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28日凌晨，美以联合空袭伊朗，行动代号分别为“史诗狂怒”（Epic Fury）与“咆哮之狮”（Operation Roaring Lion）。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战演说中宣称，“我们的目标是捍卫美国，通过消除来自伊朗政权的邪恶团体”，并称伊朗政权为“恐怖主义代理人”。在演说结尾，他公开鼓动伊朗反对派“接管政府”。
2026年2月28日，特朗普就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打击发表声明。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名字完全不像常规军事行动命名所采用的军事术语或历史典故。在很多非犹太基督教信徒看来，这两个名字甚至反倒像摇滚乐队专辑或者好莱坞末日电影标题。实际上，它们直接脱胎于美国新教福音派（evangelicals）末世论的话语叙事。美国的军事行动代号“史诗狂怒”，令人联想到《圣经》中提到的“上帝之怒”，是上帝在末日审判中对邪恶施行的最终制裁。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代号“咆哮之狮”则直接出自《圣经·旧约》，意指“神的权威与审判”。而2025年的“午夜之锤”（Operation Midnight Hammer）打击行动，也让人联想到在《圣经》中，午夜常代表神的审判时刻（出埃及记 12:29）与耶稣末世惊醒的比喻（马太福音 25:6），而锤子则直接象征上帝的无上力量。
与此同时，一个更古老的神学名词开始在白宫、五角大楼和福音派基督徒的社交媒体上高频出现：“歌革与玛各”（Gog and Magog）。根据《以西结书》第38—39章的预言，“歌革”是来自北方的强大统治者，“玛各”是他的土地。他将联合波斯、古实、陀迦玛大举进攻以色列。上帝将亲自出手毁灭这支联军，从而开启最后的审判和耶稣再临。
在许多新教福音派信徒眼中，“歌革与玛各”不是三千年前的古代寓言，而是一份正在今天刷新的日程表。伊朗就是“波斯”，俄罗斯就是“玛各”，土耳其则扮演着“陀迦玛”的角色。现在美以对伊朗动武，就是为“歌革之战”搭建舞台，甚至直接触发“歌革之战”，从而离《启示录》中许诺的“千年神国”越来越近。[1]
由此，鉴于新教福音派一直是特朗普的铁杆基本盘，如果不从新教福音派的角度去解读这场战争发动的动机，则不仅失之片面，甚至难以把握战争发动的真正逻辑。然而，特朗普行为逻辑背后的宗教因素，在国内研究中却往往付之阙如。因此，本文虽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文章，但也希望通过梳理福音派末世叙事与现实政治的互动关系，以更完整地理解美伊冲突背后的真正逻辑。
一、新教福音派的末世论叙事起源
想要理解当代美国部分新教福音派群体对中东战争、以色列及伊朗问题的特殊态度，必须首先理解一种在20世纪美国宗教文化中影响极大的神学体系，即“前千禧年时代论”（Premillennial Dispensationalism）。这一理论不仅塑造了美国福音派的重要末世想象，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美国保守主义政治文化中的外交观念与地缘政治认知。
《启示录》第20章中关于无尽福分的“千年国度”（Millennium）的描述，长期以来构成基督教末世论争论的核心。围绕基督再临与“千年统治”的关系，基督教历史上逐渐形成了三种主要解释传统：前千禧年主义（Premillennialism）、后千禧年主义（Postmillennialism）与无千禧年主义（Amillennialism）。其中，前千禧年主义对世界持悲观否定态度，认为人类历史将在持续败坏与灾难中走向终结，世界将经历“大灾难”（Great Tribulation），随后基督再临，并建立现实性的千年国度。在前千禧年派里，又分关于教会是灾前被提、灾中被提和灾后被提的不同观点。其中，前千禧年时代论明确采纳并坚持教会在灾前被提的立场。后千禧年主义则对世界持乐观态度，倾向认为人类现在就在千禧年的国度中，教会就是这国度的象征，等到教会把福音传遍世界，最终就将迎来基督再临。无千禧年主义则通常将《启示录》中的“千年”视为象征性的属灵概念，即基督在信徒生活中的主权统治，而非现实中的政治王国。传统主流教会，包括天主教、东正教以及多数历史悠久的新教宗派，大多倾向于无千禧年主义或象征性解释。
四种基督教千禧年主义理论的对比。第一种为前千禧年主义（灾后被提），第二种为前千禧年主义时代论（灾前被提），第三种为后千禧年主义，第四种为无千禧年主义。
为美国大部分新教福音派所信仰的时代论属于前千禧年主义内部一个高度强调字面理解的现代分支，形成于19世纪，其核心内容可以被归结为一张按图索骥的特殊“时间表”。1820—1830年代，英国牧师约翰·纳尔逊·达比（John Nelson Darby）以字面解释为基础，提出了一套全新的圣经解读框架：上帝在历史中安排了不同的“时代”或“管理体制”，在每个时代中，上帝以不同的方式与人类打交道。
