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1942年的杜立特空袭能够成功？日本人是如何搞砸防空、痛失东京的？
如果你对作为二战重要组成部分的太平洋战争进程哪怕有一丁点的了解，就一定听说过著名的“杜立特空袭”（Doolittle Raid），或者也被称为“东京空袭”。不过，要了解这段历史完全不需要去翻教科书——美国陆军航空兵中校詹姆斯·杜立特（James Doolittle）的这一构想及其具体实施过程，已经在好莱坞电影《珍珠港》（2001）和《决战中途岛》（2019）中得到了完美的展现。
中校哈罗德·詹姆斯·杜立特——尽管他是个极其优秀的小伙子，但这场行动的核心计划其实并不是他制定的，而是由弗朗西斯·洛（Francis Low）……
杜立特空袭：到底是谁天才般地想到把轰炸机搬上航空母舰的？
这里我们先简要回顾一下美日两国武装力量对抗中这段毫无疑问堪称史诗的英雄篇章。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对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发动了震惊世界的空袭。随后，日军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新加坡、马来群岛等地。一时间，几乎所有能让美军飞机起飞并轰炸日本本土的、稍微像样点的机场，悉数落入日军之手。
日本列岛似乎已经高枕无忧。然而，在1942年4月18日，日本工业心脏——东京的上空，突然出现了美国双发B-25“米切尔”轰炸机的身影。这让东京的防空部队和普通日本民众都始料未及。这些飞机成功将炸弹倾泻在港口设施、工厂等目标上，随后便像它们出现时一样迅速消失在天际——且在轰炸阶段未损一人一机。
航空母舰“大黄蜂”号甲板上的B-25“米切尔”轰炸机。虽然略显拥挤，但其带来的震撼效果绝对值了！
这场大胆的奇袭由詹姆斯·杜立特亲自组织（不过说句公道话，这个点子的提出和初步规划实际上出自美国海军参谋部的弗朗西斯·洛准将）。行动中总共只有16架轰炸机参与，它们都经过了特殊改装，以便从航母极其有限的飞行甲板上强行起飞。这是一次充满冒险主义的勇敢行动，所有参战人员均为自愿报名。这也难怪——因为这些飞机根本就没计划返航。在飞越日本完成轰炸后，它们必须继续向前，迫降在尚未被日军占领的中国领土或苏联远东的机场上。
从军事破坏力来看，“杜立特空袭”的直接战果微乎其微。16架为了极限减重而拆除大量装备的B-25，显然无法给地面目标造成实质性的毁灭打击。但就政治和心理层面的震撼而言，它却举世无双。
- 对日本而言：他们猛然发现，即使在自己的土地上也不再安全。这给了日本官方宣传一记响亮的耳光——此前宣传机器一直在吹嘘皇军和联合舰队节节胜利，已将“蛮夷”的威胁推到了远离家乡的万里之外。
- 对美国而言：相反，这是一次用现代话语来说极其成功的“媒体公关”。它向全世界证明：即使敌人远在海外的首都，也绝逃不脱正义的复仇。
为什么杜立特空袭东京能成功，而日本人却全盘搞砸、错失先机？
没有任何一部故事片能说清楚，杜立特空袭究竟为什么能够成功。
这绝非一个可有可无的闲碎问题。试想一下对敌方大本营发动的突袭：在那个时间节点，东京集中了多少防空力量和手段？要知道这可是1942年，中途岛和珊瑚海的惨败尚未发生，日军当时根本不需要把所有力量都集中在牵制美国舰队上。归根结底，日本人总不至于蠢到真的完全不防备本土遭遇袭击吧？
这确实让人难以置信，尤其是当我们知道另一个例子时：在德国进攻苏联仅仅两周后，尽管前线战况极其惨烈，苏联轰炸机仍在1941年8月8日成功轰炸了柏林。深知此事的日本人，自然也对敌人可能发动的这种远距离奔袭做好了准备，并采取了极为严密的措施。
“米切尔”轰炸机从航母上起飞。一架纯粹的陆基飞机，在能工巧匠手中变成了舰载轰炸机！
早在1942年4月10日，日本人就截获了美军的无线电报（这对日军来说是极罕见的情况），得知美军正密谋出动航母对日本本土发动空袭。日方研判，美国舰载机可能会在1942年4月24日之后对本州岛发起袭击。为了万无一失，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大将立即下令：在太平洋上、日本以东600海里处部署一条由巡逻船组成的警戒线，此外还将海军航空兵大举集结在东京地区。
