉明回上海时，因汽车坐不下而将他赶了下来，他受到极大刺激，因此想躲起来自杀。
据本人交代：“我意山中巨兽必多，欲以身饲兽，忽闻豹子叫声，我即将衣服脱下，供其一啖。但巨豹来回数次，迄未见临。次日渴甚，到山下找水吃，是晚仍在山上。10日饥渴甚，曾到山下茶馆吃茶。回山上后，欲挖一土窟自埋，但绝食二日，身乏无力。11日到山下小面馆吃面一碗，吃完以衣上金扣作代价……”
6月14日《大公报》发表社论《藏本案之大白》云：日方“在并不知其人生死及如何生死之时，已指摘中国应负之责任。种种暗示，皆露出严重之姿势，及不测之情态。此数日中，中国政府几于搁置一切政务，专办此案。南京军警，昼夜活动。数十万居民，挨户被搜。城厢搜毕，并及四郊。当局之焦劳，人民之惊慌，皆超越想象，不可形容”……”。而“日本……尚以中国缺诚意为言。养成习惯，对中国一切太欠缺善意；而断然处置一套心理，遇机辄发，毫不客气，此诚不胜遗憾者也”。
藏本事件的真相一时大白，日本所捏造的种种谎言被戳穿，十分狼狈。然一段时间后，又从日本传出新的说法，推翻了藏本英明的原词，一口咬定系中国人绑架所致；而藏本英明本人被送到日本后再未露面，真正失踪了。
几乎同一时期的1934年5月24日，一个叫叶木花的旅日华侨学生被日本学生渡边信义恶意杀害，日本方面处理起来仅轻描淡写地判处渡边信义数年苦役，且还无礼拒绝了叶木花父亲提出的赔偿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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