1909年，美国牧师赛勒斯·斯科菲尔德（Cyrus I. Scofield）出版《斯科菲尔德研读版圣经》（Scofield Reference Bible），将达比的思想系统化，将达比的思想系统化为“七个时代”的教义，具体包括：第一，“无罪时代”（Innocence），即从亚当受造到伊甸园堕落之前，人类处于纯洁无罪状态，上帝要求人顺服唯一禁令，最终因偷食禁果而失败；第二，“良心时代”（Conscience），即从人类堕落到诺亚洪水时期，人类依靠道德良知生活，但最终因普遍败坏而遭洪水审判；第三，“人类政府时代”（Human Government），从洪水之后到巴别塔事件，人类开始建立政治共同体与统治秩序，但最终因傲慢与悖逆而受到语言混乱的惩罚；第四，“应许时代”（Promise），从亚伯拉罕蒙召到摩西律法颁布，上帝通过与族长立约引导以色列民族，但人的不信与背约仍导致流亡与苦难；第五，“律法时代”（Law），从西奈山律法到基督降临，人类在摩西律法约束下生活，但最终仍无法真正实现救赎，因此以基督受难作为转折；第六，“恩典时代”（Grace），亦称“教会时代”（Church Age），从基督复活至未来“被提”（Rapture）发生之前，人类凭借信仰与恩典得救，这是斯科菲尔德认为当下世界所处的阶段；第七，“千禧年国度时代”（Kingdom），即基督再临之后在地上建立为期一千年的统治，最终进入永恒国度。[2]
尽管七个时代的神学细节极为复杂，但它的核心叙事可以简化为一个公式：历史并非持续进步的过程，而是一系列“启示—堕落—审判”的循环。斯科菲尔德特别强调，每一个时代都包含三项基本结构：其一，上帝给予人类新的启示与责任；其二，人类在试炼中失败；其三，上帝实施相应审判。无疑，在斯科菲尔德的解释中，人类正在第六时代，并且向着第七时代不断前进。这一版本在20世纪美国基要派与福音派中影响极大，也使“时代论”逐渐成为美国宗教保守主义最重要的释经框架之一。时代论最大的思想影响，在于它改变了美国新教徒对历史的理解：历史不再是不断进步的，而是不断走向败坏与末世灾难。因此，美国保守主义新教徒天然对现代自由主义、国际主义与世俗进步观保持怀疑。[3]
时代论的核心解读特征，在于其高度字面主义（Biblical Literalism）的圣经解释方法，而这与美国宪法学界的宪法原旨主义（Constitutional Originalism）解读精神并无差异。时代论者通常认为，《但以理书》《以西结书》《启示录》等末世预言并非象征性文本，而是对未来历史事件的精确预告。因此，圣经的一切预言，都必须在字面上应验。[4]而这显然与主流教会的解读方法不符。基督教历史上的主流解经传统普遍认为，《圣经》预言往往具有多重解释层次，其应验既可能体现为历史性的实现，也可能包含基督论、教会论、属灵性或末世性的意义，未必都会严格按照字面意义在现实中应验。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新教福音派的这种末世论体系在许多世俗观察者看来十分荒诞不经，但其内部神学逻辑实际上具有相当严密的解释结构与神学理路，甚至可以被称为“基督教原教旨主义”（Christian originalism）。
首先，福音派尤其是时代论福音派完全继承了《圣经》的“预言应验”传统。他们认为，耶稣本人便不断借助《旧约》经文证明自身的弥赛亚身份，例如援引《以赛亚书》《但以理书》《诗篇》等文本，强调先知预言必须逐项实现。根据《路加福音》24:44的记载，在耶稣复活后，对门徒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因此，在这种神学传统中，历史被视为一个不断验证神圣预言的过程，现实政治事件也自然被纳入“预言—应验”的框架之中。换言之，时代论者并不认为自己是在“随意联想”，而是认为自己是在按照《圣经》内部已经存在的预言结构，对现实进行“按图索骥”式的解释。
其次，这种解释方式与16世纪宗教改革以来的新教释经传统密切相关。宗教改革最重要的神学原则之一，即“唯独圣经”（sola scriptura），主张《圣经》而非教会传统或教皇权威，是基督教信仰与实践的最高依据。[5]马丁·路德在与罗马教廷的论战中明确指出，任何宗教权威都必须接受《圣经》的检验，而不能凌驾于《圣经》之上。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新教逐渐形成了一种强调个人阅读经文、直接面对上帝启示的宗教文化。尽管其原初目的是限制教会权威，而非鼓励无限制个人解释，却客观上为后来福音派尤其是美国基要派的自由释经提供了制度与思想空间。[6]在美国宗教文化中，由于不存在类似欧洲国教会那样的统一神学权威，地方牧师、布道家与圣经教师得以形成高度分散化的解释共同体。在这一背景下，从约翰·纳尔逊·达比到赛勒斯·斯科菲尔德的时代论体系，实际上正是19世纪英美新教“个人释经权”不断扩张的结果。许多福音派信徒因此认为，自己的末世论解释并不需要依附传统教会权威，而只需要证明其符合经文本身即可。[7]