这一防御举措原本是非常有效的。1942年4月18日（星期日）清晨6:30，恰恰是这条警戒线上的“日东丸”号特设巡逻艇（23号哨艇）发出了紧急警报：“在犬吠埼以东600海里处发现3艘美军航母！” 此后“日东丸”号便失去了联系，但信号确凿无疑——敌人的袭击正在逼近。
- 8:30—— 横须贺海军基地司令官和东京陆军卫戍部队指挥官拉响了空中警报。防空战斗机奉命整装待发，此外空中还有3架A5M“九六式舰战”在进行常态化巡逻。
- 9:45—— 一架日军巡逻机在距离东京500至600海里的天空中，明确发现了2架敌方轰炸机。
看似万事俱备，只等迎击不速之客。然而就在此时，一些在战前准备中完全无法被算计进去的因素开始发挥作用了。战后，日本人曾多次炫耀他们是如何巧妙地把盟军玩弄于股掌之间的。由于盟军此前对日本带有一种高高在上的轻视，而日本人又刻意加深了这种印象。导致战争初期盟军与这支训练有素、飞行员经验丰富且武器装备并不落后的日军迎头撞击时，一时间陷入了极大的震惊。事实证明，这些岛国居民是在极其认真地准备战争，并且学到了不少真本事，只是他们此前一直在极力掩饰，直到最后关头才暴露锋芒。
又一幅中型轰炸机B-25“米切尔”从“大黄蜂”号航母起飞的画面。在这个大块头“米切尔”的衬托下，连航空母舰显得不那么庞大了。
然而……事实证明，日本人自己也严重低估了盟军。他们自诩为“战斗民族”，认为自己是最勇敢、最狡黠、最无与伦比的，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对手也拥有这些品质的可能。不出意料，在这样的心态下，日本人遭遇了他们完全不曾预料到的局面：
日军防空部队当时等待的是一场常规舰载轰炸机的袭击。这一思维定势自动将对手的范围限制在单发舰载轰炸机上（例如道格拉斯SBD“无畏”式），而这类飞机的作战半径相当有限（约为1500公里）。由于飞机在完成任务后必须返回航空母舰，这意味着美军航母机群的放飞点必须在某个特定距离内（大约400海里）。如此一来，日军就能极为精确地推算出美军的到达时间，并能在“野蛮人”编队飞临途中将其精妙截杀，或者退一步说，在他们返航时予以聚歼。
但是……
- 能料到吗？那些“野蛮人”居然能有如此惊人的创造力，不用单发飞机，而是改用双发重型轰炸机，并且还能让它们成功从狭窄的航母甲板上强行起飞。这当然料不到。
- 能料到吗？那些“野蛮人”竟然有足够的胆量做出“根本不返回航母”的决定，而是一路向前，把命运的大大半赌在运气上。这当然料不到。
- 能料到吗？那些“野蛮人”其实深知世上存在防空战斗机这回事。因此，他们在一暴露行踪后，索性在距离航母原本计划还要远200海里的地方提前起飞（从而大大提前了抵达目标的时间）；其次，他们没有像“正常”轰炸机那样在“正常”的高度飞行，而是全程进行超低空突防，几乎是贴着大洋的浪尖飞过来的。这当然料不到。
日本人最终在决断力、勇气、创造力和狡黠这些“战斗民族”引以为傲的特质上，把美国人全盘看扁了。结果自然是作茧自缚。
1942年4月18日13:00——比日军预估的时间整整提前了10个小时——16架美国B-25“米切尔”轰炸机贴着陆地、在仅约十几米的高度掠地飞过，此时日本人才终于肉眼发现了它们。然而日军猝然发现，各机场防空部队能动用的战斗机，竟然全是一些过时的破铜烂铁和教练机。这些飞机要么速度根本追不上B-25，要么飞行员缺乏经验。而那些已经在空中巡逻的日军精锐战机，由于飞得太高，竟然完全没有察觉到脚下掠过的美军。
当杜立特的“米切尔”编队在东京倾泻炸弹时，日本海军竟然没有一架战斗机升空拦截；而地面的零星防空炮火以及陆军航空兵几架战斗机的软弱反击，未能取得任何战果。
在空袭中，10架轰炸机攻击了东京，2架空袭了横滨，1架对横须贺进行了突袭，还有3架打击了神户。杜立特空袭总计击中了13个目标：包括钢铁厂、机械制造厂、化工厂、一座造船厂、两座发电厂、油库，以及停泊在港口内的轻型航空母舰“龙凤”号。根据日方数据，地面上共有50人死亡，400人受伤。
在没有遭遇任何组织严密的抵抗、且未损失一架飞机的情况下，中校杜立特率领的“米切尔”机群飞越了日本列岛，穿过海峡，抵达了亚洲大陆上空。轰炸行动大获成功。然而，此时各机组面前却摆着一个新的难题——由于飞机提前起飞，大陆方面对计划变更毫不知情，地面无线电台一片死寂。夜幕降临，暴雨如注，大部分飞机迷失了方向，在燃料耗尽后被迫选择降落。
