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春天，上海锦江饭店的一场宴会里，来了不少人——新政府的高官、文人，还有几位军中要员。
那时候的锦江，已经是上海滩最有名的饭店之一。
可就在这场看似寻常的宴席上，发生了一件事，让一旁的老友李克农看了都忍不住笑出了声。
一位身穿军装、神情沉稳的中年男子，举起酒杯，对坐在主宾席上的一位女士说：“董先生，二十年前的事，不知道您还记得吗？”
那人是宋时轮，时任淞沪警备司令。
当年，他还是个刚从监狱出来、穷得叮当响的青年，带着一封介绍信找到她。
她什么也没问，给了一大笔钱，还说了句：“不管你是谁，既然来了，就是朋友。”现在，他成了开国将领，特地来当面道谢。
谁能想到，这串看似简单的对话，背后牵出的是一段几乎被遗忘的往事。
说起来，董竹君这个名字，今天可能很多人不熟了。
但在老上海，她是个响当当的人物。
可她的出身，说出去让人唏嘘。
1900年，董竹君出生在上海洋泾浜一个棚户家里，父亲拉黄包车，母亲帮人洗衣服。
那会儿的上海，底层人家活得不容易，但她父亲觉得，女儿再穷也得读书。
结果，家里一场病，把积蓄掏空了。
债主上门，母亲做了个艰难的决定——让13岁的女儿进了“长三堂子”。
她成了清倌人，说是“卖艺不卖身”，但那种地方，规矩说变就变。
那时候她才十三岁，长得好看，唱腔又出挑，人送外号“小西施”，迅速成了头牌。
可她心里清楚，这不是长久之计。
后来，有个叫夏之时的人追她。
四川来的，革命党，做过副总督，算是有点本事。
两人谈得来，他想替她赎身。
她却说：“你真想娶我，一个子也别花。
花了钱，我就不是你平等的妻子了。”
这话，说得不轻。
一个十五岁的姑娘，能有这样的清醒，实属罕见。
1914年，他们一起去了日本。
她在御茶之水女子高等师范学院读书，成绩好得出奇。
老师给她取了个新名字，“竹君”，寓意坚韧。
三年读完，她成了那个年代极少数真正靠知识改变命运的女子。
可惜，婚姻没能走到底。
夏之时回国后，仕途不顺，后来染上鸦片，赌钱，酗酒。
最让董竹君无法接受的，是他那种骨子里的大男子主义。
女儿不能读书，女人不该出门，动不动就说“你是不是忘了你从哪儿来的”。
1929年，她带着四个女儿从四川跑到上海，身上没几文钱。
那年，她29岁，前半生经历得太多，后半生却还没个着落。
也是那一年，宋时轮找上门来。
他是黄埔六期，因加入共产党被捕，在广州坐了三年牢。
出狱后，党组织被破坏严重，只能靠人际关系找联系点。
他手里有封信，是地下党“李先生”写的，托他交给董竹君。
那时候的董竹君，刚在法租界开了个小餐馆，还在四处借钱养孩子。
可她看完信，马上去拿了一笔钱，递给他，问：“还需要别的帮忙吗？”
宋时轮没多说，点头致谢就走了。
她没问他的过去，也没问未来。
只知道，眼前这个人，是“自己人”。
后来宋时轮靠这笔钱渡过难关，重新联系上了组织，几年后上了井冈山，一步一步打出了一片天地。
再后来，抗战、解放，南征北战，成了开国上将。
而董竹君，也在上海站稳了脚跟。
1935年，她靠朋友的2000块办起了“小餐”，就是日后锦江饭店的前身。
她不走广东菜那一套，专做川菜，口味重，菜品辣，迎合上海人口味。
更重要的是，她从日本学来的那套“服务理念”，讲究私密、讲究体验，很快就把生意做红了。
1937年，上海沦陷。
她带着孩子去了菲律宾避难。
饭店交给人打理，结果回来一看，早不是原来的样子了。
她一点点盘下来，又重新整合，才有了今天的锦江饭店。
建国后，这家饭店估值15万美元，她一句没犹豫，捐了出来。
就带了郭沫若写的《沁园春》和一套文房四宝，轻轻地走了。
再说回宋时轮，1950年那场宴会，他终于当面说出了那句“谢谢”。
董竹君听完愣了一下，过了几秒才点头，说：“那时候的事，谁都不容易。”
席散之后，他送了一把缴获的日本指挥刀给她，说：“我一直记得，是你帮我重新上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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