在20世纪后半叶以后，时代论进一步借助大众传媒进入美国主流文化。电视布道、基督教广播网络、大型超级教会以及畅销书出版，共同推动了这一神学体系走向大众化。其中，蒂姆·拉哈耶（Tim LaHaye）与杰里·詹金斯（Jerry B. Jenkins）合作创作的《末日迷踪》（Left Behind）系列小说影响尤为巨大。该系列累计销量超过数千万册，通过通俗小说形式，将“被提”“敌基督”“哈米吉多顿”等末世叙事植入美国大众文化，并进一步强化了部分福音派群体将中东战争视为末世征兆的观念。[8]由此，时代论在当代美国，已经成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影响力显然不容小觑。
二、新教福音派“时代论”的现实指向
19世纪后期以来，随着时代论神学在英美新教福音派中的传播及其与犹太复国主义思潮的结合，犹太民族复归巴勒斯坦逐渐被纳入时代论末世预言的解释框架。20世纪中叶以色列建国后，这种联系进一步强化，许多福音派信徒将其视为《圣经》预言的重要历史应验。在这一背景下，基督教锡安主义（Christian Zionism）逐渐发展成为美国宗教保守主义的重要政治思潮，塑造了数百万美国福音派信徒对于中东问题、以色列国家以及美国外交政策的认知框架，对美国保守派政治运动产生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9]
具体而言，时代论体系有着清晰且独特的救赎叙事逻辑，为其后续解读所有中东地缘冲突提供了核心理论支撑。该体系核心主张为，上帝在人类历史中设定了两条既平行又相互关联的救赎线索，一条指向“以色列”，一条指向“教会”，二者各有专属使命与时间进程。教会时代（新约恩典时代）结束后，上帝将暂停面向普世教会的救恩工作，重新将救恩重心转回犹太民族，依托以色列这一民族实体推进末世最终历史进程。基于这一核心教义，以色列在时代论神学中拥有无可替代的特殊救赎地位，也成为末世预言能否顺利应验的核心载体。
正因如此，1948年现代以色列复国、1967年六日战争后以色列掌控东耶路撒冷，被广大持时代论立场的福音派信徒视为《以西结书》第36—37章的应验，并认定为末世预言落地的两大标志性节点，是“圣经时钟”重新为以色列启动的核心信号。自此之后，以色列参与的每一次中东战争、中东地区的重大地缘冲突，都不再被视为普通的国家利益博弈与地缘政治对抗，而是古老圣经预言在现实中逐条应验的证明，是末世终末决战（哈米吉多顿之战）的铺垫。
值得一提的是，伴随20世纪中后期中东局势迭代、美国全球战略调整，时代论的“末世敌人地图”也随之不断更新，形成了动态适配现实政治的解读体系。冷战时期，美国福音派的末世文学普遍将苏联视为《圣经》中“歌革与玛各”所代表的邪恶势力。而苏联解体后，时代论的末世叙事核心对标对象快速转移至中东反美政权。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后，由于萨达姆自比为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据《圣经》记载，其曾攻陷耶路撒冷、摧毁第一圣殿、发动“巴比伦之囚”）的“现代继承人”，加之其在伊拉克的残暴统治，美国大量福音派信徒将萨达姆政权视作圣经“敌基督”的现世化身，将美国对伊拉克的军事打击解读为上帝清扫末世障碍、推进预言应验的正义进程，为美国的军事干预赋予了浓厚的神学正当性。同理，在时代论的解读逻辑中，利比亚卡扎菲政权的覆灭，同样是末世预言逐步推进、邪恶势力逐一被肃清的现实征兆，是圣经预言的进一步印证。[10]
进入21世纪后，伊朗逐步取代伊拉克、利比亚等国，成为时代论末世叙事的核心敌对主体，美伊冲突也成为福音派解读末世进程的核心观测对象。在所有末世预言文本中，《以西结书》第38—39章关于“歌革与玛各”的叙事，成为新时代解读美伊对抗的核心神学依据。经文中记载，在以色列成功复国之后（第36—37章），来自“北方”的“歌革”将率领“波斯”“古实”“陀迦玛”等联军进攻以色列，上帝将以超自然力量击溃敌军，为哈米吉多顿大战、最终审判与耶稣千禧年统治铺路。当代时代论释经体系明确将“波斯”对应当代伊朗，“陀迦玛”对应土耳其，部分信徒还将“玛各”“罗施”解读为俄罗斯，构建出以伊朗为核心的末世敌对联盟叙事。[11]
目前，基督教福音派时代论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是大型福音派组织“基督徒支持以色列联盟”（Christians United for Israel，CUFI）创始人约翰·哈吉（John Hagee）。哈吉长期以末世预言解释中东政治，并反复将伊朗与《以西结书》中的“波斯”相联系。在其布道与公开讲话中，中东战争常被描述为“预言正在应验”的征兆，其著名的“血月四连”（Four Blood Moons）理论，也曾在美国福音派内部引发广泛关注，使部分信徒相信天象变化预示着末世正在临近。2026年3月1日，恰逢以伊冲突持续、普珥节临近之际，哈吉在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磐石教会，发表题为《上帝即将到来的“史诗之怒”行动》的专题讲道。他在数千名信众面前明确宣称：“从预言的角度来看，我们正好踩在时间节点上（Prophetically, we're right on cue）。”在后续祷告中，他进一步祈求“全能的上帝被带上战场”，让“锡安的敌人和美国的敌人在众人眼前被毁灭”。此外，在这次布道中，哈吉为这场战争赋予的圣经依据，远比“歌革与玛各”更加具体。在哈吉的解读中，伊朗（古代波斯）在圣经中出现在以斯帖记的叙事里。犹太王后以斯帖挫败了波斯宰相哈曼灭绝犹太人的阴谋。普珥节（Purim）正是纪念这一拯救的节日。而2026年的战争恰好发生在2026年的普珥节（2026年3月2日）前后。哈吉认为，这显然不是巧合，而是“上帝用日月星辰向人类发送信号”。[12]
