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林赛在1971年4月的那个晚上解雇了三千名市政雇员。市长对着NBC的镜头说，如果州政府不恢复两亿美元的援助，纽约市将裁掉九万个工作岗位，这座城市正陷入危机。
1971年12月初，合同在法官助理面前签完字已经三天了。
Le Club的灯光是琥珀色的，这让女人看起来年轻，让男人看起来富有。墙上挂着深色调的油画，画的是十九世纪的赛马和猎狐场景，那些马和猎犬的肌肉线条里流淌着某种古老的、英国式的自信。
罗伊·科恩包下了后面的私人房间。
他站在门口，手指夹着一支蒙特克里斯托雪茄，烟雾在他头顶形成一圈不规则的灰色光晕。四十五岁的他头发已经开始稀疏，但眼睛，那双曾经在麦卡锡听证会上盯着证人直到他们崩溃的眼睛，依然像手术灯一样聚焦。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后来被纽约法律界反复引用：“我的恐吓价值很高。我强硬的外表是我最大的资产。我不写礼貌的信。”
此刻，他正在迎接每一位客人，用的是同一种语气既像欢迎，又像警告。
第一位到的是《纽约邮报》的莎拉·米切尔。她三十出头，穿着深蓝色套装，头发盘成一个精确的结。在全是男人的房间里，她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声明。
“莎拉，”科恩接过她的手，没有握，而是用两只手包住，像包住一件易碎品，“你上次写的那篇关于城市规划委员会的文章——那个标题是谁起的？”
“混凝土丛林里的权力游戏？”她回答，“编辑改了我的原标题。”
“你的原标题是什么？”
“如何合法地抢劫一座破产的城市。”
科恩笑了。他的笑容从不延伸到眼睛。“今晚你会听到一些东西。不要引用我的话。”
“我从来不引用你的话，罗伊。”
“这就是为什么你被邀请。”
第二位到的是市议员迈克尔·德卢卡，民主党人，代表曼哈顿西区的一部分，包括那片铁路站场所在的选区。
他五十二岁，体型庞大，但头脑清醒得像一把手术刀。在市政厅的走廊里，人们管他叫“天气预报员”，因为他总能提前知道哪阵风会往哪个方向吹。
“迈克，”科恩握住他的手臂，“你瘦了。”
“我戒了意大利面。我妻子说我的胆固醇……”
“我不是指那个。”科恩压低声音，“我是指你在预算听证会上投票反对林赛的削减方案。你站在了另一边。这很瘦。”
德卢卡没有退缩。“我代表的是西区，罗伊。我的选民在失去工作。我的警察局在裁人。我的消防站在关闭。如果贾维茨中心能带来两万五千个工作岗位。”
“两万五千个是我说的数字，”科恩打断他，“如果你要引用，确保数字准确。”
“那就值得冒一点政治风险。”
“一点？”科恩把雪茄从嘴里取下来，灰烬落在波斯地毯上，“迈克，当一个共和党人从皇后区走进曼哈顿，要在民主党人的地盘上建一座以共和党参议员命名的大楼，这不叫‘一点政治风险’。这叫把脑袋放进狮子嘴里，然后问狮子今天有没有刷牙。”
德卢卡沉默了片刻。然后他说：“狮子有没有刷牙？”
“这就是今晚要弄清楚的事。”
第三位和第四位几乎同时到达。一位是大通曼哈顿银行的副总裁理查德·帕森斯，四十八岁，穿着深灰色三件套，金丝边眼镜后面是一双会计师的眼睛，那种能把任何数字的弱点一眼看穿的眼睛。
另一位是纽约化学银行的贷款部主管霍华德·克莱因，年纪稍大一些，但穿着更随意，蓝色运动外套，没有打领带。
两位银行家显然在门口碰到了，此刻正低声交谈着什么，从他们的表情判断，大概是关于联邦储备委员会上周刚宣布的利率上调。
科恩迎接他们的时候用了另一种语气：少了一些戏剧性，多了一些商业味。银行家不需要被威胁，只需要被说服。或者说，在他们面前，威胁要做得像数学一样精确。
“理查德，霍华德，”科恩说，“进来吧。唐纳德已经在里面了。”
最后到的是弗兰克·奥马利。他是纽约建筑与施工行业委员会的副主席，一个真正的爱尔兰裔劳工领袖，那种在工地干了二十年然后才坐进办公室的人。
虽然他穿着廉价西装，但他的眼睛里有某种东西，一种在无数次罢工和合同谈判中磨砺出来的精明，让人不敢小看他。“罗伊。”他点了点头，没有握手。
“弗兰克。听说你的会员上周在市政厅广场集会上有人受伤了？”
“三个轻伤，”奥马利说，“宪兵打人从来不用担责任。”
“咱们今晚不谈政治，”科恩说，“只谈生意。”
“对工人来说，”奥马利走进房间，“生意就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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