在16架B-25轰炸机中，最终有15架抵达了大陆。其中4架被迫降撞毁，导致3人牺牲，7人受伤。其余11架飞机的机组人员选择在黑夜中跳伞，期间有8名美国飞行员不幸落入日军魔爪，其中4人在俘虏营中被折磨或处决。唯一成功迫降的是由爱德华·约克（Edward York）上尉驾驶的第16号机，该机也是唯一一架安全降落在苏联远东地区（海参崴附近的海参崴/乌纳希机场，即后来的“黄金谷”）的飞机。
起飞前夕的机组人员合影。前排：詹姆斯·杜立特（正驾驶）、理查德·科尔（副驾驶）；后排：亨利·波特（领航员）、弗雷德·布雷默（投弹手）、保罗·莱昂纳德（机枪手）。
为了参加杜立特空袭，B-25轰炸机进行了哪些改装？
还记得电影《珍珠港》中的经典一幕吗？机组人员们干劲十足地给自己的飞机进行极限减重，把所有“多余”的东西通通扔掉，甚至包括自卫武器。大体情况确实如此，不过在现实中，这些改装可不是在航母甲板上临阵磨枪，而是提前在陆地基地里精心完成的。
参与此次空袭的均为B-25B型“米切尔”轰炸机。在正常状态下，该机在满载2.8吨炸弹时的最大航程约为2100公里。为了执行这次超远距离的特殊任务，军方总共准备了24架飞机（实际改装完成22架），它们全部进行了以下脱胎换骨的改造：
- 精简机组人员：编制由标准的6人缩减为5人（去掉了下部炮塔射手）。
- 拆除下炮塔：彻底拆除了机身下部的遥控可收放双联装机枪炮塔。这不仅直接减轻了重量，还腾出了宝贵的内部空间。
- 加装除冰装置：在机翼和尾翼前缘安装了气动除冰套靴，以应对高空或恶劣天气飞行。
- 强化上炮塔防御：为机身上部的双联装机枪炮塔加装了额外的防弹装甲板，保护全机唯一的实用自卫火力点。
- 拆除联络电台：拆除了笨重且在无线电静默中毫无用处的远程联络收发报机，只留下了机组内部通话器。
- 极限扩容油箱（最核心改装）：
- 在轰炸机弹舱上部安装了一个160加仑（约605升）的折叠式辅助胶质油箱
- 在原本安装下炮塔的空位上，加装了一个225加仑（约852升）的金属副油箱
- 在机身后的通道内，还塞进了一个60加仑（约227升）的临时油箱（飞行途中需要由队员手动把油泵入主油箱，空了之后直接砸烂扔掉）。
- 通过这一系列连卷带塞的骚操作，飞机的燃油搭载量从原先的2.5吨近乎翻倍地提升到了4.3吨
- 真枪换假炮（欺敌战术）：拆除了尾舱的自卫机枪，但在尾椎处安装了两根涂成黑色的木制假枪管，以此在心理上威慑尾随咬尾的日本战斗机。
- 更换简易瞄准镜：拆下了当时美军视为最高机密的“诺顿”轰炸瞄准镜（防止坠机落入日军手中导致泄密），取而代之的是由机组成员查尔斯·格林宁（Charles Greening）用两块铝片和几根螺丝自制的简易“二十美分”瞄准具。事实证明，这种简易低空瞄准具在超低空轰炸时反而出奇地好用。
- 加装影像记录设备：在其中两架轰炸机上加装了电影摄影机，用于记录和评估实际的轰炸战果。
正是得益于这些几近疯狂的极限压榨与改装，据战后精确测算，每一架飞临东京上空的“米切尔”在整个空袭行程中，平均飞行了高达4170公里——这一数字足足是该型号原本设计航程的两倍！
由爱德华·约克（Edward York）上尉驾驶、编号为40-2242的B-25轰炸机。它是当天唯一一架成功降落在苏联国土上的战机。
为什么参加杜立特空袭的16架飞机没有全部选择在苏联领土降落？
乍一看这个问题确实很自然：既然明知道大陆半数领土已被日军占领，且夜间飞行面临几乎必然的机毁人亡风险，为什么还要把15架飞机送往生死未卜的大陆，而不直接飞往距离同样不远、位于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或纳霍德卡附近的苏联机场呢？
要知道，大多数B-25在大陆坠毁的核心原因，就是战火中的大陆军队无法为飞机提供持续的无线电导航引导；而苏联的远东机场完全有能力提供全天候的无线电导航。爱德华·约克上尉的16号机最终能够毫无悬念地安全降落，正说明了这条路线在技术上有多可行。
然而，原因恰恰在于当时苏联与日本并未处于战争状态。苏联的机场根本无法接纳盟国的飞机——万一这激怒了日本人，导致其开辟远东第二战场怎么办？别忘了，那是在1942年4月，德军主力正向斯大林格勒方向集结，苏德战场的根本性转折还无从谈起。苏联绝不可能去冒这样的战略风险。同样值得指出的是，美国方面也完全理解这一处境，因此对苏联没有提出任何责难。这就是全面战争下的地缘政治，各方都心知肚明。