约翰·哈吉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他将带来一篇题为《上帝即将到来的“史诗之怒”行动》的讲道，探讨《圣经》对伊朗的预言、为何以色列是上帝预言时间线的核心，以及上帝如何承诺亲自介入。
然而，这种解释方式始终存在巨大争议。传统主流教会通常认为，《以西结书》中的“歌革与玛各”象征的是邪恶势力对上帝子民的攻击，而非现代民族国家的精确对应。许多圣经学者也指出，《以西结书》所描述的“安然居住、没有城墙之地”与现实中高度军事化的现代以色列存在明显差距。此外，从冷战时期的苏联到今天的伊朗，所谓“歌革联盟”的成员名单不断变化，也使批评者质疑时代论实际上是在用不断变化的国际政治去重新定义经文，而非从经文本身得出结论。
三、权衡的天平：特朗普如何再次上演“交易的艺术”
如果说新教福音派的末世论叙事为美国部分保守派选民提供了一套理解中东冲突的宗教框架，那么特朗普则展现出了将这种宗教情绪转化为政治资源的能力。在伊朗问题上，特朗普的决策固然受到国家安全、盟友关系、地区战略以及国内党派竞争等多重因素影响，但从选举政治的角度观察，其背后同样存在着一套清晰的政治计算：即如何在承担有限政治代价的同时，最大程度巩固自身最重要的支持基础。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针对2024年总统大选的统计，福音派基督徒约占美国成年人口四分之一，是美国规模最大的宗教政治群体之一，且是特朗普最坚定的支持群体，其支持率远高于美国社会平均水平。同时，白人主流新教徒与白人天主教徒也整体表现出偏向共和党的投票倾向。与之相对，民主党的支持基础则更多集中于少数族裔基督徒、宗教少数群体以及无宗教信仰选民。更值得关注的是，宗教参与程度越高的选民，越倾向于支持特朗普，而这一趋势在2016年、2020年与2024年三次总统大选中均保持了相当程度的连续性。[13]这意味着，对于特朗普而言，宗教保守派并非普通意义上的支持者，而是其政治联盟中最稳定、最可靠的组成部分。
在美国两党极化不断加深的背景下，许多选民的政治立场已经高度固化。部分自由派选民无论特朗普采取何种外交政策，都不太可能转而支持共和党；而部分温和中间派选民虽然可能因战争问题产生不满，却未必会因此积极参与投票。[14]相较而言，白人福音派选民不仅支持度高，而且拥有极强的投票纪律性、组织动员能力以及长期政治参与意愿。正是在这样的政治结构下，特朗普所需要权衡的重点，往往并非如何争取那些本就难以争取的反对者，而是如何持续维系核心支持群体的政治热情。从这个意义上说，中东政策尤其是伊朗问题，便成为其巩固基本盘的重要工具之一。
事实上，特朗普与福音派之间的政治联盟并非始于伊朗问题。早在2016年竞选期间，大量福音派领袖便公开支持特朗普，尽管其个人生活方式与传统福音派道德标准存在明显差异。许多福音派选民最终选择支持特朗普，并非因为其符合宗教领袖的理想形象，而是因为其承诺捍卫他们所关注的政治议题，包括反堕胎、宗教自由、保守派法官任命以及坚定支持以色列等。对于这些选民而言，特朗普更像是一位不完美的“居鲁士大帝”，仅仅是上帝借不完美之人而实现政治目的的器皿。[15]
显然，特朗普对此也有着充分认识。执政期间，白宫频繁邀请福音派牧师举行祈祷活动，众多福音派领袖获得前所未有的政治影响力。与此同时，特朗普不断在公开讲话中强调美国的基督教传统、宗教自由以及保守价值观，并将自己塑造为抵御世俗主义与进步主义浪潮的重要力量。在政策层面，从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推动美国驻以色列使馆迁往耶路撒冷，到退出伊朗核协议、实施“极限施压”战略，再到持续强化美以战略合作关系，其诸多重大外交决策都与福音派长期倡导的政治议程高度契合。
而在2026年的美伊冲突中，特朗普所面对的并非单纯的外交决策，而是一场涉及国内政治收益与风险的权衡，再次上演了其长期标榜的“交易的艺术”（The Art of the Deal）。军事行动可能引发部分独立选民的不安，也可能造成短期支持率波动；但另一方面，强硬的对伊政策却能够向福音派以及亲以色列选民释放清晰信号，即特朗普仍然是他们价值诉求最坚定的捍卫者。这恰恰体现出特朗普政治风格中最鲜明的特征，即其并不总是追求最大范围的社会共识，而更倾向于通过强化核心支持群体的认同感来维持政治优势。在这种逻辑下，全国民调的波动固然重要，却未必是决定性的因素。真正关键的是，那些愿意持续捐款、参加集会、参与基层组织活动并最终走进投票站的核心支持者是否依然坚定。
参考资料：
[1] https://www.reuters.com/world/middle-east/evangelicals-amplify-trumps-religious-framing-iran-war-2026-04-08/