至于约克上尉——正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或者说足够大胆）。尽管困难重重，他最终还是选择迫降在了苏联领土上。苏联为了履行1941年与日本签署的《苏日中立条约》所规定的义务，依法拘禁（国际法称“收容”）了这些飞行员。这个机组随后被送往奥汉斯克市（现俄罗斯彼尔姆边疆区）关押了8个月，之后又被转移到塔什干和阿什哈巴德。最终在1943年5月11日，在苏联内务部门暗中默许的“假逃亡”巧妙安排下，他们被安全送入英国在伊拉克的占领区，并由此辗转返回了美国。
现代数字绘画：《B-25空袭东京》（作者：霍华德·杰拉德 / Howard Gerrard）。描绘的是杜立特空袭期间，轰炸机在东京上空遭遇空战的惊险瞬间。
日本人是如何因美国人而报复的（浙赣战役 / 日方称“岁号作战”）
杜立特空袭结束后，日本陆军随之发动了战略性的“浙赣战役”（亦称“岁号作战”）。其核心目的之一，就是彻底摧毁大陆东部沿海各省的机场设施，防止这些区域再次被盟军用作轰炸日本本土的跳板。在这场战役中，日军不仅击败了部分大陆军队，更为了杀鸡儆猴、恐吓任何敢于帮助日本之敌的人，对当地的和平居民实施了难以想象的残暴暴行。
包括江西宜黄、南城在内的数个城镇和居民点被彻底从地球上抹去。对平民的杀戮无不伴随着惨无人道的折磨，城市和村庄被付之一炬。而且，日军的目标根本不是长期占领这些地区——他们采用极端的焦土政策，只是为了毁灭所有能触及的一切，随后便继续推进。据我方估计，在这场浩劫中惨遭杀害的平民人数高达25万人。
在这场疯狂的报复中，日本帝国陆军全方位动用了细菌战部队。他们蓄意往水井里投毒，并在大片区域内“播种”炭疽杆菌、伤寒、霍乱以及鼠疫等烈性传染病孢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无差别投毒加上战场管理混乱，在这场细菌战的死难者名单中，居然也包含了大约1700名日本自家士兵。
作为这场屠杀25万平民战役的日军总指挥，畑俊六（Shunroku Hata）于1948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罪名是“未能阻止暴行”。然而，随着冷战的爆发，在当时的国际政治环境下，他似乎又成了一个“颇具战略价值的骨干”，于是在1954年便获得了假释。
那么，杜立特本人后来的命运如何？
至于行动的总指挥哈罗德·詹姆斯·杜立特中校（1896年12月14日—1993年9月27日），则毫无疑问成了一位真正的传奇英雄。他早年间就是一位卓越的王牌飞行员（1917年便加入航空队，1929年更是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首次全仪表“盲飞”飞行，并在世界上首次实现了舰载机的盲降）。到了40年代，他又展现出了极其出色的组织与统筹才干。
正是得益于他充沛的精力与不懈的努力，“米切尔”轰炸机突袭日本的行动才得以成功实施。而詹姆斯本人更是身先士卒，亲自驾驶1号机参与了空袭。
在轰炸后他幸运生还并免于被俘。回到美国后，他被破格直接晋升为准将，并被授予了美国最高军事荣誉——荣誉勋章。此后他转战各大战场，先是在摩洛哥等北非战区指挥作战，随后在1944年诺曼底登陆、欧洲第二战场开辟后，升任大名鼎鼎的美国陆军第八航空队司令，继续对纳粹德国进行战略轰炸，直至1945年战争结束。
战后的詹姆斯·杜立特在商界与科研领域同样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他曾担任过壳牌石油公司（Shell Oil）的副总裁，随后出任了美国空间技术实验室主任，以及活跃在航空航天前沿领域的TRW公司高管。此外，他还曾担任美国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NACA）主席，并作为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的成员，积极参与了国家情报与安全事务。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