[2] LeAnn Snow Flesher,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Premillennial Dispensationalism,” Review & Expositor, Vol.106, No.1, 2009, pp.35-45.
[3] Ernest R. Sandeen, The Roots of Fundamentalism: British and American Millenarianism, 1800–193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4] Crawford Gribben, “Wrongly Dividing the Word of Truth: Protestant Hermeneutics and the Dispensational Division of History,” Journal of Ecclesiastical History, Vol.36, No.1, 2005, pp.73-92.
[5] Matthew Barrett, God’s Word Alone: The Authority of Scripture—What the Reformers Taught and Why It Still Matters,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2016.
[6] Maarten Wisse, “Contra et Pro Sola Scriptura,” in H. Burger, A. Huijgen and E. Peels, eds., Sola Scriptura: Biblical and The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Scripture, Authority, and Hermeneutics, Leiden: Brill, 2018, pp.19-37.
[7] Nathan O. Hatch, The Democratization of American Christiani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8] Paul Boyer, When Time Shall Be No More: Prophecy Belief in Modern American Cultu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9] Stephen Spector, Evangelicals and Israel: The Story of American Christian Zion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10] Daniel G. Hummel, Covenant Brothers: Evangelicals, Jews, and U.S.-Israeli Relation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9.
[11] https://cbn.com/news/world/irans-fatal-error-how-demonic-regime-might-trigger-end-times-prophecy
[12] https://asiatimes.com/2026/03/pulpit-to-pentagon-the-evangelicals-who-see-iran-war-as-gods-plan/
[13] https://www.pewresearch.org/politics/2025/06/26/voting-patterns-in-the-2024-election/
[14] Donald P. Green, Bradley Palmquist and Eric Schickler, Partisan Hearts and Minds: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Social Identity of Voter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1-11.
[15] Anand Edward Sokhey and Paul A. Djupe, eds., Trump, White Evangelical Christians, and American Politics: Change and Continuit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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